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天健 刘瑜 ：屡屡爆发危机的“西方式民主”，还能焕发生命力吗？

本文转载自《探索与争鸣》杂志

屡屡爆发危机的“西方式民主”，还能焕发生命力吗？

刘瑜 |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

原标题为《当代自由式民主的危机与韧性——从民主浪漫主义到民主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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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式民主的危机

自由民主制的话语与实践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危机。危机发生于三个层面。

当代自由式民主的第一重危机，是在发达民主国家内部。欧美的民粹主义和政治两极化，常被视为西方民主危机的体现。但这只是危机的表层。如果一个体系具有自我纠错能力，一定的社会问题未必意味着系统性危机。西方的民主危机主要并不在于上述问题本身，而在于人们对这个政治系统的纠错能力正在丧失信心。更糟的是，信心影响预期，预期影响行为，信心的丧失本身常常构成自我实现的预期。

这一点在美国尤其明显。根据皮尤中心的调查，1958年相信联邦政府“总是或者大多数时候能够做对的事情”的美国人比例是73%，而2015年是19%；1964年认为“政府是为所有人工作的”比例为64%，而2015年是19%；1985年的时候，美国仍有67%的人对国会持有“正面印象”，但是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27%；甚至公众对自身的判断力也失去了自信，1997年，尚有64%的人口对“美国人民在政治决策方面的智慧”抱有信心，到了2015年，这一比例下降为34%。如果说对权力机构缺乏信心尚可被解释为对“背叛民主的政客”的不满，直接质疑“公众智慧”则挑战了民主的合法性本身。

当代自由式民主的第二重危机，来自于非西方政治体制的挑战。与冷战时期不同，冷战后的东方诸国，主要不是通过军事竞争挑战西方，而更多的是通过治理绩效来提供“政治的另一种可能”。“新加坡模式”“俄罗斯模式”“中国模式”等都构成了对西式民主的挑战。毋庸置疑，中国的成功是最耀眼的。连续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这一成就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变化，在现实中，它意味着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水平、医疗保障、贫困救助等方面的极大改善，从而也构成人道主义的成就。而这些成就，是在中国没有实行西式民主的条件下发生的。与之前亚洲四小龙在非西方体制下经济起飞的经验相连接，可以说构成一种“发展模式”意义上的挑战。

事实上，中国经验已经在消解西方政治模式的光芒。从实践上而言，中国显著的经济成就，加上美国外交战略所激发的全球性不满，已大大逆转两种发展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而中国式投资和购买力的进入，更是改变了西方国家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牵制力。就理论而言，在很多人眼中，中国模式已经从制度意义上挑战西方，确立了一种竞争性的可替代方案。在其影响巨大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福山发现，从欧美到印度，从拉美到非洲，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的问题都是“民主过剩而国家能力不足”，而就国家能力的表现而言，中国几乎是“一枝独秀”。贝淡宁在其《中国模式》一书中号召西方应当向中国人才遴选机制学习，他认为中国式“民主的选优机制”（democratic meritocracy）优于西方“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史天健则根据对抽样观念调查的分析，提出中国人的民主观主要并非“自由式民主”，而是“监护式民主”，从这个角度而言，在中国人眼中，中国政治体系已经实现了高度民主。

当代自由式民主制度的第三重危机，来自于新兴民主国家。简单而言，许多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表现不如人意，很多人因此对自由式民主的“可移植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人们或许可以认为西方当下的民主危机是暂时的，将成为其自我演化的动力，也可以以长线的历史眼光来看待东西模式的竞争，从而认为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但新兴民主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却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正在展开的现实性。无论是“被民主化”之后战火纷飞的伊拉克、阿富汗，还是始终难以克服贫富悬殊的拉美地区，或是民主常常被族群冲突绑架的非洲，似乎都没有“从此以后过上了幸福生活”。

