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范雨素正文章 看了范雨素的新文，忍不住再推一遍贺雪峰的这篇文章

当然，想贴这篇文章，不是“怼”范雨素，对她没有偏见。

我没有见过她本人，没有和她交谈过，我只是看了她的几篇文章，包括介绍她的文章。

可能，我感慨的是类似于一种“范雨素符号”或“乡村符号”。

今天界面文化微信号又推了一篇范雨素的文章《2017，我采访了11个记者》。其实从之前几篇与她相关的文章、采访到这篇，我一直很疑惑，也越来越看不清哪些才是她真实的说法。

界面推送的范雨素，《人物》采访的范雨素，等等，总之越来越模糊不清。比如，在范的笔下，文字中没有阶级意识，在范的采访中，她一直强调自己是没有阶级观念的，可事实上她的叙述语境一直没有脱离“阶级、身份”这个框架，反而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当然，或许这种矛盾性就是她或者很多群体本身的一个问题。

返乡体、农村、小镇、农民工……这些话题其实从来没在文字工作者的创作题库中失去过热度。每个人笔下都是一个不一样的农村，或是这个人自己“想象中的农村”。

就像贺雪峰在采访中谈到的那样，中国的农村真的太大太复杂，变革也是如此巨大。

很多时候，“选择”报道的人物或事情都是特例，而这些特例其实对解释中国农村的一些普遍性问题的意义比较局限。就像如果是从返乡体还是范雨素笔下来解读中国农村，那极有可能产生误解，乃至“被感动”、“自我感动”、或“沉浸”其中。

不过，这也不代表我只认同贺雪峰这些专家所做的调查研究才是了解中国农村的正确打开方式，这样不符合常理、也显得“精英霸道”。只是在流行的传播渠道中，被优先推送到大众面前的，一定是具有特殊性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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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专家贺雪峰：博士或范雨素，都无法概括中国农村，转自《第一财经日报》，作者：孙行之

在每年150多篇来自学生、同事的返乡笔记中，武汉大学教授、“三农”问题专家贺雪峰捕捉到一条农村变化的曲线。这条原本平缓的曲线，在2000年突然变得陡峭。他觉得，农村的变化是“猛然间加快了速度”，“以至于相对于2000年以来的农村巨变，过去千年的农村似乎没有变化”。

作为社会学家，贺雪峰是在乡村田野调查中体验、描绘，进而解释这种巨变的。过去20年，贺雪峰每年至少有两个月住在农家。他主持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已累计调研1000多个村庄，平均下来，每天有超过10个人在农村蹲点调事实上，正是深入的田野调查构筑了“华中乡土派”的底色。“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当年由学者徐勇、吴毅、贺雪峰共同提出的原则，如今已形成极具辨识度的特色，体现在这一学派许多学者的专著中。

作为“华中乡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贺雪峰对中国农村各个层面的问题都有著述。学术报告之外，他也积攒了许多“一事一议”的随笔。去年出版的《治村》、《最后一公里村庄》就是他对中国农村的“软性观察”，前者聚焦中国村干部选举及工作机制，后者是对乡村文化的全景式勾勒。

一如其文章显现的强烈现实感与朴实气质，贺雪峰本人也是快人快语，一口浓重的湖北乡音，加上他直率、生动的语言风格，形成一种特殊的节奏，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其思维逻辑。谈起这几年与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围绕“农村土地制度”的辩论，他直言：“人们对土地的误会太多了，很多人指望从土地里长出金条。问题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财富。”接着，他又开始叹气：“现在只要一提土地改革，大家就莫名其妙地亢奋。很奇怪！”

贺雪峰

在学术界，贺雪峰也时常成为“少数派”，引发各种争论。他曾明确反对“农村土地私有化”，以至网上有人批他“无视农民的财产自主自由权利”。也有观察者称赞他是真正的“务实派”，“他更了解农民的现实，站在农民的角度考虑”。

过去传宗接代是农民的宗教，现在为何而活成为问题

每年春节，贺雪峰都会给团队师生布置撰写“回乡记”的任务。寒假结束，他们还会办春节见闻报告会，交流回乡见闻。在这些交流中，他感到，那些小自己20岁的学生记忆中的童年与自己的童年没多大差别，他们共同的乡村记忆是在最近十多年里丢失的。

酝酿着这种“让观察者震撼的能量”的，是加速的市场化与城市化进程。在《最后一公里村庄》中，贺雪峰提到，直至20世纪90年代，七成中国人依然居住在农村。但2000年之后的15年里，城市化率上升了近20%，又有1/4的农村人口涌进了城市。

贺雪峰在三个维度上观察着巨变。首先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农业税取消了，国家不仅不再向农村提取资源，反而拿出越来越多的财政资金支农；其次是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的家庭结构和亲族结构都改变了；最后是农民价值观的变化，“过去传宗接代是农民的宗教，现在为什么而活成了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并不处于平行空间，它们勾连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现实。许多问题需要走到社会历史幽微深处，折返回来，才能看清真相。比如，贺雪峰谈到，《治村》中的村干部选举，就与当地的产业结构和阶层分化有关，而产业又与土地政策有关，继而可以追溯到中国宪法、中国革命、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贺雪峰将这种探究路径比喻为“从A走到Z，再回到A”的过程。

“中国太大了，南方与北方不一样，东部与西部不一样。”为了不带先入之见地捕捉当地的生活质感，他和他的同事尽量长时间住在农民家，与他们同吃同住。“农村的信息不只是农民的话语，更是无数人家的家具、住房、饭菜，无数农民的穿戴、表情和眼神，是农村内在生活的逻辑，是农村所提供的全部见闻。”

