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獒红利价格看这里!占领青年文化场地；扰民、冲突、被开罚单；广场舞为何如此疯狂

作者：木村拓周、阿钟

北京鼓楼东大街靠近鼓楼的一端，有一家姚记炒肝。炒肝是一种老北京小吃，比烤鸭接地气，比豆汁门槛低。老北京人爱吃，游客能接受。

面向这家姚记炒肝，向右走，欢迎你来到北京最著名的“青年亚文化场景”聚集地。

你会先经过达达，京城最著名的蹦迪场所之一，好酒的李诞以前来北京也被带到这里玩儿；和达达在一栋楼的是 Temple，一个小的演出酒吧。再往前走，你会经过一两家电玩店——如果是十年前，会是好几家。然后是以前的 MAO，以前的 SOS 小酒馆，Joyside 贝斯手、School 主理人之一刘昊以前开的古着店，号称养活了几代独立音乐人的“南疆北疆”和两家抄手店……这是属于年轻人的鼓楼。

但如果你在面向姚记炒肝的时候，决定向左走，你会发现，在鼓楼和钟楼之间，有一片广场。广场的南北两侧是钟楼鼓楼，东西两侧是两排院子和树木，这里发生的事情被包裹得很严实。

（夏日的钟鼓楼广场 作者：温耀良）

这片广场，每当入夜，也有音乐——通常是《小苹果》、凤凰传奇……也有“蹦迪”，不过是一种介乎于二人转、健身操和舞蹈之间的群体活动形式；也有女性，但不是东大街上夜晚染着七彩头发、用着 nomo 相机拍照，散发着专属于年轻人的美丽和魅力的“亚文化女孩”。这里的女性是一群中年妇女。

人们叫她们广场舞大妈。

2013 年，因为北京中轴线申遗文物工程，东城区启动了钟鼓楼整治项目，征收了东起钟楼湾胡同东侧、西至钟楼湾胡同西侧、南起鼓楼东大街及鼓楼西大街、北至豆腐池胡同在内的约 4700 平方米面积。

这次征收在一段时间内搅散了北京青年群体的领地。2016 年，在那次征收中被拆掉的 Livehouse 疆进酒落址天桥艺术中心，主理人左野在公众号上公布消息，提到那段时间：

“钟鼓楼广场一围的商铺民宅消失在崭新的仿古围墙中，剩下和音乐唯一相关的也许就只有夜半广场舞了。”

通常情况下，广场舞大妈和青年群体，这两拨年龄、意识形态、人际网络、趣味审美都无甚交际的人群，各自为安，互不干扰。顶多是大妈大爷觉得胡同里搞派对有点吵着人了，年轻人像左野这样吐吐槽，觉得本来就不宽裕的城市文化娱乐空间除了被行政力量和房租压着，还得被长辈们挤占。

而一旦两者发生什么交集，多不是好事。

从 2013 年前后开始，广场舞频繁以“噪音超标、扰民、冲突”等关键词出现在各家媒体的标题里。地方报纸热衷于报道这些发生在家门口的戏剧性事件，半年时间里，广场舞从被成都人民扔水弹到被武汉居民泼粪，再到北京业主开枪、放藏獒，纽约警察铐走领队，基本都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成为舆论谈资，连知网上的学者们都突然转向了对“广场舞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矛盾的极致体现是 2017 年，网上出现了一段河南洛阳广场舞大爷大妈跟年轻小伙争篮球场的视频，视频里两队人从口角升级到围殴，直接贡献了一出年度新闻。因为动静太大，警察也介入了调解。

洛阳篮球场这个事情的发酵，在全国各地激起千层浪。人们发现篮球场被“默认征用”为广场舞场地是一个普遍现象，甚至有大妈给篮筐锁上铁链条。一个男生抱着篮球，面前是一帮在球场上跳舞的大妈，这个图片和一张小孩子挤不上公交车的图片被接在一起，成了风行一时的 meme，贴合网络上“坏人变老了”的情绪。