没有哪个地带比阿拉伯地区更能展示这种危机。2011年初开始的“阿拉伯之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诸多阿拉伯国家，两年之内，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的威权政体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塌，叙利亚的政权摇摇欲坠，甚至沙特、阿尔及利亚等国似乎也开始威权松动。然而，“阿拉伯之春”很快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几年的骚乱、暴动甚至战争之后，埃及重新回到了威权政体，其高压程度甚至超过2011年之前的穆巴拉克政权；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处于全国性或地区性内战状态；再加上之前确立的伊拉克民主政体始终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阿拉伯之春”的成果可以说寥寥无几。即使是“硕果仅存”的突尼斯，受整个地区恐怖主义组织兴起的影响，其安全局势令人担忧，而经济状况不但没有显著改善，失业率甚至比“解放前”还高，民主稳固的前景不容乐观。

从阿拉伯地区到中东欧，从泰国到肯尼亚，从海地到阿根廷，新兴民主都面临着重大挑战。《经济学人》的一篇社论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民主悲观主义”：“赶跑一个独裁者比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民主政府要容易得多。新政权开始动摇，经济开始挣扎，整个国家发现自己至少和之前一样糟糕。这是阿拉伯之春中很多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也是十年前乌克兰橙色革命所发生的事情……民主正在经历一个艰难时世。在那些独裁者被赶跑的地方，反对派大多没能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即使在那些民主得以建立的地方，系统的缺陷令人担忧地显现，对政治的幻灭也随处可见。但就在几年前，民主看上去似乎将统领世界。” 

自由式民主的韧性

当代自由式民主所面临的三重危机，似乎“诅咒”了民主的未来。然而，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一方面，人们似乎对民主的现实表现越来越灰心失望；另一方面，人们对民主——无论是作为一种价值还是作为一种制度——的忠诚却又十分坚韧。就观念而言，世界观念调查的最新一轮（2010—2014年）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对你来说，生活在一个民主治理的国家中有多么重要”，答案从1到10（1为根本不重要，10为至关重要）。结果显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大多数人的回答都分布在靠近10的位置。以前述十个最认同“强有力的领袖”的国家和地区为例，答案分布在6到10之间的人数比例分别为：埃及96.7%，吉尔吉斯斯坦87.2%，乌克兰83.2%，印度62.8%，罗马尼亚88.9%，俄罗斯77%，巴西77.3%，哈萨克斯坦92.7%，中国台湾92.8%，菲律宾81.1%。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绝大多数人一方面渴望“强有力的领袖”，另一方面则高度认同民主的价值。事实上，在这些最认同“强有力的领袖”的国家和地区中，除了印度，认同民主价值观念的人的比例高于认同“强有力的领袖”的比例。

离开观念的层面，就自由式民主的制度而言，它在当代也表现出相当的韧性。这种韧性表现在民主政体数量的扩展、民主政体可持续性的增强以及民主崩溃后的“民主反弹力”等几个方面。

首先，过去40多年民主政体在数量上的扩展可以用“大跃进”来形容。1974年地球上的代议民主国家数量是40个左右，2010年，这个数字变成115个，也就是全球3/5左右的国家。鉴于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不同形式的威权政体中，当代政治这一海啸式的变化可以说构成一个政治史上的奇迹，也构成了当下一切严肃政治思考的前提。

其次，当代民主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可持续性。之所以说“不同寻常”，是因为历史上发生在第三世界的民主转型往往是还没站稳脚跟旋即被倾覆，但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新兴民主国家开始出现“民主沉淀”现象。固然，“阿拉伯之春”迅速倒退为“阿拉伯之冬”，但总体而言，在所有新兴民主国家或地区，阿拉伯地带的表现更像是一个特例而非常态。与历史比较，过去40年左右的新兴民主政体表现得相当有韧性。

