作者:王静根
1944年夏天收获后,鲁西南定都县期间大队成功地进行了粮食拦截战斗,被日伪军带回了要运到菏泽的大量粮食。
战后打扫战场时发现随运粮车而行的还有11名伪军官太太,战士们遂把她们同俘虏和粮食一块儿带回了根据地。没想到,定陶伪军以此大肆造谣说“八路军也抢女人了”。定陶基干大队大队长程树勋审时度势,见招拆招,最后不仅粉碎了敌人的谣言,还利用此事从敌人监狱中救出了25名被关押的革命干部……截粮战斗后的“意外收获”
1944年7月1日早上7时许,鲁西南定陶县城西一条较为宽阔的乡道上,几百匹骡马驮拉着100多辆装满物品的大车,逶迤西行。大车的两旁是定陶县基干大队数百名荷枪实弹的战士,他们一边牵引着骡马前行,一边机警地观察着道路两旁的一村一寨、一草一木。
原来,定陶县基干大队这天拂晓时分刚打了一场大胜仗,在定陶县城北6公里处的仿山,夺得10多万公斤小麦和其他物资,击毙负责押运的伪军中队长贾相亭,毙俘伪军50余人,同时俘获11名伪军官家属。此战是冀鲁豫边区抗战史上我抗日军民夺粮最多的一次战斗。
车队刚过邓庄村,十多个骑自行车的人便意气风发地赶了上来,最前头的那人戴着一副眼镜,年纪约五十开外,腰间别着两把手枪,他就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定陶县基干大队大队长程树勋。仿山截粮战斗打响后,他亲自带领车骑班的部分战士在县城北门和附近的魏庙村,承担吸引和阻击敌人援兵的重任,完成阻击任务并成功甩掉敌人后,他带领大家从后边赶上了大部队。
定陶县抗日游击大队自行车队(中间穿长衫者为程树勋)
“这下好了,我们定陶人民的血汗粮终于又回来了!”程树勋和车骑班的战士们经过运粮车队时,望着大车上堆得高高的一袋袋粮食,心情都格外振奋。
“让我们下去,我们要回县城……”当程树勋经过两辆带顶棚和围布的大车时,车内突然传出女人的叫喊声。
“这是怎么回事?”程树勋十分吃惊,连忙询问前来接应他的大队副政委何舟。
“我问过俘虏了,这几个是定陶伪军军官的家属,她们认为定陶城小,不安全,想利用这次重兵护运粮食到菏泽的机会,逃到那里。没成想……”何舟轻蔑地笑了一声,接着说:“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发现了她们。撤离战场时,我曾想只把粮食和俘虏带走,把她们丢在那儿,后想想不妥,就把她们一块儿带来了。这一路上,我还寻思着,把她们带到根据地到底好不好,说不定会成为我们的累赘……不行的话,现在就把她们放了吧!”
“哦……还真是个意外收获。”程树勋皱了一下眉头,想了想说,“你的决定没有错。要是不把她们一块儿带走,我们撤离战场后,她们遇到土匪或者其他坏人就麻烦了。另外,这到处兵荒马乱的,在这儿放了恐怕也不好,她们万一不能安全回到县城怎么办?到时候,我们纵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把她们带回根据地吧!我们安排信得过的姐妹照顾,男同志一律不得无故靠近……这些人,说不定对我们还大有用处哩!”
时间不长,车队就到了定陶城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堡垒村——大王庄,程树勋等人根据县委和抗日县政府的预先布置,将粮食等物资交与根据地有关负责同志统一安排,并把俘虏和伪军官家属也都一一做了妥善安置。
“报告大队长,范力全派人来了,我们问他什么事,他怎么也不肯说,非要见您……”当天晚上,程树勋、何舟和副大队长潘凤举等大队中队长以上干部,正在大王庄的临时指挥部召开会议,总结早上的截粮战斗,研究如何处置11名伪军官家属。程树勋在会上刚开始发言,就接到警卫员小刘的报告。
1943 年9 月,定陶县游击大队主要干部合影。左起孔令芹、郭根牛、程树勋、何舟、李丕芝
“呦,这个范力全,搞这么神秘干啥?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少花花肠子!”程树勋轻轻哼了一声,摆了一个手势,示意会议暂停,喊上潘凤举、何舟来到西厢房,命令范力全派来的人进屋面谈。范力全是定陶县伪军大队长。程树勋带兵多年,深知及时掌握敌情的重要性,他同范力全交手多次了,范还是第一次派“专使”直接同他联系,他不能不给予应有的重视。
来人是个30多岁的干巴小个子,姓何,是范力全手下最能说会道的一个小队长。他一进屋,一双小眼睛一边滴溜溜乱转,一边问道:“哪位是程大队长?”
