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军官 这段故事搁置了半个多世纪，她是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

编者按：伊迪丝·汉恩是在奥地利快乐成长的犹太女孩，她梦想成为大法官，却在纳粹入侵那天早早结束了自己的青春。亲朋离散，家族崩毁，伊迪丝被迫前往劳动营从事极不人道的体力活动，并不得不隐姓埋名，在德国人中周旋生存。

当伊迪丝遇到一个喜欢她的“纯种雅利安”男人，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因为渴望爱情，还是活下去的本能，让她同意与他步入婚姻。与纳粹军官结婚，真的能拯救自己吗？还是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当年的细弱声音

过了一段时间，洋葱买不到了。我从勃兰登堡市立医院红十字会的护士同事之间的谈话中听到，元首需要洋葱制造毒气征服我们的敌人。不过，我当时——那是1943年5月——觉得倘若能吃到一颗洋葱，第三帝国的公民会很愿意放弃享受毒死敌人的快感。

那时，我在外籍工人和战俘病房做护理。我的工作包括给所有病人泡茶，把泡好的茶水装在小推车里送到他们病床前。递给他们时，我尽量露出笑容，用愉快的声音说声“日安”。

一日，我推着空茶杯回到厨房洗刷，撞见一位资深的护士在切一颗洋葱。她是一名军官的妻子，来自汉堡。我似乎听见她名叫希尔德。她对我说，这颗洋葱是给自己吃的，当作午餐。她神情慌张，观察着我的脸色，看我是否看破了她的谎言。

我露出空洞的眼神，以及我的招牌式傻笑，自顾自去洗茶杯，装作全然不知这位护士为了一名重伤病危的苏联战俘，特地在黑市上买来洋葱，要让他在最后日子里尝到渴望已久的味道。这两桩事——买洋葱和友善对待苏联人——无论哪一桩都会让她进监狱。

跟那些胆敢违抗希特勒的德国人一样，这位来自汉堡的护士是罕见的例外。在我们医院里，更常见的是医护人员偷窃外籍病号的食物，带给家人或自己吃。你要理解，这些护士都不是来自进步家庭、受过教育、怀抱神圣使命来看护病弱者的女性。她们大多是来自普鲁士东部的农家女孩，生来注定在田地里、谷场上劳作。倘要逃脱这个命运，她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做护理是其中一条出路。她们在纳粹时代成长，接受纳粹宣传鼓动。她们真心相信，自己作为北欧“雅利安人”，属于高人一等的人种。她们觉得医院里这些苏联人、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波兰人，是为了给她们做苦力而生到这个世上。从这些低等生物那里偷一碗汤不是罪过，反而是极合法的行为。

我估计勃兰登堡大概拘有一万多名外籍战俘。他们都在欧宝汽车制造厂、阿拉多飞机制造厂，还有其他一些工厂做工。我们医院里的战俘，大多是在工业事故中受伤。在打造第三帝国的经济之时，他们被金属锻压机轧烂了手，被燃烧的锻铁炉烧伤，被腐蚀性的化学制品泼溅。他们属于被奴役的民族，自己的国家被征服，束手无助。他们被运走，离别了父母、妻子、儿女；他们渴望家园。我不敢看他们的面孔，害怕看到自己——我自己的恐惧，我自己的孤苦。

在医院里，每一种服务都单独设于专用的楼房。我们护理人员在一幢楼里进餐，一幢楼里洗衣，一幢楼里处理整形外科病员，一幢楼里处理传染性疾病患者。无论何种伤病，外籍工人与德国病人都被严格地加以隔离。我们听说，曾经有一整幢楼配给患斑疹伤寒的外籍病人，据传这种疾病源自被病菌感染的水。在我们这座美丽的历史古城，拥有如同神来之笔的不朽的协奏曲,我们的水源清洁，食物由政府谨慎地审查、定量配给，他们如何感染这种病，绝不是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女孩能想明白的。很多同事认定，这些外国人自己招致这种病，因为他们腌臜的生活习惯。这些护士竟能自欺到如此的地步，绝不承认病菌源自苦力工人被迫接受的不堪的生存条件。