当代民主政体韧性的第三个表现，恰恰发生在某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崩溃之后。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新兴民主国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经历了民主崩溃。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新兴民主政体崩溃之后很快重新民主化，回归民主政体形态——这种“跌倒了立刻爬起来”的“民主反弹力”，同样可以间接说明新兴民主政体的韧性。

委内瑞拉举行群众集会庆祝粉碎政变六周年

民主崩溃后不断反弹回归，并且回归的速度越来越快，显示出民主制度合法性的上升。对很多国家来说，相较于其他选项，民主政体已成为一种“默认设置”。即使是暴力夺权的政变者，也往往要借助于“拯救民主”的话语，并且在政变之后重新组织选举，哪怕是伪选举。当年福山以“历史的终结”来形容冷战后世界政治走向时，遭受很多批评。但如果不把“历史的终结”理解为“制度竞争”的终结，而理解为“合法性话语竞争”的终结，这一说法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管今天的人们对于民主的表现如何失望，作为一种合法性话语，它已经逐渐失去了同样强大的竞争对手，产生了一种漩涡状的向心力。某种意义上，民主话语的崛起或许并非历史的终结，却可能是这一终结的开始。

走向民主现实主义

以上论述显示，各国民众似乎处于一个巨大的心理分裂当中。一方面，当代民主政体危机四伏，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主政府的表现灰心失望；另一方面，当代民主制度又似乎韧性增强，人们对民主观念的信奉有增无减。这种信念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政治学家Norris所说的“民主赤字”——当人们对民主的期望超过民主的表现，就出现了“民主赤字”。熊彼特曾在批评“古典的民主理论”时指出：“民主革命意味着自由与体面的到来，民主教义意味着理性与进步的福音。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优势注定会失去，民主的观念与实践之间的裂痕注定会被发现，但是，黎明的曙光会消逝得很缓慢。”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赤字”正在不断扩大的时代，一个“黎明的曙光”缓慢消逝的时代。

“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未必是坏事。它可能成为改进现实的动力，迫使政治家不断进行“政策创新”，最小化公共服务成本的同时最大化公共服务的产出。笔者将这种不断推动民主转型又不断陷入民主倒退或崩溃的政治状态命名为“乌克兰困境”。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乌克兰过去30年左右的政治状态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困境。

那么，是否可能避免“民主赤字”的进一步扩大化，避免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乌克兰困境”？理论上而言，一个可能的出口是放弃自由式民主制本身。既然自由式民主滋生预期和现实之间不断加深的矛盾，那么何不推动放弃这一制度？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民主观念与实践深入人心的程度。如前所述，世界观念调查的数据显示，几乎所有国家——哪怕那些观念上也同时“拥抱强人”的国家，都有八九成左右的人口表示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对他们“比较重要”或者“很重要”，并且这一看法相当程度上展示的是对民主的“程序性”而非“工具性”理解。这是启蒙运动展开300多年的结果，其中伴随着无数血雨腥风的斗争。这一观点在当下不切实际的程度，几乎相当于把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塞回母亲的子宫里去。当我们谈论“政治现实主义”时，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事实”。

既然在可见的未来普遍推翻自由式民主政体并不现实，缓解“民主赤字”的方式只有两个，一是改变民主的表现，二是调整对民主的预期。毫无疑问，民主表现的改善空间巨大，尤其是在新兴民主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反腐败、政治秩序、公共服务质量方面，许多国家的治理绩效乏善可陈。因此，改善治理绩效是缓解“民主赤字”的最根本机制。但是，如前所述，即使是治理绩效明显优越的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主要的治理绩效指数都在提升的情况下，政治信任仍然显著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善民主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民主——合理的理解带来合理的政策，不切实际的理解带来有害的政策。因此，有必要关注缓解“民主赤字”的第二个方向：调整对民主的预期。笔者将这种调整称为“从民主浪漫主义走向民主现实主义”。这种调整并非指向对民主本身的否定，而是指向对民主更现实的理解，更确切地说，民主现实主义试图在一个更有限但也更坚固的基础上建构对民主的理解。