“我就是,范力全派你来有何贵干?”程树勋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气答道,声音平和却不失威严。
“是这样,首先祝贺你们夺粮取得胜利!再就是,我们范大队长对您有个小小请求……”这小子抬头观察了一圈屋内人的神色后,继续说道:“贵军今早在仿山夺粮时,不是抓……不对,不对,是俘虏……俘虏了我们11名军官太太嘛,范大队长的意思是,贵军能否高抬贵手,放她们一条生路?”
“原来是这个啊!小事情,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优待俘虏。同我们真刀真枪打过仗的人,我们都优待,更不用说你们的家眷了。她们的吃住和安全,均不用你们担心!”
“那是,那是,贵军是仁义之师,敝人焉能不知!既然如此,那就请您下令放了她们,随我一块儿回县城吧!”这家伙故意把“仁义”两字说得很重,两只小眼睛中闪出一丝狡黠。
“仁义归仁义,但我们决不会做愚蠢的宋襄公。她们这些人,是不是做过破坏抗战的事情,是不是有血债,我们还都没有调查清楚。现在让我们仓促放人,办不到!请回去转告你们的范大队长,我们都是中国人,让他今后少干点助纣为虐的事情。否则,我们的枪子儿可不认人!”程树勋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一边轻轻地摇着扇子,不怒自威。
“好的,敝人一定转达,一定转达……”姓何的伪军小队长擦拭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连忙灰溜溜地走了。
“这11名伪军官太太中,一定有对范力全极为重要的人。不然,他不会火烧屁股似的派专人来求告我们。”望着那家伙离去的背影,潘凤举轻声对程树勋说。
“嗯,我也有此预感。我们暂且不去管他,继续开会!”程树勋说道。
程树勋决定要闯“龙潭虎穴”
次日上午,刚吃过早饭,县城里3名有头有脸的士绅突然造访大王庄,也是指名要见程树勋。程树勋接见了他们。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亦是为了那11名伪军官太太而来。
这一次,有位士绅不慎说漏了嘴,说范力全平时极为宠爱的小老婆也在那11人中。“娇妾”蒙难,范力全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大早就把他们请了去,非要他们来大王庄跑一趟不可。
程树勋心想,范力全越着急越好,我们正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做篇文章,营救出近一段时间被日伪军抓去的20多名革命干部。原来,营救这些被捕同志出狱,是县委最近交给基干大队的一项新任务。昨天晚上,大家研究到深夜,一致认为,释放伪军官太太可以,但范力全也必须得将我们的人全部放回来。
于是,程树勋对士绅们说道:“太太们中间是不是有坏人,我们正在调查,现在放她们回去为时尚早。再说,这件事已经上报了县委,我个人不能擅自做主。但有一点请诸位放心,我们一定保证她们的安全。”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条件,范力全抓了我们20多名同志,必须全部放回来!”