你要知道，我并不是护士，而是护士助理，仅受过做粗活的训练。我给无法进食的病人喂食，掸去床头柜的灰尘，清洗橡胶手套。我们用的不是你现在所见的那种轻薄的白手套，使用一次就丢弃；我们的橡胶手套很厚，很耐用。洗干净后，我得给手套内衬撒粉末，方便再次佩戴。有时，我也调配一剂黑色膏药，抹在绷带上，做成敷布来缓减病人的风湿痛。我的工作大概就这些，再往医疗方面的事情，我就做不了。有一次，我被调去协助输血。他们用虹吸管将一名病人的血抽进一只碗里，再将碗内的血液抽吸到另一病人的血管里。我的任务是搅动碗内的血液，以免凝固。搅着搅着，我便觉得反胃，跑出手术室。他们议论道：“格蕾特这个小傻帽，维也纳来的小姑娘，没受过什么教育，跟清洁工没两样，能指望她有什么出息？让她去给在机器里剁了自己手指的外国人喂食吧。”

我总是祈祷病人不要在我值班时去世。上天肯定听见了，因为战俘们都在我轮班之后才死。

我尽量友善地对待他们，努力跟法国人说法语，缓解他们对家乡的思念。兴许我笑得太灿烂，因为8 月的一个早晨，护士长对我说，我被观察到以过于友好的态度对待外国人，所以要把我调往妇产科。

你瞧，告密者无处不在。正因为如此，那位触犯禁令买洋葱给苏联病人的护士看到我时惶恐得不知所措。你看，我只是个小傻帽，玛格丽特，方便起见，被缩称为格蕾特。我只是奥地利来的、没受过教育的、20岁的护士助理罢了。就连我也可能是盖世太保或党卫队的眼线。

 

1943年秋初，我被调到妇产科不久后，医院来了一位重要的实业家，一辆救护车专门从柏林将他送来。这位病人患中风，需要安宁、无干扰的疗养。盟军自1 月以来不断轰炸柏林，因此，他的家人和朋友认为，他在勃兰登堡会康复得更快些。因为这里天上不掉炸弹，医护人员无须处理轰炸后的伤残者，从而他能得到更精心的护理。或许是因为我最年轻，最没技术，也没有缺我不行的地方，我就被调离新生儿，派去看护这位病人。

这份工作并不是很愉快。他半身瘫痪，上厕所需要搀扶，需要一小口一小口地喂食，并且总要为他洗澡，帮他在床上翻身，按摩他萎软的肌肉。

我不跟未婚夫维纳详细地描述这位新病人，因为我觉得这会触动他的野心，然后他就会开始钻营，企图利用我与这位重要人物的密切关系谋求一些好处。维纳总是处处想谋取好处。他的经验让他知道，在第三帝国，晋升所依靠的是关系，而不是天赋和才能。朋友在高位，亲戚有权势，自己才有发达的机会。维纳原是油漆匠，他很有想象力，颇具天赋。在纳粹政府之前，除了失业和游荡，他的天赋不曾给他带来任何东西。他曾经在雨季里露宿森林。但后来生活好转，他加入纳粹党，在阿拉多飞机制造厂涂料部门当主管，手下管理很多外籍工人。不久之后，他将成为国防军的军官、我忠诚的丈夫。但他没有放下野心——仍然没有，维纳是不会轻易放下野心的。他时刻警惕着，观风寻隙，寻觅路子爬上那个位子，在那里他终于收获自以为应得的回报。维纳很浮躁、冲动，总是梦想着成功。我若将这位重要病人的背景悉数告诉他，他就会开始幻想。所以，我跟他仅提起一些事情，但不多。

当这位病人收到武器装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本人送来的鲜花之时，我终于明白护士们如此殷切地将这份工作分派给我的原因。看护职位显要的党员简直是行险。倘若床上便盆摔落，或者水杯泼溅，都可能让你大难临头。为他翻身之时，我可曾翻得太快？为他洗澡之时，我可曾搓得太粗暴？汤水是否太烫、太凉、太咸？可怎么办。还有——天哪——他若再次中风发作，可怎么好？如果他在我看护时死掉呢？

历数种种可能犯下的错，我心内慌恐，悉力将每一件事做得恰好。于是，这位实业家自然认为我工作很在行。一天，我给他洗澡时，他说：“玛格丽特护士，你是一名出色的工人。虽然年纪轻，你必定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经验。”