什么是“民主现实主义”？根本上而言，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民主的承诺。对民主过于浪漫的理解带来持续的幻灭感，而对次优的幻灭常常是通向更糟而不是最优的入口。在较低的层面上，对民主浪漫化的理解往往带来有害的公共政策，恶化民主绩效，从而进一步恶化民主赤字。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民主的幻灭滋生威权复辟的动力，而在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威权反弹很难成为政治冲突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反而成为新的政治冲突的土壤。正如很多人对民主存在浪漫化想象，同样有很多人对威权主义也存在浪漫化想象。巨大的治理绩效方差内置于威权主义的逻辑，而威权主义并不内在地提供自我纠错的机制。

笔者认为，一种更节制的民主话语是拯救当今民主危机的一个根本基点——它减少民主的承诺，但是提高承诺的可信性。具体而言，民主现实主义包含五个层面的认识。其一涉及如何认识民主化的历史过程。民主现实主义——通过对早发民主国家历史的观察——接受民主转型进程的曲折与艰巨，而不是预设一种“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的转型图景。其二涉及如何理解民主的边界。与民主浪漫主义的“无边权利观”相对应，民主现实主义认为应当区分“权利”与“利益”，在“有限政治”的理念下限制民主的利益承诺。其三涉及如何认识民主之“主”。民主现实主义认为“政治权利的平等”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影响力的平等”，一定程度的精英主义在代议民主制中不但是必然的，而且可能是必要的。其四涉及如何看待“公众的智慧”。与“庸众暴民”的本质主义的公众观不同，民主现实主义接受一种演进式的公众理性观，而这种演进理性以政治自由与多元为前提。其五涉及民主稳固的社会条件论。与民主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不同，民主现实主义认为民主的稳固需要一定的条件——尽管哪些条件组合对于支撑民主运行具有关键作用，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历史阶段的答案可能不同，但是，或许存在“偶然的民主化”，却不存在“偶然的民主稳固”。

（一）民主的承诺边界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到底理应向民众承诺什么？现实主义的民主观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承诺良好生活本身，它只能承诺公正的游戏规则，以此为每个人创造自己的良好生活创造条件。它只能承诺权利，而作为普遍主义价值的权利，与局部的、派系的利益之间应当有所区隔。误解这一点，往往导致民主的神话，而神话是通向幻灭的捷径。简单而言，民主制最终是向每个人承诺它自身，向每个社会承诺它自身，更多的救助是一种善，但不是一种权利。

承诺的漩涡伤害民主的表现。即使它可能短期增加民众满意度，长期而言往往伤害经济效率，加剧社会矛盾，并最终危及民主稳固。当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发动土改把白人的土地抢过来，黑人的确获得了他们的“土地权”，但是接下来发生的并不是津巴布韦经济的腾飞，而是巨大的经济失败和它引发的政治危机。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发动“经济战争”去打击商人的囤积居奇，捍卫民众的“经济权利”，带来的不是委内瑞拉的经济平等，而是持续不断的街头抗议。过度承诺之所以伤害民主表现，是因为缺乏资源支撑的承诺难以兑现，最终造成民众的“被欺骗感”，从而加剧政治矛盾。从这个角度来说，民粹政府的失败恰恰孕育于它的成功之中。更糟的是，承诺一旦作出就覆水难收，只能加码，很难减码——既然民众的需求统统被表述为“权利”，收回或缩减当然会引发愤怒。