程树勋的这个条件,士绅们自然无人敢做主,只好说回去后一定转告范力全。
眼见要人无望,一个士绅驱前一步靠近程树勋,压低声音说:“现在城内到处传言八路军也抢女人了,贵军若不放人,舆论恐怕对你们很不利。”
“这一点我们早想到了,但黑的白不了,白的黑不了,这应该是别有用心之人的诡计,我们不怕。”程树勋信心满满地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把她们撂在荒郊野地,最担心的反倒是我们了,因为她们有点意外我们就说不清。我们这么做,完全是出于保护她们的目的。诸位如果不放心,可以亲自去同她们见上一面。”
程树勋的这一提议,正中士绅们的下怀。他们说这样也好,虽然救人未成功,但回去也算对范力全有个交代。
在一个农户家中,士绅们见到了那11名伪军官太太。她们众口一词:吃得很好,休息得也不错,八路军不曾有一人对她们无礼。士绅们这下放了心,高高兴兴地回去复命了,“八路军抢女人”的谣言很快不攻自破。
“大队长,不好了,我们又有一个同志在城南万庄被汉奸抓走了。”士绅们刚走,一名侦察员一头闯了进来。程树勋简单问了一下,立即派熟悉万庄一带情况的侦察员张文显前去探明情况。
当日中午,张文显先后找到万庄乡乡长万继波、潘庄乡乡长张景合查问情况。原来,县委司务长袁兴林去万庄征收公粮款途中与伪军们遭遇,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抓去,敌人声言日内就要将袁兴林活埋。
程树勋一听心急如焚,后冷静下来细一分析,判断这应该又是敌人的诡计。于是,他与同志们简单商议了一下,也放出风去说,范力全如果胆敢杀害袁兴林,我们会让他后悔一辈子!
就这样,双方一来一往,打起了心理战!
一天过去了,两天也过去了,那边袁兴林毫发未损,这边基干大队也不放人。到第三天的时候,范力全撑不住了,主动给程树勋捎信说,当晚8时要在县城他自己的指挥部与程举行秘密谈判。
“这小子一定是以为我不敢进城,想出的又一诡计……”程树勋同潘凤举、何舟商议,末了,他果断决定:按时赴约。
潘凤举、何舟连声阻拦,说这段时间把范力全“修理”得够呛,担心他狗急跳墙,做出对程树勋安全不利的举动。
“时间紧迫,只能如此了。虽说咱刚打了他个伏击,敌人非常恨我们,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非常怕我们。再说,我们手下还扣着他们一班太太,料他们不至于把我怎么样。万一发生意外,也算我对得起被敌人抓去的同志了!就这样办吧,你们不要再说什么了。”程树勋坚定地说。
潘凤举、何舟见程树勋已经下定决心,只好都点头同意了。
程树勋生于1889年,是定陶县大刘楼村人,出身贫寒,性格倔强。青年时期揭竿绿林,闯荡江湖,杀富济贫,深得民望。因受当地劣绅及歹徒陷害,他曾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结识了同被关押的中共地下党员郑尔拙,受其启发影响,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1938年5月14日,日军侵占菏泽城,全城被杀者2000余人。5月15日,日军侵入定陶等县,国民党定陶县长姚崇礼随即弃城而走,程树勋逃了出来。回到家乡的程树勋心怀民族义愤、国恨家仇,响应中共团结抗战的号召,很快在定陶西南一带组织起一支几十人的抗日武装。
1938年底,程树勋率部加入了王道平领导的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并任司务长,主管部队军需及后勤。不久,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陇海支队,他任支队参谋。
1939年春,程树勋受组织委派,回定陶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抗日武装。7月,他在城西力本屯村成立了定曹抗日游击大队,并担任大队长。
不久,程树勋率部参加了鲁西南地委所在地的“红三村”保卫战,他们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并利用旧关系,动摇、分化、瓦解敌人,减轻了“红三村”的压力,为“红三村”保卫战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程树勋像
1944年3月,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和鲁西南军分区指示,程树勋领导的定陶县抗日游击大队(1943年,定曹抗日游击大队改名为定陶县抗日游击大队)与定陶抗日县政府直辖的县大队,合并为定陶县基干大队,程树勋担任大队长,县委书记杨用信兼政委。
多年来,程树勋坚持依靠群众,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率部同日、伪军巧妙周旋,端炮楼,除汉奸,常常搞得敌人晕头转向、损兵折将,而他领导下的抗日队伍却越战越强,日渐壮大,由最初的几十人扩大到500多人。
多年刀口舔血的军旅生涯,使程树勋磨砺出胆大心细又干脆果断的作风,虽多次身处险境,最后均有惊无险,全身而退。潘凤举、何舟深知他向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因此才没有继续阻止他进城。
这天午饭后,程树勋就开始乔装打扮,只见他身着黑洋布长袍,手拿罗汉珠文明棍,戴着金丝圆框眼镜、白色凉纱礼帽,一眼望去,活脱脱一个地方乡绅。
然后,他骑上一头小黑毛驴,带着一名化装成随从的警卫员就出发了。行前,他根据事前研究的预案,让通信员通知一中队中队长孔令芹晚上带人到定陶西城门外去接应。
孔令芹听到通信员传来的命令,心中大惊。因为他知道,程树勋在鲁西南八县里名气很大,许多人都认识他,早在担任定曹游击大队大队长时,他就在敌人那里挂了号,敌人曾多次悬赏重金抓捕他,这次几乎单枪匹马进城,不是要“自投罗网”吗?他越想越怕,连忙骑快马去追。
在东李庄村西,孔令芹最终追上了程树勋他们,并一再请求程树勋回去。程树勋再一次简要说了这次“单刀赴会”的意义,孔令芹仍然不听,拦在了他们前面。
最后,程树勋只好板起脸来,严肃地说:“这是组织决定的,闪开!”
