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加分政策 从国家视角理解逐步取消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

读贵州民族报《从国家视角理解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有感，反其意而用之。

高考加分政策一直广受诟病：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什么要给少数民族加分？更不用说这一政策导致的民族身份造假，致使本已饱受争议的该政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继续执行下去的危机。要求取消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的呼声更是日渐高涨。高考少数民族加分政策何以成为质疑的焦点？如果放任这种政策质疑而不从根本上作出改变而仅仅是从话术上加以辩解，必将动摇新一代年轻人对国家的认知，势必造成民族间的隔阂与对立。

一、历史上中原汉族并未对不起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严重阻碍了民族融合

历史上，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疆偏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长期之后于中原汉族地区。历史上的每次“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友好交流交流”都给中原汉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亡和深重的苦难。比如说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致使中原地区人口大量死亡，另有一部被迫分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再比如，安史之乱时回纥人趁火打劫，将长安、洛阳洗劫一空；元朝蒙古人统治时汉族人被列为三等和四等人；满族在清初一手炮制了令人发指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其惨烈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反观中原汉族王朝，对其周边的少数民族实行一贯的是“怀柔政策”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积极防御政策。由此来看，历史上中原汉族并未对不起少数民族，反而是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对汉族犯下了滔天罪行。汉族的祖先只不过是恰好占据了最适合耕种的地区，进而发展出了先进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并未主动侵害过其周边民族的利益。今天要说补偿，也应该是少数民族补偿汉族。

不要说新中国成立后，即便在今天，我国的经济发展依旧十分不均衡，给“出生点位”不好的考试一点分数上的照顾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获得的资源较少，而且当地也得主要靠他们来建设。但是，“偏远地区的考生”或“不发达地区的考生”并不完全等于“少数民族考生”，二者有交集的并不完全重合，也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衡，并非由于“民族身份”的不同而造成的。一个屋檐下读书的同窗，只是因为身份证上“民族”的不同，一部分获得了5分10分20分甚至更多的“基础分”，另一部分就只能靠自己一分一分地拼搏，这除了十分不公平外，还会强化被加分的那一部分学生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极大地阻碍了民族融合，给国家稳定和统一造成了额外的不稳定因素。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尸体还是热的。

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不但不能加强反而应该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取消

如前文所述，为了均衡发展而实行的各种优惠政策的对象，均应以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而非“民族身份”而确定。“民族身份”是一“个人无法决定的偶然因素”，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先天属性”，和“性别”、“出生日期”、“血型”等是一样的。基于此，如果以“民族身份”而确定政策的优惠对象是合理的，那么“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每年公历10月1日出生的人高考加20分”同样也是合理的。至于说地区，人口是可以流动的，有羡慕人家当地的优惠政策的，自己把家迁过去就是了。

我们以高考加分为例讨论一下语言文字的问题。对于没有自己语言文字或其语言文字早已消亡或几近消亡的“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是完完全全有失公允的，他们今天普遍使用的是当地汉语土语或汉语普通话，语言并未阻碍其发展。对于仍有自己语言文字的民族，政策上应努力使其汉化，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这并非什么“大汉族主义”，比如今天我们说的“宗教中国化”其实就是以汉文化为基础对宗教进行改造，而非以维吾尔族或蒙古族或苗族或其他什么民族的文化为基础。有自己语言文字的民族“民考汉”加分，对等的，汉族“汉考民”也加同样的分。显然汉族鲜有人“汉考民”，这样他们说个二十年五十年就自然汉化了。这一说法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但是这一政策已经实行了几十年，效果并不那么令人满意。首先所谓的“少数民族高考”本身就是为了稳定的大局不得已而为之，“汉考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堵汉族人的嘴。少数民族生活在汉语的大环境中，汉语普通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用语言，少数民族“民考汉”的难度远低于汉族“汉考民”的难度，更何况鲜有人“汉考民”。另外，从被加分民族的角度看，我之所以获得加分是因为我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所以我要保护自己的语言文字。这是不利于民族融合的。

对于其他同样可以解释为“语言文字的不同阻碍了该民族的发展”优惠政策，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要让某些少数民族放弃自己现成的利益是很难的，他们只看见了自己手里的那几分那点钱，而枉顾历史趋势和国家大局。正是这种表面的、粗浅的、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认知，让他们难以认识到以加分政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深层次和长远的危害性。

三、以国家视野的大格局正确认识高考加分政策的不合理性

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成为了一些人投机的重点领域。这一现象的本质其实就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另外，除了更改民族身份外，为了子女能获得政策照顾，汉少通婚的后代往往是“少数民族”，这从客观上造成了汉族人口数量的减少和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多，与民族融合的历史大趋势是相悖的。

国家领导人的公开讲话需要考虑“稳定”的因素，带有很大的政治意味。政策是由人制定的，而是人就会反错误，所以国家的政策并非总是合乎时宜的，不然苏联就不会没了。“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言路不应闭塞，不让人说话是不对的。不同于一言不合就聚众闹事围堵政府的人，只说说话提提意见的人几乎没有社会危害性，只可能对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造成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