对民主承诺的理解，归根结底有两个方向：一种是“分配式理解”，即把民主理解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分配机制；另一种则是“自治式理解”，即将民主理解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治机制。对民主的“分配式理解”及其泛滥，导致政治家和政党脱离义务允诺权利，脱离资源允诺利益，脱离社会允诺政治，其本质是一种“政治万能论”。正如极左思潮是一种政治万能论，无限承诺的民主浪漫主义是政治万能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对民主的自治式理解，则意味着“能力最大化”而不是“福利最大化”应该是民主政府的目标。固然，能力的提升依赖于一定的资源，因此政府在其财力范围内以及可持续的前景下应当为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的援助，此之谓“公共善”。但是，“能力培养”除了基础性资源，还需要或更需要个体的进取心和努力、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以及一种鼓励个人责任感的文化。一个画家要成为优秀的画家，固然需要钱购买纸笔颜料，但更重要的是其创造力和想象力；一个球员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球员，固然需要一定的场地和设备，但是乔丹之所以成为乔丹更因为他的极度勤奋自律和天赋；一个学者成为优秀的学者，有受教育机会至关重要，但是要在无数受过教育的人们中脱颖而出，还是要靠个体的勤奋与智识；一个企业家能成功，原始资本非常重要，但是他在激烈竞争中把握市场需求的判断力和执行力，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具有意义。将能力问题简化为资源禀赋问题，是对真实世界中个体如何实现卓越机制的极大误解。如果说在绝对贫困的状态下，资源基础可能是能力培养的最关键变量，随着人们逐渐走出绝对贫困，个人努力、激励机制、竞争环境和观念意识等因素的重要性很可能边际递增。

（二）民主的主体

与浪漫主义民主观相对，现实主义民主观承认代议民主制中不可避免的精英主义成分，同时在伦理上并不认定一定程度的精英主义必然是坏事。理论上而言，“政治平等”是民主的题中之义。但是，何为政治平等？这是一个具有巨大诠释弹性的问题。现实主义民主观主张“政权权利”的平等，而非“政治影响力”的平等，即人人有平等地参与政治的权利，但是平等的参与权并不必然保障政治影响力平等。

何以政治权利的平等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影响力平等，代议民主制并不必然导致“人民当家做主”？究其根本，在于“代议”二字。与直接民主不同，现代国家的规模和现代政治的复杂程度决定了政治代议的必然性。然而，理应作为民意传声筒的政治代表，却往往不仅受制于其选民。除了选民，其他政治主体——游说集团、街头政治、智库、股市、国内外投资者、非直接民选机构、媒体……乃至代议者本人的个人智识与偏好都将影响代议者。在各种力量相互角逐影响代议者的博弈当中，那些拥有资源、组织乃至智识优势的群体很可能获得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简单而言，比尔·盖茨的政治影响力肯定远大于一个路人甲，工会的影响力肯定大于分散的工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政治影响力肯定也大于一个普通读者。

经济社会不平等转化为政治不平等，是代议民主制最被诟病的问题之一。这种转化有些明显缺乏道义基础因而应尽可能杜绝——比如腐败。有些处于道义上的模糊地带所以应当规范——比如，压力集团（教师协会、枪支协会等）具有影响政策的组织优势从而造成政治影响力不平等。除非取缔结社自由，否则只能规范而不是禁止压力集团的存在。有些则在道义上可能被论证，比如，相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参政意愿、在公共议题上不进行任何自我教育、在公共领域不采取任何行动的人，一个积极自我教育和主动行动的人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未必违反正义原则。具体哪种政策影响力的不平等应被杜绝、哪种应被规范以及哪种道义上可被接受，并非本文的研究主题，但是，政治权利的平等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平等，既不必然，也不必需。

其次，民意不断流动变化，比如，美国介入越战刚开始时民意支持度比较高，但是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支持度变得越来越低。那么，当我们说决策应当合乎民意时，指的是哪个时刻的民意？

再次，民意有不同的范围。比如美国参议员都是某个州选民选举产生，而某个州的主流民意未必和全国的主流民意吻合。汽车工业州可能赞成贸易保护，而其他多数州都反对，那么，对于来自那个州的议员来说，他到底应该因为“家乡人民”选举了他而听从家乡人民，还是应该因自己是“全国人民”的议员听从全国人民？当我们说决策应该符合民意时，指的是符合哪个范围的民意？由此可见，即使一个政治代表对民意忠心耿耿，很多时候他仍然不知道应该如何决策：忠实于谁的民意？什么时间的民意？什么范围的民意？他往往不得不依靠主观判断去选择决策方向。这是精英主义内置于代议民主制的另一个原因。

