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鲁迅和萧红不得不说的故事，历史如何评价萧红

要读懂萧红与鲁迅先生的关系，必读她那篇著名的《回忆鲁迅先生》。

所有的人都承认，纪念鲁迅先生最好的文章出自萧红之手，只是因为，她从平视的角度，用平实的文笔，毫不炫技地素描了鲁迅。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在萧红镜头一样的记录中，鲁迅最后十年的归属地大陆新村9号，立体而鲜明地生动起来了。从居家摆设，到生活工作习惯，从衣食住行到性情爱好，从许广平母子到往来宾客，萧红张开了一个女作家记忆的雷达，如实呈报。

这段成为鲁迅家常客的日子，可以说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安定的时期。在文坛上初露峥嵘，经济上因此得到安顿，感情上也相对踏实。

一个生活安定，没有被感情和战乱迫使的萧红，在文章里栩栩如生。活泼、健谈、善于观察甚至不大知道进退，不知道到可以随意进出先生的卧室。这份自信与自在是鲁迅先生给她的，只有被人真正呵护、善待，才可以这样“没有数”地频繁登门“骚扰”，无论先生健康还是病中。

深夜通读了一遍回忆长文，这回见的不是鲁迅，而是萧红。

位于虹口公园的大陆新村9号，被作为鲁迅故居保护起来，并对外开放。几次去上海，都断不了去串个门。穿过公园卖甘蔗的、鸭血粉丝汤等摊铺，拐过街角，触目皆为沪上特有的石库门房子，鲁迅家就跻身在一个普通的院落里，别有一番烟火情致。方而窄的院子，根本无法施展园艺手脚，小楼说是三层，建筑面积总计也就200平米出头，红砖红瓦木质结构，具体到每一层实际使用面积也就40多平米的样子了。

想象梳着两条辫子愉快地前来串门、拿自己不当外人该帮厨帮厨，该吃饭吃饭，该闲谈一口气谈至深夜连最后一班车都错过的萧红，笑声清脆神情怡然，而咬着烟斗含笑看着她抖着各种年轻人的机灵心下愉悦，十分放松的鲁迅，还难得地点评了女人的着装技巧，小楼里弥漫的谐趣轻快的家常气息……

这种互动持续了几年，直到鲁迅病逝。着墨1936年被肺病折磨的鲁迅，萧红用了不能再减的简笔，以三步并作两步的节奏结束全篇：10月17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17日，一夜未眠。18日，终日喘着。 19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与前文的铺陈和洋洋洒洒迥然不同，简直可称得上草草了之，实在是不愿再在回忆里重温一次。这篇纪念长文呈现了特殊的“脚轻”现象。

揣着一身才华，携着一副寻常容貌和矛盾的不够果决的性格，萧红生前没有得到世界和她爱过的男人们的善待。刚烈的萧军管怎么还在她怀孕生产时致命地帮过她，绵和的端木蕻良则在战乱中无情地丢弃过她。

1938年8月，萧红与端木计划离开战局吃紧的武汉，两人仅得到一张船票。最终怀着身孕的萧红开口决定，端木先走。端木离汉后，时有轰炸，萧红不愿孤独地守在小金龙巷，大着肚子前往汉口。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三教街的房子已住满人。萧红说，自己可以睡在走廊楼梯口的地板上，她不容分说买来一张席子就疲倦地躺下了。后来在找船时曾被泥绳绊倒无法自己起身，雨地里直躺到有人前来拉扶。

萧红是带着满腔的悲愤离开的，临终留言：“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多么清醒，又多么知己知彼。

回过头再感受她在大陆新村9号秀时装的天真，包韭菜合子的欢悦，与鲁迅深一句浅一句随聊的安适，实在替萧红欣慰，她还毕竟拥有过这般温暖的几年。即使在鲁迅重病期间，看到推门探望的萧红，也不忘努力亲切地递上一句“来啦！”。

