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13名代表名单，干货看这篇!细说一大背后的小故事

作者：马斯特

前言：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但当年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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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大为什么在上海召开？

中共一大之所以在上海召开，是因为上海共产党小组是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这事还得从维经斯基来华说起。

1920年4月初，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维经斯基带着2名助手和翻译杨明斋来到中国，主要任务是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并与中国、日本、朝鲜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维经斯基到中国的第一站是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多次座谈在中国建党事宜。为加快推动中国建党进程，李大钊向维经斯基推荐了同样具有共产主义思想且影响力更大的陈独秀。

4月下旬，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早有建党想法的陈独秀加快了建党步伐。1920年6月，陈独秀在寓所里召开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参加者有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决定在中国成立共产主义政党，还讨论起草了党纲、党章、党的纪律等，并且一致推举陈独秀为党的领导人。这次会议初步将党的名称为“社会共产党”，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意见后，决定采用“共产党”。7月19日，维经斯基与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再次开会，商定了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事项。当年8月，上海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等8 人。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小组，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发起组，负责联络各地成立共产党小组等事宜。

1920年10月，受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南下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到广州后，于1921年3月建立起广州共产党小组，其成员有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在此之前，经上海发起组联络，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及旅日留学生等共产党小组相继建立。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共产党、共产党支部、共产党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等，但性质相同。

陈独秀去广州后，上海共产党小组由李汉俊临时负责。由于经费等原因，工作难以维持。正在此时，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派执委马林到上海，任务是研究和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也派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其任务是建议和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并负责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资金支持。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建议和指导下，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李汉俊和李达着手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在征得陈独秀同意并在会议日期大致确定后，李汉俊、李达分别给各地共产党小组发出会议通知，并寄去代表赴沪路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开始研究、认识并进而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内因。共产国际派人两次来华指导与支持，加快了中共的建党进程。这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在维经斯基的指导和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并作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上海推动了一大的召开。这就是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缘由。

2、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是如何确定的？

中共一大并不是7月1日召开的。这个日子在中共早期也没有特殊意义。既然如此，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是怎么确定的？

在1938年之前，党内从没开展过建党的纪念活动。1938年春，中央准备举行建党17周年纪念活动。这就需要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由于当时是白色恐怖时期，中共一大的召开是秘密进行的，没有留下相应的会议记录等文件。而此时离一大召开已过去17年，又是战乱频繁，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有毛泽东、董必武、张国焘等。他们都只记得一大是1921年7月份召开的，但确切的开会日期都记不清了。于是，就商量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1938年5月底至6月初，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演讲时，提到：“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1938年6月24日，中央发布了《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明确下来。从此以后，党内每年都要在7月1日举行建党纪念活动。

3、一大是究竟是哪一天召开的？

既然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那究竟是哪一天呢？结合一大参会人员的回忆并多方考证，目前已经明确：中共一大确切的召开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晚召开第一次会议，地点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兄弟的住宅里。当时国内6个共产党小组和留日党小组共推选了13名代表，代表全国59名党员。各共产党小组推选的代表分别是：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包惠僧，留日学生的周佛海。实际参加会议的代表是12名（下文会解释原因）。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列席会议并讲了话。

7月24、27、28和29日，在同一地点分别举行一大第二至第五次会议。7月30日晚，一大举行最重要的第六次会议，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但会议刚开几分钟，一个陌生人突然闯入。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判断这人是密探，立即中断会议，代表迅速转移。经李达夫人王会梧提议，会议地点转移到她的家乡嘉兴。8月3日，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在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召开，并于当天下午结束。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领导机构和成员，完成了大会的所有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大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即中央局，成员由三人组成：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当时可能谁也不会想到，这三人后来都脱党了。

李汉俊要应付法租界巡捕房盘查，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于安全考虑，陈公博要陪妻子去杭州旅游。所以，这4位没去嘉兴，参加嘉兴南湖游船上最后一次会议的只有10名代表。

4、党的创始人为什么没参加一大？

众所周知，“南陈北李“，即陈独秀、李大钊应该算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二人都没有参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这是为什么呢？

在广州的陈独秀没参加会议，是担心一笔修建校舍的款子会落空。据包惠僧回忆：“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了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开款子的事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独秀虽然没去参加会议，但他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4点书面意见，委托陈公博带到了大会。