（三）民主中的公众理性

尽管现实的民主含有大量精英主义元素，但无可否认的是，民意是“多元政体”中的重要一元——甚至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元。然民主制下主流民众对于公共政策具有重大甚至根本性的影响，那么民众是否具有理性能力，就成为关涉民主合法性的一个重大问题。

与民主浪漫主义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神话式美化或机械精英主义者对“人民”的智识贬低不同，现实主义的民主观以演进主义而非本质主义视角来看待公共理性。换言之，民主并不意味着公众在每一个时间点上都做出正确的判断（当公共决策有对错可言时），而意味着——由于民主要求博弈的可重复性——公众的调适性学习拥有制度化渠道。如果寄希望于公众或其多数在所有时刻、所有公共事务上都作出（特定意识形态下的）“正确判断”，否则就感到“幻灭”，这是另一种政治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的一个表现，是一旦民主制下选出一个不合乎自己偏好的政治家，或推出一个不合乎自己偏好的政策，便因此否定民主的合法性本身。

对民主的一个常见质疑，是对大众之平庸的指控。《乌合之众》从群体性的角度论证了公共理性的缺失，而Caplan的《理性选民的神话》则更加学术地论证了这一看法。针对大众理性能力的指控存在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笔者上文已经阐释——当代代议民主制并非直接的大众民主，而是通过代议这一机制融入了大量的精英主义成分，大众选民只是影响决策的多元主体之一。因此，声称“大众过于平庸，因而民主并不可行”，就像声称“第三个菜太难吃，因而这顿饭无法下咽”一样，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当代代议民主制的真实运行机制。

第二个误区则是误解了自由状态下公众理性的性质。正如没有什么机制能保证威权统治者一定是“明君”，就某一个历史特定时刻而言，也没有什么机制能够保证其“多数民众”的意见一定是对的。即使是“专家治国”（或许在Caplan看来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如果没有一定的民主约束机制，拥有理性的能力也未必意味着运用理性的意愿。未来的开放性决定了新现象和新信息的不断涌现，由此形成知识的演进和分散特征，因此，公众在不断吸收新的信息，形成新的认知。民主的价值并不在于民众比政治家或专家更加智慧，而在于它通过保持博弈的可重复性，使得这一演进得以保持开放性。

真正危险的是实验本身的关闭，即博弈的可重复性被取消，从而堵死纠错的制度化渠道。虽然“庸众”常常被指责为“多数暴政”中的“暴民”，然而观察历史会发现，“庸众”成为“暴民”的制度桥梁，往往不是民主，而是专制。如果没有专制者的动员以及对批评的压制，“庸众”能够兴风作浪的程度往往十分有限。最典型的则是纳粹德国，希特勒通过选举上台固然是民主的悲剧，但如果不是关闭了自由式民主实验本身，他的政策将遭遇各种“路障”。“乌合之众”往往需要借助于专制政府的组织能力、资源支撑和强制威胁，才能如虎添翼。

（四）民主稳固的条件

民主现实主义的涉及民主稳固的社会条件。基于一种近乎“唯意志论”的信念，浪漫主义民主观往往忽略民主运行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认为“扔到水里自然就会游泳”。这种浪漫主义更隐蔽的版本则是一种颇具市场的认识：“如果民主没搞好，一定是一小撮腐败、自私的政治家在破坏。”尽管某些政治家的腐败的确是许多国家民主绩效不足的重要原因，这种好莱坞式的单一归咎机制同样隐藏着对民主运行的社会条件的误解。

