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丈夫和前女友亲密行为，干货看这篇!亲密伴侣为何施暴？——学者赵书鸿解码中国亲密伴侣犯罪

广东东莞两名兼职人员在超市外拥抱接吻。

（占有兵/图）

2019年大年三十，河南某农村发生一桩灭门案，因怀疑妻子在外务工时出轨，一名男子先后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和岳父母。邻村长大的赵书鸿是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他常年从事刑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件惨案让他震惊，随后开始关注亲密伴侣杀人现象。

亲密伴侣杀人（IPH,Intimate Partner Homicide），在国外已有诸多深入研究，但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这是一个严重且普遍存在的全球性公共问题，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2019年公布的全球性杀人研究报告称，所有被故意杀害的女性中，有34%是被自己的亲密伴侣所杀。美国疾控中心2017年的数据显示，美国有一半的女性凶杀受害者死于亲密伴侣之手。

中国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相关案件不时见诸报端。

赵书鸿搜寻中国裁判文书网，1990至2015年共有1500个刑事案件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亲密关系。根据研究需求，他选取其中979个判决书作为样本，分析了中国亲密伴侣杀人案的特点。2021年4月，这项研究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人际暴力杂志》（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他的研究发现，中国的亲密伴侣杀人案件多发生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中。无论犯罪人还是被害人，九成以上人所从事的职业是“农民”或“农民工”，绝大多数来自“农民家庭”。和常理想象的不同，九成以上的犯罪人之前都不存在对伴侣使用暴力的经历。

2021年5月21日，赵书鸿就中国的亲密关系间暴力犯罪问题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大多数被害人是女性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会做亲密伴侣杀人的研究？

赵书鸿：引起我关注亲密伴侣杀人犯罪的主要是两件事。有一年寒假，我们老家邻村发生了一起灭门案，男的因不满自己常年在外打工的妻子向自己提出离婚，年三十晚上将在医院陪女儿看病的妻子杀死。随后，他返回岳父母家，将岳父母和妻侄女杀死。原因是他认为妻子在广州打工跟人家好了，回来要跟他离婚，他接受不了这个，矛盾激化之后就实施了犯罪。另一件事就是我在拜年时和一个常年在广州打工的亲戚聊天，他说南方那边农民工的“临时夫妻”较多。寒假结束后，我返回北京，后来有机会遇到一个公安部门的同学，我问他灭门案全国一年大致有多少起，他说大致270多起。主要是感情因素引发。通过搜索文献，我发现国外对此研究特别早，很深入，而国内的研究非常有限。为此，我对这个问题持续研究了三四年，发现这里面的问题真的很多。

南方周末：你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亲密伴侣杀人的犯罪人是男性（82%），而大多数被害人是女性（83％），如何解释如此悬殊的两性指标？

赵书鸿：杀人者大部分是男性，被害人大部分是女性，这在全世界（相关案例中）都是一致的。有一年河南发生一起案件，北师大刑科院作为中欧减少死刑适用课题组的成员，我们去那考察。一个河南驻马店的男孩把自己的女朋友给杀了。这个男孩控制欲特别强，女友哪怕跟人聊天他都不愿意，女孩子受不了就和他分手了。但这个男孩后来听说，女友的父母给她介绍了一个研究生，俩人开始交往，他就妒忌了。他和这个女孩子联系，说两人最后见一次面。他把自己的女友刺死后遗弃到了卫生间。从庭审到最后执行，我和我一个同事都全程参与了。这个案例完全可以检验之前的研究，他使用暴力主要是控制和占有欲，第二是妒忌，第三是害怕失去的恐惧，这是男性对自己亲密伴侣施行暴力的三个主要原因。

女性为什么杀人？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受到暴力侵害时的自卫。很多女性经常受虐待，忍受不住了，有一天终于爆发了，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她忍受不了伴侣虐待或者殴打自己的孩子，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女性带着与前夫生的孩子重组的家庭，现任丈夫打她的孩子，她为了保护孩子而杀人。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