对于敏感的萧红来说，她一定是感受到了鲁迅巨大的善意与爱护，才胆敢一次次登门讨扰，宾至如归的舒适、默契的懂得与相知，是谁也无法抗拒的。而让人宾至如归的人，往往都不是爱人。爱情中的男女都是盲人，只有剔除强劲热烈，安静从容的友情，才长久，才滋养人。

▲萧红（中）与文友在鲁迅墓前留影

如果没有鲁迅，文坛上很可能就不会有萧红这个名字。

鲁迅之于萧红，是伯乐，是恩师，是慈父，亦是知己。

在当下大陆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鲁、郭、茅、巴、老、曹，包括冰心、丁玲等人，都是重要作家，都有大篇幅的介绍，甚至辟专章论述。因夏志清的推介，张爱玲、钱钟书等人也逐渐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但萧红似乎至今仍没有被列为经典作家，没有被学术界普遍认可。为何萧红曾经被文学史冷落？如何恰当评价萧红的文学史地位？

林贤治：

鲁迅的批评未必正确

主流文学史把萧红当成抗战作家，《生死场》是其代表作，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萧红对人性的表现，对土地的热爱，这些就全部转移到民族斗争上了，她对人性、人类性的表现深度就消失了。这是萧红对文学的理解，她提出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这是她的文学观。

我认为《生死场》其实主要不是写抗日，她还写了那个地方的人，和动物一样生、一样死，有一个原始的、基本的、关于生存境遇和生存权利的问题在那里。萧红对农村生活的认识，在某一方面有着非常深入、独到的地方。鲁迅曾经婉转地批评她在人物描写方面较弱，但是，试想，就《生死场》而言，她笔下的人跟动物一样，如果连生存的能力都不具备的时候，跟动物一样，又能有什么个性呢？她写农民跟动物一样，吃喝、劳作、配偶、生殖，“忙着生、忙着死”，这是动物的生活，是完全自然主义的，又谈何人物性格呢？

萧红写出了人类的命运，具体地说是农民的命运，他们连最起码在生存线上的权利都没有，我认为这是她高出一般作家的地方。跟一般左翼作家不同的是，这里不只是阶级论，还有文化学、人类学的视点。在《生死场》中，她自顾自地写诗，旁若无人地歌唱，那是哀歌、挽歌，长歌当哭；她并不考虑什么“小说作法”。要理解萧红的文学价值，首先应该看到，她是怎么理解生活和表现生活的。

章海宁：

曾经被夏志清忽略

从某种角度来说，萧红的情况跟张爱玲差不多，都是出口转内销的。张爱玲的文字是因为夏志清的研究和大力推荐，我们才得以认识其价值；萧红则是葛浩文写了关于她的博士论文，在香港出版了萧红的传记，大陆才开始研究萧红。1980年代，尽管在主流媒体上萧红很热闹，但很少人认同葛浩文对萧红文学价值的判断。之所以张爱玲的成就比萧红高，是因为夏志清在世界汉学史上有着重要位置，葛浩文后来更多转做翻译，没有更多地从事文学批评。夏志清在台湾和香港的影响非常大，导致张爱玲在台湾与香港的影响也非常大。而萧红在夏志清的文学史叙述中是被忽略的，他后来多次表示喜欢萧红的文字，说萧红的文字一点也不比张爱玲的差，也说《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优秀的小说等。

一部分批评者认为，萧红是非常优秀的经典作家，但在另一部分文学史叙述中，萧红又被边缘化，她经常被放到东北作家群当中，面目是模糊的。另外，我们又经常把萧红放到一群女性作家中，比如民国四大才女，这也使得萧红没有自己的面目，她被抽象成一个概念化的女作家，而不是一个个性化的作家。

过去我们提萧红，是因为研究鲁迅时发现他和萧红有割裂不开的联系，或者是我们读到萧军写的某本书，萧红在他的叙述中被提到，我们才对她感兴趣。萧红就经常这样被置换着出现在不同的话语背景下，她作为一名独立的、个性化的作家，缺少独立的话语背景，在我们主流的批评话语中出现得比较少，甚至不尽如人意。