与此相对，现实主义的民主观则认为“政治在社会中”。所谓“政治在社会中”，即承认民主的良性运行需要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等条件。不同的国家，民主的运转所依赖的条件或许不同——某些更依赖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某些更依赖于人口的同质性；在一些国家政治文化是关键因素，在另一些国家则是国际或地区环境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无论具体的“条件”组合是哪些，一定的环境因素往往是民主稳固的基础。缺乏这些条件，民主难以走向稳固或者治理绩效不如人意。当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彻底两极化，并且任何一极的民众都不打算向对方做任何妥协时，单靠政治家的“德性”与“智慧”，难以带来和平与秩序。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极其有限，单靠政治家的“技艺”与“策略”，也难以魔术般变出民众的免费医疗保障和贫困保障。把政治置于社会条件之外，似乎民主的成败只是“他们”之事，而非“你我他”之事，是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浪漫主义。

利比亚内战

总结与结论

当代自由式民主面临着一个根本的悖论：一方面，由于不断上升的权利预期或民主绩效的不足，许多民主国家的公众对民主政府产生了严重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无论是从观念还是从制度而言，民主又表现出相当的韧性。公众这种一边热切地拥抱民主、一边又不断对其产生幻灭的状态，笔者称其为“乌克兰困境”。“乌克兰困境”构成当代自由式民主的一个根本困境。如果这一困境继续深化和蔓延，那么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民主的未来将会呈现为持续的动荡，其政体将在民主和威权政体之间反复摇摆——处于威权状态时，民众将因对民主观念的认同而不断推动民主化；处于民主政体时，民众又将因对民主的幻灭而不断推翻其民选政府。各种迹象表明，在某些国家这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现实，而在另一些国家这一逻辑正在其展开过程中。

如何摆脱这一困境？笔者认为答案不在于回归威权主义，因为面对300年来启蒙运动所构筑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事实，面对内置于威权政体的方差极大的绩效表现，威权主义无论是道义还是实践上都难以对上述困境提供一个可持续的答案。答案也不仅仅在于提高各民主国家的治理绩效——尽管这一点非常重要。如前所述，如果民主的承诺无限上升，那么民主的现实表现无论如何也难以跟上预期持续的“通货膨胀”。正如西方国家过去半个世纪左右的经历所揭示，即使民主国家的治理绩效保持改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导致的“相对剥夺感”仍然可能持续推动政治信心的流失。

笔者认为，上述困境的一个重要出路是校正对民主的理解，即从民主浪漫主义走向民主现实主义，也就是以一种节制性的民主话语取代一种不断膨胀的民主话语。只有把民主从一个不断扩大和加速的“承诺漩涡”中解放出来，它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裂缝才可能缩小。或者说，更有限的民主才能构成更可信的民主。在此基础上，自由民主制下的政治信任才不会无限流失，“乌克兰困境”也不至于成为吞噬自由民主制的最后深渊。

具体而言，民主现实主义意味着在五个维度上抵制民主浪漫主义的诱惑。就民主化过程而言，从早发民主国家的真实历史出发，认识到民主转型的漫长与艰巨；就民主的边界而言，澄清“权利”和“利益”的边界，抵制一切利益主张以权利的面目出现；就民主的主体而言，区分政治权利的平等和政治影响力的平等，而不仅以后者权衡民主的成败；就公众理性而言，以一种演进的而非本质主义的眼光去评判公众的理性能力；就民主稳固的机制而言，承认民主良性的运行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而不仅仅是依靠政治家的德性或者“技艺”。

总之，只有把民主理解为一种艰巨的、缓慢的、参差的、演进的和有条件的政治体系，而不是魔术师袖子里可以无限拉扯的“彩绸”，它才是可信的和可持续的，否则其成功只能孕育失败，并且越大的成功通向越大的失败。归根结底，民主之有限性在于政治之有限性，良好政治只是为个体追求卓越之路提供规则而已，政治结束之处，千千万万个体之努力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