李大钊没参加会议是因为“校务纷繁”。据张国焘回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逢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争取修建校舍经费和校务纷繁，这事比创建中国共产党更重要？个人认为，根本原因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和中共后来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陆续有一大代表脱党，以及大家记不得确切的会议日期，都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1982年，有人问刘仁静是怎么当上一大代表的，他说：“当时只是说要开个会，李大钊有事儿离不开，罗章龙和邓中夏又很忙，就让我和张国焘去了，我根本没想到那是那么重要的一次会。”这可能是大多数代表当时的心态。

5、为什么一大代表只有12人参会？

当时参加一大的代表名额，是国内每个共产党小组2名，留日学生党小组1名。其中长沙共产党小组推选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均已经到达上海。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会议组织者（上海、北京代表）会商了代表资格问题。会商的结果，认为其他代表资格均无问题，唯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没有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会商中，还推举张国焘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随后，毛泽东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参加会议的代表只有12人，加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总共14人出席会议。也就是说，何叔衡是长沙共产党小组推选的一大代表，但没有参加会议。

何叔衡是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党的优秀领导人，曾参加中央苏区创建，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2月24日牺牲。说何叔衡“不应出席大会”的两个理由似乎都站不住脚，不知道当时是按什么标准进行代表资格会商的。据分析，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何叔衡文化水平相对偏低，从13名代表的情况看，其他代表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二是年龄偏大，当时代表年龄都在35岁及以下，最小的刘仁静只有19岁，而何叔衡已经45岁，被称为“叔翁”。当然，这只是猜测。

6、一大13名代表的6种结局如何？

中共一大13名代表虽然来自7个不同地方的共产党小组，但籍贯上两湖地区居然占有9名（湖北5名、湖南4名，另外山东、广东、江西、贵州各1名），足见当时两湖地区的革命意识之强。

中共一大结束后，代表们各奔东西。一大的13名代表最终结局有以下6种：

坚持到革命胜利者2人：毛泽东和董必武，正好一个湖南人、一个湖北人，在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

革命斗争中牺牲3人：邓恩铭（1931年）、何叔衡（1935年）、陈潭秋（1943年），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病故1人：王尽美（1925年），新中国成立后也作为烈士对待。

脱党不叛党2人：一大的会务及组织工作主要是由李汉俊和李达担负的。由于种种原因，两人分别于1923年、1924年脱党。但两人脱党后并没有放弃信仰，而是尽可能地继续为党工作。李汉俊在1927年12月被桂系军阀作为“共党首要分子”杀害，1952年被新中国追认为烈士。李达脱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对党仍然眷恋。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48年初通过地下交通站给李达带去一封密信：“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和李维汉等人做历史证明人，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入党。李达是一大代表中唯一脱党又重新入党的，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脱党且叛党又迷途知返者2人：包惠僧、刘仁静都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向国民党悔过，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刘仁静甚至做到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包惠僧从澳门回到北京，刘仁静1949年选择留在上海。2人都向党组织悔过，决心“重新做人”。

脱党且叛党到底者3人：陈公博在1922年6月、即一大之后不到1年就脱党，是第一个脱党的一大代表。周佛海1924年9月脱党。这两人1938年追随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是建立汪伪政权的主要干将，是第二、第三号汉奸，也真是“人才”。陈公博1946年6月被国民党政府枪决，周佛海1948年病死于国民党南京老虎桥监狱。张国焘1938年脱党，是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个脱党的，并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新中国成立前逃往海外。

7、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吗？

这是事实。中国共产党曾经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时间长达21年。但这并不是从一大开始的。一大虽然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召开的，但在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只是规定“联合第三国际”，并没有明确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是在中共二大上明确的。这里还有个复杂的过程。

一大结束后，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当天，张国焘、李达等人把一大召开以及马林要求将中共置于共产国际之下、并由共产国际为中共工作人员发放薪水等情况向他作了汇报。陈独秀听后勃然大怒，斥责了张国焘等人，认为：工作人员拿薪水等于是雇佣革命，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我们干我们的，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

但1921年10月，陈独秀被法国巡捕房逮捕。据包惠僧回忆:“马林为营救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花了许多钱请律师买铺保。”此事对陈独秀触动很大，也明白了一个现实道理：干革命也是需要钱的；中国革命光靠自己单干、蛮干也是不行的，必须借助外部力量。此次被捕及被营救出狱，改变了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理想主义色彩，开始回到现实中来，同时与马林“两人的关系逐渐好了”，并在中共加入共产国际一事上达成一致意见。

随后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专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人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是有利有弊，利是能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指导和支持；弊就是失去了独立自主性，所有重大事项都由共产国际决定。长征开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中共开始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务。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中国共产党也解除了共产国际的约束。1945年党的七大是第一次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或干预下召开的党代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