我用细弱的声音答道：“哦，没有的，先生。我刚从学校出来。我只是做好她们教会我的事。”

“那么，你之前从未看护过中风患者……”

“没有，先生。”

“真让人意外啊。”

他每天恢复一点点，他的声音渐渐地不再那么含糊。他必定对自己的康复有了信心，因为他的情绪变得很好。

有一次，我给他按摩双脚时，他说：“跟我说，玛格丽特护士，勃兰登堡的居民怎么看待这场战争？”

“哦，我不晓得，先生。”

“但你肯定听见人们议论……我对民众的意见很感兴趣。人们怎么看待肉类配给政策？”

“都挺满意的。”

“他们怎么看待来自意大利的新闻？”

我能承认自己知道盟军登陆的消息吗？我敢吗？我敢不承认吗？“我们都相信英国人最终会被我们打败，先生。”

“你男朋友有在东部前线的熟人吗？这些士兵的家信里写了什么？”

“哦，先生，男人们可不写打仗的事，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们担心，还有他们也怕不小心泄露重要军情，敌人有可能截取邮件，那么战友们都会有危险。”

“你可曾听说苏联人是生番，吃人肉？你可曾听说他们吃自己的小孩？”

“听说过，先生。”

“那么，你相信吗？”

我决定冒一下险：“有人相信的，先生。可我琢磨着，要是苏联人吃自己的小孩，那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苏联人了。”

他笑了起来。他的眼神亲切、风趣，举止温和。他甚至让我觉得有点像我的外祖父。外祖父患中风时，我也照顾了他多年……那么多年前的事，那是另一个人生。在这位显要的实业家面前，我渐渐地放松了一些警惕。

“护士，你说，元首如何才能使他的人民幸福？你怎么想？”

“我的未婚夫说，元首爱德国人民如同爱妻子，所以他自己没有妻子，以便能够尽全力让我们幸福。那么，如果您能见到他，先生，兴许您能告诉元首，如果他能给我们派发一些洋葱，我们会非常非常幸福的。”

他听了觉得很有趣，说道：“你是我的良药，玛格丽特。你很直率、善良，有真正的德国女性的灵魂。跟我说，你的未婚夫在前线吗？”

“还没有，先生。他有专长，所以他的工作是为空军部队准备航空器。”

“啊，很好，很好，”他说道，“我的几个儿子也是很不错的年轻人。他们眼下也工作得很出色。”他给我看一张儿子们的合照，都高大英俊，身穿制服。他们已经在纳粹党内身居要职，是重要人物。他很为他们骄傲。

我说道：“你若有亲戚做教皇，自己就能轻易做大主教。”

他遽然收敛夸耀的口吻，细细地打量着我，说道：“我看你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姑娘。我看你实则是很聪明的女人。你是在哪里接受的教育？”

我的胃一阵紧揪，喉咙突然干燥。

“我奶奶常说这句话，”我一面说着，一面为他翻身，开始擦背，“好像是我们家流传的一句老话。”

“我回柏林时，准备带上你，指定你为我的私人护理。我会跟你的上司说的。”

“哦。那可太好了，先生。可是，我和未婚夫打算很快就结婚，所以您看，我不能离开勃兰登堡——两地分居不太好！可是，还是很谢谢您，先生！谢谢您，这是我的荣幸！无上的荣幸！”

到了换班时刻，我向他道晚安，走出病房，只觉浑身寒战，腿脚颤抖。我搨了一身汗，渗透了衣服。我对换班的同事解释说，是因为帮病人运动他健壮的四肢而出汗的。而实际上，这是因为我险些被拆穿了伪装。哪怕仅仅流露丝毫细微的智力——引用一句奥地利普通女孩不可能学到的文学或历史——简直如同男子的割礼，足以将我的真实身份暴露无遗。

我和维纳住在城东阿多拉飞机制造厂工人宿舍区。回家的路上，我一遍遍地告诫自己，往后要更加谨慎，深藏所有流露智力的迹象，保持空洞的目光，紧闭嘴巴。

 

1943年10月，红十字会护理分队派给我一份殊荣。勃兰登堡市政府组织群众集会，每个工人组织须派遣一名代表。不知为何缘故，资深的护士俱无法出席，所以我被派遣为护理分队代表。我揣测她们不愿参加庆典，是因为听说德军在苏联、北非、意大利溃败。