孔令芹无可奈何地让出道来,望着程树勋远去的背影,眼中霎时充满了泪水……
“太太门”事件以我方取得完胜落幕
晚8时许,夜幕完全笼罩住了定陶城。
冷冷清清的伪军大队部外,忽然走来两个人,一个一身乡绅打扮,另一个则是他的随从。两人径直走向伪军值守的门岗,随从模样的人对其中一个无精打采的伪军喝道:“快去告诉你们范队长,他老家的亲戚来了。”
抗战时期的定陶城城门
这两个人,正是程树勋他们。
此时此刻,范力全正颓然地仰坐在椅子上,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屋顶的燕子窝发呆。这几天,他的心情坏透了,运往菏泽的10万公斤小麦被程树勋的基干大队在仿山全部截了去,损兵折将不说,自己的小老婆和其他10个弟兄的家眷也都做了俘虏。那天,驻定陶日军小队长斋藤连抽了他十几个嘴巴子,把他的嘴角都打出了血。回到大队部,丢了老婆的伪军军官也一起向他发难,说讨不回老婆,他们就撂下枪杆子走人。
无奈之下,他赶紧让手下的何队长连夜去给程树勋“下书”,同时放出风去,说八路军抢了他们的女人。何队长无功而返后,他又在次日一大早玩了软硬两手,软的是请城内多名士绅再去找程树勋,请求程树勋赶快放人。不料程附带了一个条件,让他把这段时间抓来的共产党干部全部放了,可这些“共党要犯”在斋藤那儿都有名单,岂是他能说放就放的。硬的是吩咐手下人到处抓捕共产党干部,抓到后就扬言要活埋,想以此威逼程树勋放人。怎奈,人家不吃这一套,软的更软,硬的更硬,撂给他的那句话,令他心惊肉跳了大半天。
这段时间,那班军官弟兄一天到晚向他要老婆,搞得他焦头烂额。最后,他又想到这样一个主意:假意约请程树勋进城谈判,来个当面锣对面鼓。他估计程树勋不会进城,这样对他手下的那帮弟兄也好有个交代。
随着门岗的一声禀报,他一下明白了来人是谁,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右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手枪。没想到程树勋真的进了城,并且敢闯他的指挥部。事已至此,不见也不行了,范力全只好硬着头皮说:“有……请!”并对门岗喝道,“我们谈点家事,站好岗,不要放任何人进来,不然老子毙了你们两个!”
不大一会儿,程树勋两人昂首挺胸走了进来。范力全过去曾在驻鲁西南的国民党军队里待过,国共合作抗战的时候,他不止一次见过程树勋。今天见程树勋虽然身处险境,仍是气度不凡,丝毫不见惧色,他不由得在心中暗暗挑起了大拇指。
宾主落座,简单寒暄几句后,范力全首先发难:“贵军太不仗义了吧,竟然扣押了十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无辜娘儿们……”
“要说无辜之人,当今中国真是太多了!”程树勋气愤地反驳道,“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分守己过自己的小日子,却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掠夺,无辜被残害的何止千千万万,他们有什么罪?我们的妇女姐妹,在自己的家里被日本人和你们这些‘二鬼子’侮辱、摧残,她们有什么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在自己的家门口奋勇抗击侵略者,却被你们逮捕关押甚至拷打杀害,他们又有什么错?更为可气的是,有些人明明祖祖辈辈都是中国人,却吃里爬外,帮助侵略者残害自己的同胞。至于你们的那些太太们,也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做着助纣为虐的事情,我们已经查实,有几名太太曾多次给你们和日本人搜集、传送过情报,让我们蒙受了重大损失,她们怎么能说是无辜的呢?”