章海宁：

是更接近文学本质的作家

五四时期萧红显然受到了左翼作家影响，但她并没有加入“左联”的组织，在政治倾向上，较少受到“左联”的影响。到了后期，她的左翼创作倾向有了变化，不仅关注弱势群体，还关注整个人类，她并没有把写作对象局限在弱势群体上。她的作品更关注人的复杂的情感和精神生活。

萧红的作品呈现出一种诗化的倾向，这种诗意的表达，诗化的小说，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是被隔断的。但是因为她的写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否则这种美文的文学传统，诗意的小说，就断裂了。萧红之前有沈从文，萧红之后有汪曾祺一系列的作家，她正好是在中间位置。她对传统的批判、个性化的表达，其实是更接近文学本质的作家。

在现当代作家中，特别是女性作家中，像萧红这样有成就的作家，实在不多。在创作的层面上，她还没有被完整地还原。今天，萧红热的背后更多的是对她的想象和曲解。

季红真：

这是一个没有恶评的作家

首先要强调的是谈论萧红是否被低估，并不是要将作家们在文学史上排座次。文学史有两种，一是专家书写的文学史，是受到作者种种主观因素制约的。另一种是读者书写的文学史，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人们心灵流淌的艺术精神。目前网上关于萧红的信息有几十万条，全部有褒无贬，这是一个没有恶评的作家，但是，目前没有一部正史列出专章来论述萧红。而我所努力做的工作，是把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家来研究，探讨她如何被历史所塑造，又如何影响了历史的发展，也就是她的心灵与历史互动的奥秘。这也是我着手研究萧红，写《萧红传》的原因。

1萧红与鲁迅有“特殊关系”？

萧红是在鲁迅的引导下步入文坛并引起关注的，并且在生活中给予家人般的关照，有人认为萧红与鲁迅之间存在着男女情爱，事实到底如何？

章海宁：

“欲望的对象”想法太庸俗

萧红会背诵鲁迅的很多作品，她内心深处崇拜鲁迅。鲁迅对萧红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首先是鲁迅对萧红生活提供的帮助，但这种帮助是针对萧红和萧军两人的。他俩穷得连喝粥的钱都没了，鲁迅和许广平一起给他俩捎钱。鲁迅还经常介绍文学圈的朋友给二萧认识，请他们吃饭，家里随时向二萧开放。二萧早期经常一起去鲁迅家聊天。鲁迅单独给萧红只写过一封信，给萧军单独写的有二十三封，给二萧写过十九封。

如果说鲁迅跟萧红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不可能只写过一封信。“鲁迅一般不单独给异性写信，不想让朋友觉得他对异性过度关注，单独给萧红写的那封信还是因为萧红受朋友之托想要鲁迅请他们吃饭，但他们不好意思，萧红胆大，说话没有忌讳，所以让她出面。我们不能把这些生活上的小细节，就想象成鲁迅对一名女子的特殊情感，这种说法是很荒唐的。”

萧红跟鲁迅有精神上的纽带，他俩身上有共通的地方，鲁迅出身中产阶级家庭，后来家庭没落了；萧红出生于地主家庭，在当时也属于中产阶级，但后来家境日窘；两人的学历都不高，虽然鲁迅受过传统的教育，知识背景非常深厚，但他在日本学医时其实也就是中专学历，中专没毕业又转了文学；另外，他俩的身体都很病弱，还都是包办婚姻，相同的经历让他俩身上都有反抗传统专制文化的意识。他们同样喜欢文学，都喜欢绘画，正因为他们俩身上有这么多共通点，聊天才能有共同的话题。

从两代文学家的角度来讲，鲁迅和萧红是父与女的关系；从两性的角度来讲，我不赞成把鲁迅想象成萧红欲望的对象，也不赞成把萧红想象成鲁迅欲望的对象，这种想法太庸俗。有人说我拿出什么证据，我想反问，这种想象又有什么证据，没有任何证据！