维纳很为我骄傲。我能想象他如何跟阿多拉的同事吹嘘：“我们家格蕾特是祖国真正的爱国者！她们当然都会选她，毫无疑问。”我的维纳，真有幽默感，对于生活里这些小小的反讽“别具慧眼”。

为了这个重大的节日，我慎重地穿戴起来。我穿上红十字会护士制服，将单调的棕色头发梳成自然朴素的发型，不用发夹、不搽发油，不夹发卷。我不用化妆品，也不佩戴首饰，只戴了一枚细小的金戒指。戒指镶嵌一丁点钻石，是父亲在我16岁生日时送的。我个子矮，不到一米五。那时候，我的身材还好看，但我穿上宽松的白色长袜和围裙掩盖身材。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可不想在公共场合引人注视。让人看着顺眼，是的；干净，是的。但最重要的是，朴素，不招人注意。

结果，这次集会却不同于往年的场面。没有喧闹的鼓声、震耳的行军曲，不见漂亮帅气的年轻人身穿制服、手挥小旗。这次集会有一个指定目的，就是涤荡去年冬天斯大林格勒战役溃败后在德国弥漫的战败情绪。8月里，海因里希·希姆莱被委任为内政部长，受命行使这项职责：“重振德国必胜的信念！”一个又一个演讲者鼓舞我们积极、更积极地工作，支持英勇的前线战士，因为我们若战败，纳粹上台前几乎每个德国人都曾经历的可怕的贫穷就会卷土重来，我们就会失业。我们若吃腻了每晚不变的烩汤——约瑟夫·戈培尔宣称，在这个进入“全面战争”的国家，以这么一道菜为晚餐，最适合体现国民自我牺牲的精神——那就应该提醒自己，战胜之后，我们会像国王一般享受盛宴，喝真咖啡，吃细白面和整个鸡蛋烘焙的金黄面包。我们被告知，我们须尽一切努力，在工作上跟进生产效率，揭举我们怀疑包藏异心的人，尤其是偷听敌人电台、“极度渲染”德军在北非和意大利战败消息的人。

“天哪！”我想着，“他们开始担心了。”

自视为“世界的主子”的纳粹开始动摇了，开始颤抖了。我觉得头昏眼花，无法喘息。我的脑中不自觉地浮现一支老歌。

嘘，我想道，唱太早了。嘘。

那天夜里，我和维纳将收音机调到英国广播电台。我祈祷德军前线失利的消息意味着战争即将结束，意味着我很快就能放下伪装。

但我不敢跟人说我的希望，连维纳也不说。我藏起喜悦，让声音微弱，让自己不起眼。形如不在。沉默。这些是我当时养成的习惯，浩劫存活者称我们所经历的这段时间为“潜艇”。我是纳粹死亡机器之下的犹太逃犯，匿伏在第三帝国的心脏。

多年后，我与弗雷德·比尔结婚，安全地在英国生活，我卸脱这些习惯。现在弗雷德去世了，我也老了，不能控制记忆的冲击，又重拾起这些习惯。我坐在这里，像现在这样，和你一起坐在这家我最喜欢的咖啡馆，对着内坦亚城的广场，靠着大海，在以色列土地上，然后，熟人过来寒暄，说道：“我说，比尔女士，战时在德国与纳粹党员一起生活，假装自己是雅利安人，隐藏真实身份，随时怕被揭穿，那是怎样的感觉？”我的嗓音就变得细弱，惘惘然，无所适从。我答道：“哦，我不晓得呢。我想我不记得了。”我的目光开始游离，失去了焦点。我的声音恍惚，迟疑，微弱。这是来自勃兰登堡那些日子的声音。那时，我29岁，是就读于法律系的犹太学生，我的名字列在盖世太保的通缉名单，我伪装为愚昧无知的21岁护士助理。

当你听见这个微弱的声音，从那个时代传来，黯淡、迟疑，你一定要体谅我。你要叫醒我：“伊迪丝，大声说！说你的故事。”

这段故事搁置了半个多世纪。

我想，是时候讲出来了。

摘选自《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

 

《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大屠杀中的一个幸存奇迹》， [英] 伊迪丝·汉恩·比尔 / [美] 苏珊·德沃金 著，翁海贞 译，新星出版社2020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