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多次来到位于石梁镇的后方医院遗址，寻访红色足迹，重温红色故事，期待更多的人们记住为解放战争立下大功的白衣女战士——吴合。
1948年12月，为做好解放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上海医学院刚毕业的吴合同志被派到浙东游击纵队后方医院任院长。她的事迹，被简单地记载在《中共天台地方史》一书中。1949年后，再无吴合的音讯。
十年前，我参与整理革命史料，经多方查找，终于在陕西省友谊医院的网上信息里找到吴合。2011年12月，我与吴合及其子女朱建军、朱建平兄妹建立了联系。之后，吴合经常来电询问天台革命老区的情况，并陆续寄给我许多文字及图片历史资料。我于2012年12月专门编印了《吴合同志革命历史资料专辑》。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将吴合的资料作了重新整理。吴合，人如其名，她就像一朵圣洁的百合花，绽放在弥漫着硝烟的战地上。我相信，这位曾奋战在天台山的战地“百合”，一定能让后人在她的光辉人生中汲取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1952年吴合在台州军分区医疗队时留影
1949年吴合在上海医科大学毕业时的留影
从“大家闺秀”到革命志士
吴合是河北滦县人，原名为吴秀贞，曾用名吴经，出生于1924年1月，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她的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潘塞文尼亚医科大学，曾任河北医学院教授。母亲是天津女校校长。
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吴合，很早就受到了革命的影响。1942年10月，吴合考入上海医学院（现为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部），194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上海医学院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组织进步学生读书会，参加和组织学生爱国运动。1948年8月毕业时，吴合已在学校影响很大。因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列入黑名单搜捕，地下党组织考虑到她的人身安全，便将她安排前往江苏金坛，到党组织主办的维文医疗职业学院担任教师。
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经常与敌作战，时有士兵伤亡，急需医护人员。1948年12月，游击纵队多次向上级党组织要求派医生，组织接到报告后，将吴合派往后方医院应急。
据吴合同志回忆，在接到党组织通知后，很快就有一个女交通员上门来带路。她和交通员都穿上老百姓衣服，两人装成不认识，从上海坐轮船到宁波，到宁波后又换了一个男交通员带路，顺利进入革命后方基地。
浙东游击纵队后方医院原设在宁海山洋村，二十多岁的女大学生吴合成了新院长。2至3个月后，攻打天台城战斗打响，浙东临委为方便接收伤员，决定将后方医院转至北山外湖村一带。
同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的朱一民，也被党组织派往后方医院，配合吴合工作，后来两人结为伴侣。在后方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最多时有14人。
不畏艰苦 自力更生
1949年3月2日，游击纵队第二次解放天台城，战斗中我方牺牲10人、负伤37人。伤员由民工运送，从县城东门出发，经东横岭头，由欢岙上北山华峰，直到3月3日深夜，才被全部抬至华峰外湖村。
吴合在朱一民的配合下，对每个伤员进行清创、敷药等处理，足足干了四个小时。现场急救这一“仗”，让年轻的女院长名声大振。
刚处理完，山下的交通员送来情报，说有敌情。随后，伤员被迅速转往更加偏僻的山岙。往后好几天，几乎天天东村住一宿，西村蹲一夜。由于伤员多，医护人员少，吴合常常从早到晚忙不过来。
吴合考虑到如此抬来抬去不是个办法，便在东峰联络站站长卓履冰的建议下，利用下深坑竹林中村民春天煮笋的两座旧茅棚，建立临时后方医院。下深坑虽地处天台、宁海、新昌三县交界的边远山区，但附近有许多小山村，且有一条通往山寺的小路，易走漏消息。出于安全考虑，四月初，后方医院被转移。
这一次，后方医院被搬迁到人迹罕至的上深坑龙潭背的竹林深处，此处农民制作笋干留下的几间旧草房，成了掩护伤员的好地方，人称“竹林医院”。医院按照山势进行整修，分为一楼、二楼、三楼，重伤员与轻伤员被分开养伤。吴合因陋就简，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开展救治。