林贤治：

许广平不满意萧红过分依赖鲁迅

萧红像鲁迅一样，过早地蒙受了婚姻的创伤，而且患有肺病，身心严重受损。对于无法返回的故园，两人都怀有热烈而沉郁的乡土情感；他们的小说，诗一般地散发着大地的苦难气息。此外，同样地喜爱美术，对美特别敏感。这样，他们之间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对话范围很广：社会、文学，直到裙子、靴子，穿戴的漂亮，总之非常相得。读鲁迅的书信可以看到，鲁迅写给二萧的用语是最活泼的，有些书信毋宁说是调皮的，事实上就因为其中有一个收信人是萧红。

由于出现“第三者”，萧红和萧军之间出现矛盾，萧红前来看鲁迅的次数变得更多了，有时甚至一天几次。有一个上午萧红来过，下午再来，鲁迅立即把椅子转向她，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是别有会心的玩笑。很有意思。

萧红似乎不大通“人情世故”，当情绪来袭的时候，她不大考虑他人的感受。读梅志纪念萧红的一篇文章，可以从中看到许广平的情绪反应；坦率地说，许广平对萧红当时对鲁迅过分的精神依赖是不大满意的，但是，当时萧红孤独啊，苦闷啊，她不找鲁迅找谁呢？

反对把萧红和鲁迅的情感关系庸俗化，但是，应当承认鲁迅是萧红内心里最信赖、最依赖、感觉最亲近的男人。情感、情绪不同于道德理性，有它特别精微、幽眇，甚至晦暗难明的地方。我们做研究时，往往把人的精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化简，结果像鲁迅说的那样，删夷枝叶而得不到花果。而真正优秀的传记，应当揭示冰山之下深海的动荡。

萧红掐死扔掉自己的孩子？

萧红一生有过两个孩子，第一个是汪恩甲的，孩子生下来后，不久就送人了；第二个是萧军的，生下没多久，孩子就死了。第一个孩子，至今没有下落。第二个孩子的死因又有多种说法。由于她处理两个孩子的方式，有观点认为她是个没有母性的狠心人，为了和萧军在一起，不惜把孩子扔掉；为了和端木蕻良在一起，不惜将孩子掐死。这是事实吗？

第一个孩子迫不得已舍弃

萧红生下第一个孩子时，她和萧军都还不是作家，两人都没有生存能力，他们不是一般的“贫困”，而是整日流浪，连食粥都无可能，一个连自己都无法生存的人，如何去照顾孩子呢？在当时的情况下，孩子就算留在身边，也可能因为没钱喂养导致孩子夭折。在章海宁看来，当时将第一个孩子送走，为他找一户好人家，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在第一个孩子生下不久，萧红写作了一篇自传性作品《弃儿》，在这篇文章中，她描写了她在医院的矛盾、痛苦、悔恨、不舍和无奈。从种种细节推断，萧红舍弃第一个孩子，确为当时迫不得已。

萧红临死前，她曾对骆宾基和端木蕻良说，让他们从香港回去后，找到第一个孩子。弥留之际，她说“但愿她在世界上很健康地活着。大约这时候，她有八九岁了，长得很高了……”而作家舒群的回忆录中也提到，有次萧红站在儿童服装店前停了好一会儿，走开之后对舒群说，如果我的孩子还在，现在也有这么高了，边说边和舒群比划高度。

第二个孩子生死不明？

第二个孩子的死，也是萧红研究中的一个谜，孩子怎么死的，至今没有确切的说法。这是个男婴，又白又胖，但是生下来三天，孩子就死了。医院没有医疗档案可查，据说萧红本人对这个孩子的死的反应很冷淡，并且阻止白朗去找大夫理论。还有一种说法是，孩子死的前一天，萧红以牙痛为由，向白朗要过一种德国产的强力止痛片“加当片”，认为孩子是被她亲手毒死的。