这类事情中舆论往往分成两派，有人认为两者中年轻人作为现代城市建设的既得利益一方，已经享有了很多现代化的红利，在和老一辈有资源争夺时应该尽量退让；有人认为中老年人的健身康乐空间少，是行政部门在城市空间规划上的不合理，不能让年轻人买单。

吵来吵去，有输有赢，情绪得到了宣泄，问题没得到解决。

当同一片场地陷入争夺，物业或者街道相关部门介入，通常也就硬邦邦地规定一个活动时间，几点之前给你们打篮球跳街舞，几点之后给大妈们跳舞。年轻人说，明明就是篮球场为什么要让一半给广场舞大妈？别问，问就是“尊老爱幼”。

政策上尝试过推进一些条例。2015 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文化部联合推出了 12 套广场舞，说“能适应不同人群，编排合理简单易学”，但最终因为太过机械被广场舞大妈们集体吐槽。17 年因为烈士陵园“坟头蹦迪”事件，出台过几项新规范，包括不能在庄严场合跳广场舞、不能产生噪音滋扰等等，

但问题显然还是没得到很好的解决，就在上个月，安徽警方还开出了第一张“广场舞噪音扰民罚单”。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建交的时候，王朔已经到青岛当了一年兵，还不知道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十一国庆的时候他回北京探亲，恰好家里有张人民大会堂国庆联欢晚会的票，他就去了。

晚会上除了歌舞、京剧，还放国外电影；宴会厅里的舞会上，穿戴时髦的青年男女在跳华尔兹，大厅里放着《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这样的圆舞曲。

恰好在改革开放前离开北京的王朔，被面前的景象惊到了。他在二十年后写了一篇随笔，《我的几个国庆节》，提到 79 年这个国庆对他的震撼：

“我不会跳舞，我穿着军装，我说不出我有多压抑，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戴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王朔毕竟是王朔。退伍后他去卖了几年药，然后把写作捡起来辞了职全职写东西，后来成了知名作家和编剧，一代京圈文化名人。但全国有四个多亿的 50、60 后们，绝大部分无法拥有王朔的知识才华、成长环境和事业机会。

面对时代的风云变化，大部分人无法像他过渡得这么顺滑。

改革开放后，肆意舞动的热潮只持续了一小段时间。80 年 6 月份，公安部、文化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认为舞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了问题，“流氓打架、猥亵妇女、偷盗财物….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

全国上下都开始整治，“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禁止聚众跳交际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几乎同时地下舞会就冒了出来，这类舞会分家庭场和野外场，家庭场里得益于卡式录音机，经常响起的是邓丽君和其他的“靡靡之音”。

家庭舞会成了判刑重灾区，在王小帅的电影《地久天长》里，演员赵燕国彰饰演的角色张新建就因为热衷于开舞会被定了个“聚众淫乱”的罪名关进了监狱。

严查不仅在城市，农村也开始抵制，82 年 10 月，《解放日报》登载了一封叫《农村也要抵制开地下舞会》的读者来信，

“最近，有一股新的’洋风’刮到了农村一些地区。有些男女青年经常聚集在一起，随着探戈、伦巴、迪斯科等舞曲的旋律，狂热地跳舞。……外国的那种鄙俗放荡的生活方式，淫声浪气的音乐，一些放纵不羁的官能刺激行为，绝对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文明。那是一种污染精神的垃圾，是一种腐蚀精神的毒药。”

到后来还有人把头晕恶心、耳鸣目眩、失眠、记忆力减退等症状跟听了迪斯科音乐联系在一起。

一系列禁令直到 84 年，《关于加强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等文件陆续出台，才开始有松动的迹象，到 80 年代末，《霹雳舞》放映，迪斯科才渐渐从各大舞会的边缘位置走出来，逐渐开办的迪斯科舞厅吸引来着更年轻的客人，迪斯科舞厅、交谊舞厅和卡拉 OK 开始成为人们文化娱乐生活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5、60 后们人生的前三四十年，几乎都处在一个娱乐生活极度匮乏的状态下；到了新时代，大家可以尽情娱乐和消费的环境时，又步入了需要为家庭负责、给儿女买房的阶段。