南方周末：你的研究显示，配偶杀人的主要因素是“琐事”（46%），“事实上的背叛”（19%）占比更低。在前配偶这种亲密关系中，“琐事”也是第二重要的因素。为什么这会成为实施犯罪的重要因素？

赵书鸿：什么叫琐事？这个事很小，但伤害更多的是夫妻感情，引起了隔阂。典型就是杭州案，就是因为家庭琐事，但这个事件背后主要还是房子的问题、家庭经济的纠纷，直接引起他的恨。导致被杀的直接原因很多是家庭琐事，背后是日积月累造成的，因为一点小火星点燃了。但这点很难从我现在研究的数据中反映出来。

犯罪人和被害人“农村家庭”居多

南方周末：你分析的这些案件样本显示，几乎所有的犯罪人（97％）和被害人（98％）都来自农民家庭，而且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是“农民”或“农民工”。为什么亲密伴侣杀人案件容易发生在底层社会？

赵书鸿：这和我们大的社会背景是紧密相关的，我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我们传统的家庭结构也随着我们的城市化而发生很大变化。之前农民都在一个村居住，大家彼此熟悉，到城市打工后，他们在城市遇到的主要是陌生人。目前为止，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与个人的社会责任仍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婚姻家庭观念与现实就有了冲突。随着我们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的约束相对弱化，而广大农民进入城市工作后，现代社会法律契约的精神又没有形成，而法律以外的社会伦理规范针对个人的约束又相对弱化了。

在我选取的九百多个案件里，超过61%与自己婚姻之外的人保持着亲密关系，也就是有婚外恋。农民工为什么会找情人？为什么有大量“临时夫妻”？第一代农民工从家里出来的时候都会结婚，在村庄里，大家把婚姻家庭看得重要，谁要出轨了，会闹得街知巷闻，受传统的家庭婚姻观念影响特别大。他们一旦到了城市，问题就来了，特别当他（她）面对现实的问题，约束会降低。比如生活的困难，一个女的出去打工，感冒发烧时想有个人来照顾自己。一个人租房子3000块钱，如果找了女朋友共同分担，那可能是一个人1500，生活费降低下来了，他会觉得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庭，为自己组建临时家庭减轻道德上的谴责。

另外，感情的寂寞、长期不能夫妻团聚、正常的需要无法满足，这些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早期找lover的是小包工头、小工厂主或者企业里的小高管，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找了情人。这些人对周边的人会有很大的示范作用，有时候带着一块吃饭、逛街，很多人都羡慕，人家收入比咱高，还带着女朋友，他们心里会觉得原来这样也是可以的。时间长了，相互介绍，很多“临时夫妻”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形成的。

南方周末：其他阶层婚外恋的情况也很多见，为什么没有引发这么多犯罪？

赵书鸿：根据我自己对身边情况的观察，更多是这样，他们受的教育和道德规范的约束能够限制他，在最关键的时候，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不会从事自然犯罪，就是抢劫、杀人这类自然性犯罪，他遇到矛盾可以给你解释、沟通。他知道要是把对方给杀了，自己也活不成。第二是他可以有更多解决纠纷的途径，比如把钱赔给你、你别闹了，解决冲突的资源比较多。

南方周末：这个结论跟国外的研究是否一致？

赵书鸿：不一致。美国和欧洲更多关注这些案件中犯罪人和被害人的收入，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无论犯罪人还是被害人，都有较高的收入、固定的职业，跟我们完全相反。这是西方的。亚洲也有研究，印度、韩国、泰国都有，研究发现，这类人大部分处于较低的经济、社会地位，没有固定的收入，中国跟印度、泰国、韩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是一致的。

犯罪人大多是“普通人”

南方周末：这项研究里有一个结论让人意想不到：无论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处于何种亲密关系，95％的犯罪人对自己伴侣都没有使用暴力的经历。如何理解大部分犯罪人都没有暴力前科？

赵书鸿：纵然亲密伴侣杀人是一种致命性的人际暴力犯罪，但犯罪人不符合你理解的抢劫、故意伤害之类的典型暴力罪犯，这种人恰恰是普通人。在国外，比如美国的抢劫犯大部分是高中学历以下，经济条件、社会地位都不行，亲密伴侣杀人案件却不是这样，犯罪人几乎都是有较高收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目前为止从表象看不出来，大比例来说这类人恰恰没有暴力经历（experience with violence）。