萧红生产是在重庆白沙镇，虽然该地有很多文化人，但卫生条件很差。章海宁说，由于条件太差，当时晚上很少有第二个产妇在那，有没有值班医生也不得而知。萧红分娩时自己本身在发烧，孩子是否受到了感染，是否夜里发烧，有没有医生抢救，都不知道。很有可能这个孩子就是病死的。

季红真则说，这个孩子的生死其实是不明的。“所谓死，是萧红告知白朗的，当时只有白朗在她身边。但是，所有的资料都没有显示死婴，连医生都没有看见，萧红是怎么处理这个死婴的？她的身体一向虚弱，产后第三天更是疲弱不堪，为了避免产后感染，她还在输消炎的药物，她哪有力气处理孩子呢？”因此，季红真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孩子也被送人了。“一个男孩儿是很容易被送出去的，而且萧红一开始就不想要这个孩子，和萧军情变之后，她不愿意为萧军留下孩子，成为萧军来纠缠的借口。”

而林贤治的看法则是，即便是最极端的猜测，认为就是萧红亲手毒死了自己的孩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没有权利责备一个简直失去了生存权利的人。

3萧红作品的版权如何处置？

萧红的作品版权最后是如何处理的？为什么没有把其中任何一部的作品版权交给端木蕻良？她赠送给骆宾基的是版税还是版权？

端木蕻良没有继承版权？

根据葛浩文《萧红评传》中的记载，据东北作家孙陵回忆，骆宾基在萧红未死之前记下了有关她作品版权的遗嘱：其中《商市街》给了她的弟弟，《生死场》的版权给萧军，《呼兰河传》的版权给了骆宾基，端木蕻良则一无所得。端木蕻良和骆宾基还曾当着孙陵的面为此事发生冲突，后来两人到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分公司理论，骆宾基胜诉。不过，骆宾基事后否定了孙陵的回忆，说他和端木的冲突与版权无关。

不管骆宾基和端木蕻良的冲突因何而生，为什么萧红没有把其中任何一部的作品版权交给端木呢？这是否印证了他最后对萧红实在太差？

对此，端木蕻良的家人，包括他夫人钟耀群、侄子曹革成，以及一些学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这种看法是，在萧红进入圣士提反临时医务站动手术之前，萧红就对端木蕻良交代了后事。首先是要端木蕻良保护她的作品，将来不要让人随意删改她的作品，版权都由端木负责。她亲笔立了一个字据，但是被端木蕻良当面撕掉了。端木认为自己是她的丈夫，妻子的版权理应由丈夫继承，突然立个字据，岂不是表明她将不久于人世？端木不想让她落下死亡的阴影。

骆宾基受赠版权或版税？

萧红考虑到骆宾基毕竟是个外人，肯留下来照顾自己实属不易，于是想酬谢她。为此萧红和端木蕻良商量多次，提出不如把自己某本书的版税赠送他更有意义，比如再版的《生死场》。而端木蕻良则认为，《生死场》已再版多次，篇幅又不大，加起来的版税也不会有多少，不如把《呼兰河传》将来出书的版税送他，毕竟这是本新书，再版的机会多，篇幅也长。萧红同意了，于是把骆宾基找来，当面告诉了他。

章海宁介绍说，关于版权相赠的说法，确实是不准确的。首先，萧红要给骆宾基以物质补偿，所以萧红赠送的应该是版税，而不是版权。骆宾基后来到桂林上海杂志公司索要版税，桂林上海杂志公司虽然认可骆宾基的说法，但没有支付给他版税(具体原因不详)。骆宾基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显然是将版权与版税混淆了。

而学者季红真说，她通过曹革成所著《我的婶婶萧红》了解到，萧红生前出版了10本书，除了馈赠给她弟弟、萧军、骆宾基的三本之外，其余的都属于端木蕻良，1949年之后，端木蕻良全部捐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萧红研究的几次热潮