“我……我们……不过是混口饭吃。”范力全立刻涨红了脸。
“混口饭吃就可以抛弃民族气节和做人底线了吗?这样做同禽兽何异!”程树勋义正词严地驳斥道。
“好啊,你竟敢辱骂我,我立刻让你去见阎王!”范力全被说到了痛处,虚张声势地掏出手枪。
“你可以杀了我们……不过,我们的人会在你的‘善恶录’‘红黑榜’上记上大大的一笔,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面对黑洞洞的枪口,程树勋面不改色。
范力全对“善恶录”“红黑榜”并不陌生。他早就听说过,共产党、八路军给每名伪军都记“善恶录”、点“红黑点”,谁做了一件对抗日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给他记个“红点”,谁做了对抗日对人民不利的事,就给他记个“黑点”,并把事实详细登记造册,记“红点”可以赎罪,记“黑点”要受惩治。他们还在适当时候将登记结果,通过喊话、到据点张贴公布或信件投寄本人等方式,及时通知到伪军本人,以争取他们回心向善。对“黑点”多而又不接受警告者,他们则坚决给予打击、镇压。南王店西头岗楼上一个伪军小队长,经常下乡抢劫,受到多次警告还毫不收敛,最终被八路军处决。从此以后,不少伪军、汉奸被吓破了胆,不但自己不敢再作恶,还注意约束士兵,以给自己留条后路。
见范力全有了一丝犹豫,程树勋继续说道:“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来吗?日本侵略者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铁心当汉奸的,绝对不会有好下场!咱们中国有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如果准备一条道走到黑,估计神仙也救不了你!”
“唉……”范力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握枪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作为一名伪军高级头目,他对眼前的局势当然很清楚。进入1944年,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红军在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之后,开始战略大反攻;英、美也于6月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德国法西斯已处在崩溃边缘;日本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是节节败退,不断从中国占领区抽兵前去增援,驻定陶日军已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定陶抗日军民配合正规部队开展了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上半年共歼灭日伪军600余人,解放了黄店、东王店、张楼等村镇,清除日伪据点12处,日伪军只能蜷缩在县城等几个大据点内苟延残喘,广大农村已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天下。
“另外,你应该也知道了,我们对你们的那些太太们照顾得非常好,说我们抢女人的谣言已经不攻自破。那些帮助日本人干了坏事的太太,经过我们的挽救教育,已经认识到错误,我们决定不再追究,会选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她们全部释放。不过……”程树勋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一下。
“是不是要我把关押你们的人也都放了?这我可做不了主!”范力全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
“相信你自会有办法,应该不用我来教你!给你3天期限。”说完,程树勋和警卫员扭头就走,范力全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嘴张了又张,到底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又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
晚10时许,程树勋他们顺利出了西门,与前来接应的孔令芹等30多名指战员会合,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定陶县抗战干部战士合影
到第三天晚上,程树勋终于听到一个等待已久的好消息——范力全不仅将丁区长、抗联主任李丕奇和县委司务长袁兴林等25名共产党干部全部释放,还派人将他们送到了城西抗日根据地。原来,范力全在新近抓获的土匪和罪犯中,找了一些长相与这些共产党干部有几分相像的人,背着日本人来了个“移花接木”……
次日,在向县委和抗日县政府的领导请示过后,县基干大队将那11名伪军官太太全部释放,并将她们送到县城附近,交给了悄悄出城迎接的伪军。
而这些伪军官太太们感念抗日根据地军民对她们的照顾和教育,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才是真正的仁义之师、文明之师,回去后大都不再帮助日伪军做事,有的还督促丈夫反正,走向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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