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弄堂是上海特有的一种居住形式，很多人把上海的老弄堂和北京的老胡同进行比较，它们确实有相似之处。150 年前，上海还是一个小县城，随着现代工业落地上海，上海经济逐渐发展起飞。于是，成千上万在上海生活及工作的人们就在弄堂里居住，形成了弄堂文化。
所以说，弄堂为上海步入国际化大都市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人说，没有弄堂就没有上海，更没有上海人。
为了完成这次的拍摄计划，我翻阅过大量老弄堂资料和图片，这使我深受启发，收获良多。曾经，有数不清的文人墨客记载过老弄堂文化。今天再翻开历史画卷，弄堂依旧如此独特地印在脑海里。我在拍摄期间，结识了很多好朋友，譬如摄影家胡海宝先生、社区书记顾文娣女士，他们的一生都生活和工作在老弄堂周围，他们不仅为我提供了拍摄的条件，而且还直接带领我深入老弄堂，定格珍贵的影像作品！
因为不间断地拍摄和实践，更加深了我对上海、上海人及生命的理解。若一段日子因为忙碌而没有进到老弄堂里走走，我便会产生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就在拍摄期间，我也经历了许多老弄堂中的建筑被连根拔起而转眼消失的场景，这使我的内心五味杂陈。譬如方子桥一带，它们现在成了一片瓦砾，中间仅留下一棵树孤单地活在那里。许多居住在老弄堂里的人陆续搬走，人去楼空，到处写满了红色的“拆”字。
还有松潘路一带，里面一片死寂，烟火尽失，野猫、野狗像丢魂似的，它们那种可怜的眼神令人心慌。还没有谈妥搬迁的弄堂里，已经挂满一切皆为艺术，而呈现出来的作品最好具备这些特质：是模糊的，一眼看不透在讲什么，让读者去思考，去寻找，去解读；是含蓄的，无表情外观，简单、直接、无指向，甚至是暗喻；手法自由，心是放松的，诗和散文一般的表达意识；量身再造自然，重构现实；用微妙的东西改变我们对日常生活的认识，等等。
2019 年 5 月开始，我拍摄的老弄堂作品尝试性地参加了国内多个城市的摄影展。每一个展的角度有所取舍，在深圳、上海和北京的国际展中定义为“大上海·老弄堂”，在大理国际展定义为“他们还是他们”，平遥国际展定义为“我楼下的上海人”，丽水国际展定义为“上海老弄堂正在消失中”，前后几个展览都得到策展人崔波老师的大力支持。
2019 年 11 月上旬，我认识了台湾艺术大学的沈昭良老师，顺便听了他的几节课。沈昭良老师生于中国台湾，早年在日本、中国台湾读摄影专业，在《自由时报》做记者长达 10 年之久，出版过颇有影响的系列摄影书籍《舞台车》《歌手与舞台车》及《台湾综艺团》，教学方式很接地气，对当代艺术摄影不仅有颇深的研究，而且还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在国际摄影界很有名望。认识后，我谈了自己关于老弄堂摄影遇到的瓶颈问题，他给予了我真切的指点，于是我从上万幅作品中找出了300 幅自认为还不错的摄影作品，沈老师很认真地从中挑选了64 幅，后期我又增补了11 幅，总共 75 幅，编入本书中。
再说回老弄堂吧。
上海“弄堂”一说，应兴于晚清，其建筑风格是中西融合设计而成的。有人统计过，解放前夕上海老弄堂有 3840 条。到了 2000 年只剩下 2560 条，到了 2013 年，锐减到1490 条。之所以锐减，是因为城市扩容和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
记得 3年前初来上海，顺着网上指引走进弄堂时，发现指引大都指向一些经过改造或翻新变为商业用途的弄堂，原址上要么修缮成新式弄堂，要么建了高楼大厦。这不是我的兴趣点，也不符合我城镇化推进需要的素材。但是，当我走到杨浦区时，杨浦区正在如火如荼地了各种红色的宣传条幅，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居民脸上表情各异，有人开心，有人烦躁，有人无奈，还有人躲在角落里哭泣。又譬如杭州路一带，这里夜之间仿佛走进了一个战区，只有少数弄堂里还过着相对安静祥和的日子，至于何时谈协议，何时动迁，何时搬走，大家心中还没个谱。既然如此，只能“等”了。福宁路一带，虽然目前里面的日子和以往一样，但每次见面大家都会聊起动迁的事情。在最初一年的拍摄过程中，我沿用了记录香港、黄土高原、新疆牧民转场的做法，以一个见证者的身份去记录老弄堂。我时常被感动，也时常被呼唤，所记录的对象以人为主——生活中他们如此自然、真实，但是镜头前又难免紧张，表现出另一番景象。到了2019 年初，我在香港拜见了著名摄影家和理论家秦伟老师，和他交流过当代艺术摄影的若干问题。这次交流对我触动很大，回到上海我便开始尝试思考变换一种方式拍摄。从此，我不再着重定位自己是一个真实的记录者，而是把自己定义为一位诗人、一位散文家、一位艺术家。我慢慢地接受了当代艺术摄影的表达方式，置自己于弄堂里，更多地拍摄我内心想要的重构现实的东西。
