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与李世民

由于各种原因,君主做错事或者不能做出正确的事,这个时候臣子该怎么办呢?

荀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君主行为失范,可能危及国家利益,有损社稷存续,父兄大臣站出来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君主采纳了就表达自己的赞赏,君主不采纳,就退下,这是“谏”;

或者,君主采纳了就表示肯定,君主不采纳,臣子也绝不放弃,即使为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叫“诤”;

团结有见识的人形成合力,率领百官一起说服君主,矫正君主的过失,即使君主感到不舒心,被迫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但是国之大患得解,国之大害得除,由此君主更有尊严、国家更加安定,这叫做“辅”;

有能力抗拒君命,借重君主的尊严,纠正君主的决策,矫正君主的过失,从而解除国家的危难,免除君主的耻辱,其功绩和美德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贡献,这叫做“弼”。

伊尹和箕子称得上谏臣,比干和伍子胥等可以称为诤臣,平原君赵胜是赵国的辅臣,信陵君是魏国的弼臣。

比干挖心

谏诤辅弼之臣,是堪当大任的国之栋梁,是君主的宝贵财富,英明的君主都会授予他们尊贵的爵位,厚待他们,但昏庸糊涂的君主却把他们当成侵犯自己的奸臣。明君尊崇赏赐的,却是昏君要惩罚的;昏君赞赏的,却是明君所贬抑的。

所以古书上说:“从道不从君。”当道义和君主发生冲突时,臣子首先选择遵从道义而不是服从君主,犹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不唯上,唯真理是从!

坚持正义的大臣在朝堂之上有地位,君主的决策就不会出现偏颇;谏诤辅弼之臣受到信任,君主就不会犯大错;勇士有用武之地,敌人就不敢兴风作浪;戍边大臣无后顾之忧,则边陲安宁,寸土不失。

所以,明君喜欢团结大臣,而昏君则喜欢唯我独尊;明主尚贤使能,庆贺大臣的丰功伟业,昏君则妒贤畏能,设法削弱大臣的功绩。桀纣惩罚忠臣,赏识奸贼,这是最昏庸的,所以就灭亡了。

侍奉明君,大臣们只要服从君命就可以了,无需谏诤;侍奉一般的君主,大臣们需要谏诤,但无需谄谀;侍奉暴君,大臣们需要设法弥补君主的过失,减轻由此带来的损害,但不能硬碰硬,强行直接纠正。

恭敬而谦逊,服从君命,雷厉风行,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作出选择进退,无论是涉及自己的得失,还是决定他人的得失,都不不受私心的左右,以服从君主为天职,这是侍奉圣明君主原则。

对君主忠诚守信,但不刻意逢迎谄媚,正直刚强,宁折不弯,据实谏诤,不存害人之心,对就说对,错就说错,这是侍奉一般君主的原则。

善于调和但不随波逐流,态度柔和但不随意屈服,对君主宽容但不同流合污,明白晓畅地向君主阐明最正确的道理,但不和君主硬掰闹僵,经常劝谏使君主接纳正确的观点,使君主的思想逐渐转化改变,这是侍奉暴君的原则。

或生逢乱世,或被混乱的局势裹挟,或生活在暴乱的国家,处境艰难,又无法脱离,那么对于暴君的所作所为,大臣如何应对?

侍奉暴君,就像驾驭未经训练的马匹,像抚养初生的婴儿,像给饥饿的人吃东西,不能急躁,要见机行事。

乘他感到恐惧的时候,促使他改变错误;乘他担心的时候,向他阐明事物的道理;乘他高兴的时候,把治国的道理灌输给他;乘他发怒的时候,铲除朝中的奸贼,就是说,要曲线达到自己的目的。

暴君也会有闪光点,把他的小善做成社会热点,直接批评攻击暴君的恶,反而给他制造恶的流量。

大臣应该努力崇尚那些美好的事物,宣扬那些善的德行,远离那些罪恶的事,回避那些败坏道德的事,多谈论君主身上的长处,不要议论他的短处,如此潜移默化,社会风气就可能逐渐好转。

正如《诗经》上说的:“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国家昏乱,大臣应该不忘匡正乱世的使命,坚持不懈默默地行动,不要大张旗鼓针尖对麦芒,以免伤害到自己而无法履行使命。

所以《尚书》上说:“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服从君命不对抗,坚持一点点劝谏不放弃,那么君主可以变得明智,臣下又不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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