突然有一天，他们的子女有了新的家庭关系，他们的职业生涯走到了退休，他们突然拥有了大把的时间和空间。不跳广场舞，难道去看《这就是街舞》吗？

华中师范大学的张兆曙教授写过一篇论文，从社会学角度解读广场舞和它的参与人群，探讨广场舞治理困境的成因。

他把广场舞分为团体操属性和舞蹈属性，前者的构成要素包含健身需求、组织形式，后者包含音效特质（物理根源）和表达性需求（心理根源）。他发现，“健身需求作为广场舞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和最原初的参与动机，反而和广场舞的噪音扰民没有因果关联”。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抱着“整治噪音扰民”、“解决健身场所供应”的角度去看待广场舞引发的问题，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这篇论文的最后，张兆曙总结了广场舞参与者的三种共同经历：从个体来看，“广场舞大妈”主要是已经退出或即将退出职业领域的中老年女性；从家庭生活来看，“广场舞大妈”主要是代际关系发生分离和夫妻之间的日常期待开始降低的中老年女性。

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社会层面看，50后、60后这些“广场舞大妈”的生命历程中，普遍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迁。

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个体化社会，甚至北上广深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已经开始“原子化”了，互相之间边界感极高，自我意识强，审美“性冷淡”。

而“广场舞大妈”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集体人格被塑造得很强烈。当他们的重心仍在家庭、职业上时，这个问题不凸显。当他们退休或者在迈入退休的年龄，失去了子女家庭和职业人际上的强关系支撑时，这个问题就会冒出头来。

于是她们需要成群结队，需要属于他们的音乐，需要站到所有人都能看得到的广场上，提醒自己和别人，她们还是能适应今天社会的一份子，没有被抛下。

（图片来源于《纽约时报中文网》）

针对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学术研究，上至上世纪 5、60 年代芝加哥学派、伯明翰学派这两大源头，下至 2017 年嘻哈的爆发所引发的各类讨论，其实已经很充实。青年亚文化已经被主流社会所理解，它被标记为“通过仪式来反抗”的一种表达行为，也常常被赋予浪漫化的解读。而“中年亚文化”则常常跟伤风败俗、噪音滋扰问题关联在一起。

广场舞没有原罪，它的参与者也没有。而面对广场舞引起的噪音、扰民这类问题，通过政策和条例去规定中老年人的健身活动空间、控制音量，这些是基本，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根本是，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社会关注度，去疏导中老年人想通过广场舞这件事去达成的社交欲和表达欲，不要让青年群体和广场舞群体的对立加重。

实际上在一二线城市之外，已经开始有更年轻的群体加入到广场舞这件事情中。据《2017年中国广场舞白皮书》的数据，显示在一亿多用广场舞填补生活空白的人群里，18-35 岁的人数占比高达 33%，比起 50-65 岁（占比 24%）的多出一大截。

可以想象，每天从早到晚的各个时间段里，这片土地上都有无数年轻或年老的人冲破地域界限，从交谊舞或流行神曲的背景里达到某种共通的愉悦感，这是一幅微妙的当代生活图景，却很少有被记录下来的机会。

这个月，还有一档新的比赛上线，名字跟优酷最近号称神仙打架的综艺差不多，叫“这！就是广场舞”，估计想法都一样，不管是广场上还是练习室里，终归跳舞才是正经事。

如同 80 年代的老照片里放着录音机在街边跳舞的人群一样，在视频里齐舞的人给后来者留下的可能也是某种考古素材：

这是城乡生活的一个截面，也是时代印记的闪现。

但回到眼下，我们还是希望广场舞能变成一种可供选择的社交方式、一种友好的话语体系，能够消除掉它以及它背后代表的中年女性群体，和年青一代之间的隔阂和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