什么是当代艺术摄影？有心的摄影家赖渭先生从深圳给我邮寄了十几本当代艺术摄影的书籍，我恶补了一番，明白了首先当代艺术摄影和传统摄影的创作手法是截然不同的。当代艺术摄影师的作品都经过精心设计和策划的结果。为了创作，他们精心设计了拍摄策略，精心策划了事件。艺术创作行为是在举起相机按下快门定格画面之前就开始动迁老房子，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为了拍摄方便，我干脆住到了杨浦区的一栋高楼上，于是每天都会居高临下看到弄堂里面的一些生活状态。夏天的几次下大雨，我就在我家里阳台上远远地拍摄弄堂里面发生的一幕幕大事小情，拍完之后再下到弄堂里面继续拍，微光之下也是颇有收获的。
杨浦区的老弄堂动迁也许是大上海最后的动迁地了。查阅资料后了解到，杨浦区的大部分老弄堂有近百年历史，是伴随着工业和大学而兴建起来的。这里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业的发祥地，也是中国最早的大学汇聚地，拥有百年悠久历史的杨树浦水厂、上海船厂、中国第一鱼市场、新怡和纱厂等。八埭头一带的弄堂建于光绪 34 年，至今已有 100 多年历史；福宁路弄堂建于1921 年，其中部分建筑由日本人设计；顺成里建造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隆昌公寓建于 1920 年至 1930 年之间，由英国人设计；在杭州路和杨树浦路的交汇处，几排红色外立面的老房子，也是日本人在 1920 年前后设计并建造的。
遥想当年，能住进这些弄堂里的人是令人羡慕的。
过往已经成为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老弄堂的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化。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老弄堂的人越来越多，导致住房拥挤，随意加建，居住环境日益恶劣。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少有经济条件的人都陆续搬出老弄堂，而将腾出来的房子出租给了来到上海打工或做生意的外地人。这些外地人一住就几十年，也算是半个上海人了。
走在弄堂里，时常和弄堂里的人聊天，有时一聊就很久，听听他们的故事。很多故事都很动人，很感人。有人就有故事，有故事的地方就要有记录者。我很愿意听他们的故事，也是因为我另外一个身份——作家。这些故事正是来源于生活的最真实的素材！他们很多人长时间蜗居在螺蛳壳般狭小的房子里。别看他们走出弄堂还挺鲜亮，但当回到弄堂里的时候就不得不面对窘迫的状态了。有人虽有抱怨，但也并不是无谓地怨天尤人。他们中间不乏很多老党员，尽管日子很艰难，但都能理解当下政府的难处。有几位超过 90 岁高龄老奶奶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她们开朗、健谈，目光炯炯有神，唯一诉求就是期待住上有电梯的房子。当我见到了这些场景，听到了这些故事，就知道这是生活的样子，是一种人生，是一曲曲生命的赞歌。老弄堂里面处处都能见到大面积蜿蜒狭窄、阴暗的环境，从外面看，倒是挺干净的。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感觉比较乱，头顶布满粗细不一的黑压压的电线，相信很多电线早已废弃了。当阳光照耀时，眼前挂满廉价的衣衫、内衣、内裤、袜子、雨伞等，像万国旗一样。弄堂里的流动人员不少，特别是藏在弄堂里的菜市场中时常人满为患。不时有行人、摩托车、自行车、三轮车相互抢道。炎热的夏天里，大男人们精光着上身，露出或干瘦或肥胖的身躯，或在做事，或在乘凉，这对于这里的人们而言都习以为常了。穿着睡衣在弄堂里走动的人不算多，这点有些意外，但偶尔也能撞上几个这样穿着的人大摇大摆地在弄堂里走来走去。弄堂里很少能见到青年男女，据说都外出了，唯有在节日期间能见到他们。弄堂以退休和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小孩居多。
即使再热再潮的日子，家家都省着电不敢开空调。即便开了，也就那么一会儿就关了。偶见一个小男孩玩着平板电脑上的游戏，热得汗流浃背，他奶奶只好一边用毛巾给他擦汗，一边扇着扇子为孙儿降温；弄堂里时不时能听到叫卖声，尤其以那些收旧家私、旧家电的居多；我在初期拍摄时，总梦一般地以为走进了中国西部县城的社区里，后来我干脆不这么想了，可事实总归是事实。一般而言，老弄堂地面一层的每家每户门口都会被充分利用，有一个水龙头和大水槽，可用来洗菜，洗衣服。如果条件许可，这里还会被隔出一块小小的地方当作厨房。如果条件更好，这里可能还会搭建起一个遮雨棚。再好一点，可能还会摆放一些花盆，甚至养鸡，养鸽子之类的。总而言之，百姓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日子过得精细又节俭。正因为这样，经历了许多岁月，杂物就堆满在门口舍不得扔了。每当夜幕降临后，就能见到那密密麻麻的、淡淡的灯光从窗户里照出来，或落在凸凹不平的地面上，或落在对面的墙上，透过光亮的门缝看到一家人正在局促地吃饭，很有烟火味，很有生活情调。老弄堂里的房子大多以三层高、连体楼为主，顶上有个天窗，俗称 “老虎窗”。