南方周末：很多家庭暴力或亲密伴侣杀人案件中，受害人会受到责备，认为她在物色伴侣时没能看出对方的暴力倾向。如果一个人暴力到杀人的地步，伴侣能不能识别出来？

赵书鸿：很少。我的研究只是发现犯罪人没有暴力经历，国外研究得更深，他们看这个人成长过程中，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暴力。如果他被打过，或者他看过爸爸打妈妈，这与他成年后使用暴力的比率是呈正相关性的。但是这个暴力倾向跟暴力经历不完全是一个概念，比如我平常装得温文尔雅，一旦到某个时刻可能也会使用暴力，所有人都是这样，不一定小时候受过影响，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暴力使用者，尤其是男性。

南方周末：这是不是社会规训的结果？

赵书鸿：不是，很多东西是天生的，这是原始、自然的。国外有人提出，增加女性的收入、提高她的家庭地位就会减少女性受到亲密伴侣的暴力伤害。美国、欧洲都在这样做，主要是在同一个阶层做，但男女之间阶层差别特别大，比如一个社会上层的男性和一个较低社会群体中的女性结合，即便提高了经济地位，也不见得她的危险就降低了。但大比例证明是可以的，欧洲这样做已经得到了积极的效果。

南方周末：很多已有研究认为，关系结束或疏远会增加犯罪风险，但你的研究发现，在亲密伴侣杀人案发时，91％以上是在犯罪人与被害人持续现有亲密关系状态下发生的，只有9%发生在双方结束亲密关系后。这有什么启示？

赵书鸿：不同类型的亲密关系中，引起犯罪的直接事件是不一样的。那些持续时间短的亲密关系，谈一个月或三个月的恋爱，这种情况下，关系终止或分离，往往是造成犯罪的主要原因。但对亲密关系持续时间很长的夫妻来说，关系终止和引起犯罪没有直接关系。这里面有很多相互对立的研究发现，有些研究认为经常受到暴力威胁，让女性离开是更安全的；有些研究证明，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忽然的分开导致了犯罪。研究结论经常是冲突的，但基本达成共识的是，要让被害人远离暴力。为此西方做了各种救助措施，比如热线，女性受家暴后打热线，警察过去立即干预。还有把女性安置在固定地方，让男方找不到，政府来保护。基于这样一种政策，1970年代之后西方的亲密伴侣犯罪有一定下降。

南方周末：研究亲密伴侣关系对犯罪行为的影响，是否会陷入一个误区，认为是这段关系的错误导致了犯罪行为？

赵书鸿：不是，研究这种现象，会更深入地理解它，比如研究犯罪人和被害人的特征、犯罪的情景，可以作出风险评估，还有研究这类犯罪的发展趋势，看看相关措施是否取得了效果，这类犯罪率是否降低。

南方周末：在社会公共政策层面上，对于减少亲密伴侣犯罪，可以采取什么措施？

赵书鸿：对广大农民工来说，他们的精神需求你得考虑到，我觉得要关注农民工夫妻的团聚问题，得让他们过上正常生活。长远来看，尽量降低农民工的生活成本，每个农民工有相对独立的空间。在德国，房子想租出去，至少要有20平米，有基本的生活设施，不能没卫生间、没厨房，否则不允许你住。要减少他们的生活成本、增加收入，能让夫妻团聚。夫妻团聚，让人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这是对人的尊重，也是人的基本权利。

南方周末：处理家庭暴力或情感纠纷时，执法机构很容易把它们当成家庭内部的琐事或私事，怎样干预才能减少更严重的犯罪？

赵书鸿：针对家庭暴力，我们真的需要提前介入，提前阻断所有的风险，不能等人被杀了之后再处理。这种暴力肯定不是一天引起的，家庭的矛盾琐事及时沟通，如果不行，就要借助热线，比如一些民间组织，求助外界的调解，尽量把矛盾往下降。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