讲述：章海宁

从1980年代初至今，萧红的阅读与研究热其实并没有间断，只不过中间有过低潮，或是隔一段时间后又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呈现。不同时期的萧红热，背景都不一样。现在这波萧红热可能跟萧红诞辰100周年有关。

1980年代初：像张爱玲一样消失→红遍两岸三地

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初，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部分萧红的作品，包括《生死场》、《呼兰河传》和她的选集。但在这个时期，张爱玲的作品基本是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

1980年代初，出现了第一波萧红热。1981年，黑龙江省举办纪念萧红诞辰70周年活动，大学也开设了一些研究课程，当时给萧红贴上了“左翼作家”的标签。

1980年代对萧红的研究，主要是搞些纪念活动，研究成果并不高，主要集中于萧红的生平研究，尤其是萧红的情史受到了广泛关注，当时出版了大批萧红的传记。1949年后国内出版的第一本萧红传记是肖凤的《萧红传》，后来丁言昭又出了好几个版本的萧红新传。其中葛浩文的《萧红传》是最受关注的，它的学术性非常强，这本书写于1974年，那时大陆还无人研究萧红。肖凤和丁言昭的传记中，对萧红文学作品的评析比较少，主要集中在她的生平，而葛浩文的《萧红传》则更多集中在评析萧红的文学成就。台湾的作家谢霜天出版了以萧红为主角的长篇小说《梦回呼兰河》。香港当时也有两个版本的萧红传记出版。

大陆不断召开关于萧红的国际研讨会，在呼兰成立了“呼兰河萧红研究会”，萧红故居纪念馆开馆，哈尔滨出版社推出了两个版本的《萧红全集》，黑龙江电视台拍摄了《萧红》的5集电视连续剧，电台还制作了广播剧《萧红》，连环画《生死场》、《呼兰河传》获得了全国连环画的银奖、金奖。可以说，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期间，整个大陆、香港、台湾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萧红热。

2000年前后：小低潮→获得广泛认可

到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5年以后，萧红研究出现了一个小低潮，直到2000年才迎来新的热潮，标志是萧红诞辰90周年。

2001年，黑龙江召开萧红国际研讨会，标志性的作品是季红真出版《萧红传》。季红真此前是北大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有非常深的文学理论研究功底，她的《萧红传》出版推动了新一轮的萧红热。

当时还有一些跟萧红有重要关系的人出了书，比如曹革成的《我的婶婶萧红》，端木蕻良的妻子钟耀群写的《端木与萧红》，这些跟她关系非常亲近的人写的作品，让萧红生平研究的诸多问题得到厘清，特别是萧红在香港期间发生的事。

此外，田沁鑫的话剧《生死场》在北京上演后引起了很大轰动，沈阳评剧院的《我那呼兰河》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获得了很大成功。特别重要的一点是，2000年前后，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一百部中国百年长篇经典小说，萧红的《呼兰河传》被评为前10强，名列第九。

2009年至今：20余种传记→余热还在升温

2009年我为凤凰出版社主编了一套《萧红全集》，后来，黑龙江为了萧红诞辰百年的活动，又邀请我参加编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的《萧红全集》(2011年出版)，在这两个版本的《萧红全集》出版之后，又发现了一些萧红佚文，很多读者希望有装帧精致的萧红读本，2014年，我为燕山出版社主编了新版《萧红全集》。《萧红全集》的出版，也推动了萧红研究，这期间大陆出版了20余种萧红传记，当然里边有很多商业的因素，但也不乏重要的作品，比如叶君的《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这部传记获得了首届萧红文学奖。

2009年以后，还拍摄了多部萧红的纪录片，不完全统计至少有5部。目前这种大规模拍萧红纪录片的现象，我认为还是2011年萧红诞辰百年的余热，这种余热还在升温。包括霍启建导演的电影《萧红》，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也都是在萧红诞辰百年的背景下运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