很多时候走到楼栋门口，就以为是一个普通的门栋。可当我走到里面，就会发现大有乾坤了——就像走进了一个与现代化无关的世界里。门栋里有很多户人，上下楼时走的，有的是混凝土楼梯，有的是木头楼梯，有的楼梯陡立，有的楼梯极窄，还有的用流动梯子。其中很多杂物，很多蜘蛛网，很多电开关，也有很多电线，它们像麻绳一样强拧在一起。你还会发现，很多门窗上有油腻子，有厚厚的尘土，有难闻的气味。尽管如此，每家门框上的红色对联平添了不少温馨和喜庆。同样是小小空间，有的人家把小小空间收拾得井然有序，可有的人也会把家里搞得乱得没处下脚。我在拍摄室内时，总会遇到一些尴尬场面，譬如有的女孩戴着耳机露着屁股正在蹲马桶。当然我也有化解的办法。我知道很多人并不情愿接受我们的拍摄，即便有熟悉人带着，也是如此。毕竟人是要面子的，让外人知道自己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中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进行着我的拍摄计划。当然，也有人持开放态度——怎么拍都无所谓，只要求拍完后把照片送给他就行了。换个角度来说，若不拍人，而仅仅拍室内环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言以蔽之，大部分房间里面因为空间太小而导致有强烈的压迫感。如果有条件的话，会有一个小小的马桶间，没条件的话，就会在卧室放个马桶。如果马桶是红色的，就很抢眼。冲洗马桶只能到弄堂公用固定的地方去排队等候。每天上午冲洗马桶成为这里的一道风景，谁也不回避谁，如到菜市场买菜一样。
老弄堂早已成为这座现代化城市的一笔宝贵财富，历史文化的精神财富。我对这里见到的所有东西都感兴趣。有时候，我会在某处站很久，沉思、揣摩，还会换个角度去思考，为什么主人家会放这个东西，我怎么才能把它很好地拍下来。说到拍，可以简单地按下快门，也可复杂地想半天才按下快门，一切在于那时那刻的情绪。静下来想，弄堂里值得永久记忆的事物有两大类别，都将随着弄堂或主人的搬走而消失。第一类，如马桶、三层阁、室外厨房、公用厕所、室外炉火、晾晒旗杆、就近街市、小商小贩、工厂遗址、戏台、露天电网、狭窄通道，一花一木，一砖一瓦，等等；第二类，发生在弄堂里的故事，譬如出生、成长、邻里亲情、过节活动、结婚、丧事、邻里活动，曾经的喜、怒、哀、乐，曾经的碎片记忆，等等。仔细想想，所有的事不是都会有遗憾吗？
拍摄专题的过程中，我想到我的经历，想到我曾经为了梦想而打拼的点点滴滴，对人在城市中的角色感同身受。昨天收到一位大老板的一幅摄影作品——《过客》。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是地球家园的过客。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过，有的过客精彩，有的过客惨淡。是的，过客也分层次的。
这本书呈现出来的影像看似平常、琐碎，却弥足珍贵。我深知，我无法完整记录、诠释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弄堂文化，那需要更多的实践创作，以及更多的阅历，不断地思考，并更深地挖掘。但是，既然热爱摄影，那我就会风雨无阻地行走在摄影路上。
吴建斌，1962 年出生
工商管理博士，企业家，小说家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企业家摄影协会执行主席
自由摄影人，人文纪实摄影师
2007 年首次举行个人摄影展，同年出版《香港记事》摄影画册获平遥 国际摄影大展•凤凰卫视杯•优秀画册奖。
2010 年，携带 31 幅香港照片参加了平遥国际摄影节，获第十届当年社 会生活纪实类•优秀摄影师奖。
2012 年，凭借《香港》摄影画册，获第十二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 展•凤凰卫视杯•中国优秀摄影师•优秀画册大奖。
2012 年，获中国台北国际摄影节优秀摄影师奖。
2015 年，凭借《千年牧道》系列摄影作品，获中国大同首届“镜美 樽”国际摄影大赛•十佳摄影师奖。
凭借《千年牧道》摄影画册，获第十五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凤凰 卫视杯•中国优秀摄影师•优秀画册大奖。
2017年应中国大同国际摄影文化展邀请，参展了作品《香江•乡情》； 同年 10 月，应北京国际摄影周邀请，展出了作品《本来•未来》。
2018 年 1月，和雕塑家、绘画家李小超在北京新保利广场举办“黄土高原的乡村记 忆”主题展览。
2019 年 8 月，“他们还是他们”展览荣获DIPE 国际摄影节主席联盟 大奖。
20多年来，多次参加平遥、大理、连州、北京、深圳等地的摄影展， 出版有：《香港记事》《香港》《千年牧道》《黄土高原的乡村记忆》等 摄影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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