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战役前夕

曹操对徐、扬二州及荆州东境的沿江百姓发布了内迁命令，结果引起当地居民的恐慌，他们纷纷渡江南逃。“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但皖城也在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被孙权攻陷，虽然曹操迁徙民众之举遭到失败，但是东至广陵、西到蕲春绵延千里的无人地带由此建立起来，沿江的守军也纷纷向北撤退。“淮南滨江屯候皆彻兵远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

事实上，曹操早年曾内迁黄河南岸的居民以防止袁绍军队的劫掠，获得了成功，这次他只是重施故伎，并且事前曾对蒋济说“昔孤与袁本初对官渡，徙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钞。今欲徙淮南民，何如”蒋济反对说“是时兵弱贼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曹操不听劝阻，仍然发布了迁徙的命令，“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他之所以不顾重大损失而坚持内迁淮南百姓，一方面，与前述其防御孙权、刘备的战略方针有密切联系。

曹操的主力必须两面作战

东西奔波，无法在江淮之间久驻。孙权乘虚发动进攻时，当地守军处于明显的劣势，采用坚壁清野的战法则是有效的对策。曹操“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后撤防线“以主待客”，正是其中的要旨之一，作战时诱敌深入就能以逸待劳。“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另一方面，在大规模战役中长途运送粮饷会严重耗费物资和民力。

曹操不惜代价，将江淮间数百里弃为荒地，就是为了不留下资敌的粮草和人力，增加孙吴北伐的难度。在荆州方向，建安十四年(209年)冬曹仁奉命放弃江陵，迁徙当地民众，后退至500里外的襄阳，两地之间的江汉平原成为双方拉锯扫荡的战场，给当地的民生造成极大损害。如乐进“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南郡诸县山谷蛮夷诣进降。又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皆大破之。”瑡后来随着关羽势力的壮大，曹仁又把主将治所后移到汉水北岸的樊城，“屯樊，镇荆州”瑢。襄阳也从过去的州治变成前沿据点，由偏将吕常驻守。

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曹仁、徐晃击退围攻襄樊的关羽，孙权乘虚袭取南郡，开始把附近的江北居民迁往南岸，曹仁随后击退进据襄阳的吴将陈邵，“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至此除了柤中等山区残留少数蛮夷，襄阳以南、江陵以北的数百里中间地带基本上空无居民，平时只有双方巡逻侦察的小股部队出没。在关陇地区，曹操先是采取积极扩张的做法，刘备夺取四川后，曹操针锋相对地在建安二十年(215年)进占汉中，开始把当地民众迁往关中平原。如张既任雍州刺史，“(张)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

曹操在与刘备交战相持不下的情况下

果断决定退兵，利用“西起秦、陇，东彻蓝田，相距且八百里”的秦岭作为保护关中平原的天然屏障。他撤离汉中时，又把剩余的民户随军迁走，刘备“果得地而不得民也”，西邻汉中、北近天水与南安的武都郡，“接壤羌、戎，通道陇、蜀，山川险阻”。曹操也决定将其放弃，内迁当地居民到关中和天水等地。当时杨阜任武都太守，“郡滨蜀汉，阜请依龚遂故事，安之而已……及刘备取汉中以逼下辩，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阜威信素著，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负而随之。”

主持这次迁徙的还有雍州刺史张既，“太祖将拔汉中守，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问(张)既。既曰‘可劝使北出就谷以避贼，前至者厚其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太祖从其策，乃自到汉中引出诸军，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这样，武都郡所在的陇南山地也断无人烟，成为曹魏御蜀防线的前沿隔离地带。综上所述，经过前后10余年的防线调整和居民内徙，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初去世前夕，构筑了一条横贯中国大陆数千里、纵深数百里的荒僻无人地带，包括徐、扬两州南境的江淮平原，荆州的江北平原，还有雍州南界的秦岭和陇南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