恰值冬春交接，深山的天气特别冷。尤其是夜晚，只有几条破棉絮的后方医院更加困难。面对困境，吴合将从江苏带过来的几件毛线衣，分给伤员防冻，自己则和医护人员用破蓑衣、稻草来保暖，经常整夜冻得睡不着。吴合还将自制的竹床让给病人睡，自己与战友打地铺。
医院缺少药物、器材，吴合就发动大家就地取材。担架、病床、固定骨折病人的夹板、镊子用竹子自制，中草药上山采挖，饭锅被用来蒸煮消毒用品。没有热水瓶，吴合就用泥罐子放在火炉膛里保温。没有止痛片，她就给伤员按摩穴位止痛。
重伤员的护理是后方医院面临的一大难题。为了让伤员得到及时照顾，吴合干脆将地铺铺到重伤员中间。
吴合做实习医师时经常日夜照顾患者，培养了一种业务上的特殊敏感性，就算已经睡着了，只要伤员叫一声“医生”她也能听到。有几个晚上重伤员要大便，正好身边缺人手，她便用双手拿树叶去接。
当时伤员中，骨伤的比较多。吴合为骨折不能下地的伤员制作了一种竹竿小便器，她用火烙过的铁条将长竹竿中间的隔节打通，将竹竿一端放在伤员身边，另一端通到室外，极大地方便了伤员的日常生活。
以身作则 忘我工作
虽然身为医生，但吴合将自己当作战士来对待。为了让战友多休息，她主动提出利用休息时间参与站岗放哨。在巡逻中，吴合身上多处被树枝划破或刺伤，她一直没有进行处理和吃药，两条小腿和腰上的伤口都化了脓。
大家劝吴合服点抗菌药，她说药物太紧张，要优先给伤员。那段时间，后方医院和部队一起经常夜间行军，极少在一个住处连住三个晚上。吴合当时穿一双连到膝盖的袜子，里面的伤口一直到结痂，吴合都没时间去处理。药就在她身边的竹箩筐里，但她就是舍不得吃一片，导致脚上留下了许多疤痕。
吴合性格温和，对于伤员特别理解，经常安慰他们。一次，她给一个伤员换药，对方一时吃痛，就顺手拿起床前小便用的竹筒朝吴合头上砸。后来这位伤员公开道歉，主动要求“关禁闭”。吴合连连摇手，主动揽责任，说是自己换药时手劲没有拿捏好，加重了他的伤痛，请他原谅。吴合的反应，让伤员既惊喜又感动，他发自内心感激组织关怀，在伤病好转后，第一时间重返前线。
医术过硬的吴合，“察言观色”有一手。一次，她在检查伤员时，发现其中一人笑容呈现“苦笑貌”，便判断对方感染了破伤风，经检查果然如此。为挽救这位伤员的生命，她立即寻求破伤风抗毒素，让伤员脱离了险境。
在后方医院，技术力量缺乏是吴合最头痛的问题，当时医院大多数人员没有在医学院学习的经验，难以派上大用场。她忙里偷闲，办起了业务培训班，自编简要课程，每天抽出一定时间来讲课，内容有微生物和消毒观念、人体解剖、战地救护、伤病治疗原则等。
吴合言传身教，加快学员成长。在教打针时，她从不让学员在伤员身上试针，而是让学员在自己身上试针、换药。就这样手把手进行教学，后方医院学员的技术水平快速提高。尽管当时医疗条件极差，但进入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没有发生一例感染和死亡，吴合带领医务人员圆满完成了解放天台城的伤病员抢救任务。
大爱济医 风范长存
1949年6月，后方医院奉命出山进城，吴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台州军分区医疗队队长，后任宁波军分区医疗队队长、萧山35军104师建工6师医疗队队长。
1954年吴合随部队转业到陕西省建筑中心医院（后改为陕西省友谊医院），先后任内科主任、免疫变态反应科主任、副院长兼中华医学会西安医学会临床免疫学会副主委、中华陕西医学会变态反应学会顾问委员、中华当代医学会副会长。
吴合在西北地区创办了首家免疫变态反应科，擅长免疫变态反应疾病的诊治，编印出版了《过敏性疾病及复发感染病的免疫治疗》一书。1979年2月，吴合光荣离休，但她一直没有离开心爱的岗位，再干了四十年，一直到2018年94岁高龄时，她还坚守在诊治岗位上，先后接诊了五万多例患者。
2019年7月27日凌晨，吴合的儿子朱建军给我发来一条信息，告知其母亲于7月26日10时28分不幸离世。我不禁热泪盈眶，悲痛万分，当即以天台县新四军研究会名义委托朱建军向吴合同志送上一个花圈，以表哀思。朱建军转告其母生前遗嘱：重病时不要插管，安静离去；身后之事一切从简，不要送花圈，不要买寿衣；丧葬费用捐给陕西失学儿童；遗体和眼角膜捐献给空军医科大学。
我也曾邀请吴合和她的儿女来天台看看，吴合由于年岁过高不便出远门，2018年12月让她的儿子来天台后方医院重走红色路。2020年5月19日，吴合的儿子朱建军、女儿朱建平从西安再次来到天台，他们想在当年母亲战斗过的地方建一尊吴合雕像，此行是来研讨落实方案。在参观县人民医院红色基因——吴合展览和院史展览后，他们来到位于下深坑的后方医院红色教育基地。兄妹俩意外发现母亲的塑像已落成，一时倍感激动。朱建军说，我们想要做的你们都做了，感谢天台县委、县政府！感谢天台人民！
岁月如歌，一晃七十多年过去了。天台后方医院遗址，现在已成为红色教育基地。吴合在后方医院工作的事迹，成为天台革命传统教育的典范，为天台城解放增添了一个动人的传说！吴合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
1949年吴合和丈夫朱一民合影。
2017年，吴合离休近四十年，仍在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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