撇开严肃的分析，贺雪峰也愿意谈谈他单纯作为“外地人”进入当地农村的感触。在《治村》中，他对上海的乡村治理赞赏有加，认为其规范有序是“做农村调研十多年所未见”。可他没写到书中的是，在上海与江浙地区一些村庄调研时，他们也没能如一贯坚持的那样住进农民的家，只能搬到村部、小旅馆或者农家乐。在他看来，这些最早接受现代化洗礼的地区，人们会更看重私人空间，内外之别也更明显。

中西部地区农村显然更传统，更有人情味。只要是在农闲时候，农民就愿意留客人在家吃住，陪着他们聊天。“现代生活将每个人的时间都规划好了，陪一个外来访问者聊天是很麻烦的，中西部地区农民仍然比较传统，他们的时间安排依旧是季节性的。”

“所有的地方都在变化，而且相当剧烈。虽然步调不同，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现代化。”可单就审美来说，他所向往的农村更像是中国传统文人构建的自在田园。在2006年出版的《乡村的前途》中，他写道：“我希望重建田园牧歌的生活，希望温饱有余的农民可以继续享受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可以继续享受家庭和睦和邻里友爱，可以继续享受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休闲与情趣。”

对当年这种理想化的表述，贺雪峰如今的解释是：“乡村文化建设很重要。历史上中国农民可能是第一次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农民的闲暇时间变得空虚无聊，要让农民有生活的主体体验，让他们找到生命的意义感”。

种地的农民已经当不起村官了

从走上乡村治理研究之路开始，“村干部选举”一直是贺雪峰观察广袤农村的窥孔。

1996年在华中师范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的贺雪峰，本想当一名乡镇干部，但因为“可能读书读多了，想要平等，不愿意受到行政约束”，最后决定转投学术。恰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贺雪峰以此为契机，到全国各地观察选举。

贵州某村庄选举大会现场

20多年过去，村干部选举的图景已经大不相同。对中西部农业型农村的青壮年来说，进城务工经商有更高的经济报酬，村干部的职位失去了对村庄精英的吸引力。“从前人们都居住在农村，村干部与农民一样种地，比一般农民多一份当村干部的报酬，所以村干部是很体面的工作。现在，只是种自家责任田的农民早就当不起村干部了”。

另一批人登上了乡村政治舞台。《治村》记录了他们的特征和作为。在浙江一些地方，居于舞台中心的是财大气粗的企业家；在鲁中地区，他们则是有“大房头”（即村里的大户人家）支持的富人；在苏州和上海的村庄，因为强大的财政支撑，村干部拿着很有吸引力的工资，工作也正规化、职业化了；在人口大量流出的中西部地区村庄，村干部越来越由可以在农村获得较高收入的“中农”担任。

沿海一些经济活跃的村庄，参与竞选村干部的都是财大气粗的企业家，竞争白热化，甚至出现了“贿选”。很多人将之想象为“小官巨贪”，认为他们当选后便会从村集体资产中大捞一笔。但贺雪峰觉得，事实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并不完全为了贪污。他们更多是希望与政府官员建立联系，这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他还观察到“面子文化”发挥的作用。书中记录了一位村支书的话，耐人寻味：我当村支书一年只拿8000元，在外面的面子88万还不止。在村庄的政治舞台上，有的不光是经济利益。人们也希望借此确认自己有趣、有面子、被人瞧得起。“这些仅凭有钱还没用。他们有了钱，还想要出人头地。”贺雪峰说。

沿海地区，富人治村几乎成了不可逆的趋势，这令贺雪峰担忧。在他看来，客观上，一些企业家资源多、能力强，“既能讲理又能讲狠”，为村庄办了许多实事，解决棘手问题。但时间一长，容易造成“富人代表人民”，普通村民被排斥在外。

另一方面，他也对村干部职业化、编制化持保留态度。“保持村干部的半正规化很重要”，因为村干部既是国家的代理人，又是农民的当家人。在他看来，目前的问题恰恰是政府包办了太多原本应由农民自己去完成的公共事务。“正规化的村干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未来也不是发展方向。”

村委会选举计票

他强调，要让农民充分参与村庄事务，发挥村社集体的力量。《治村》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湖南一个村庄向上级申请修建垃圾池的经费无果，造成垃圾围村，村中的大家族马上出面动员每家出钱出人。60位村民一起劳动，只花了1500元，就修好了之前预算20000元的垃圾池。但也有一些地方，因为村庄无组织，好事也变成了坏事。比如，国家支农资源落地，占用土地、损坏青苗，一些地方的村民借此索要高额赔偿，扯皮打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为要的是国家的钱，村庄其他村民又事不关己，围观而已。结果是，支农项目越多，村庄“钉子户”越多。

在动员村民上，贺雪峰也做了社会实验。10多年里，他自掏腰包资助湖北4个村落建立老年人协会。起初是希望让无法进城打工的老人“在精神上富裕一些”，后来他发现，这些老年人逐渐在村庄事务中发挥作用，村里的人心也被激活了。

博士或范雨素，都无法概括农村

当贺雪峰对乡村的探究从宏观层面逐步移向微观层面，触及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具体而敏感。它们有时牵涉个人利益，有时则涉及地方政府的工作方法。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调研，没有给一个地方带来麻烦，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一般性问题，而不是要刻意呈现特殊性。”贺雪峰说。即便关于村干部竞选的问题，贺雪峰也觉得，资料获取并不难，共同吃住久了，慢慢也就交了心。“我都在他们家里住着了，他们怎么好意思不说嘞？”

真正的难点是从杂乱表象中提炼出一般性概括。“事实没那么简单，”这是贺雪峰常说的一句话，“我就觉得我们很多搞文学、搞媒体的同志，情怀太多了。”文艺作品为每个人构建了一套有关乡村的想象。真正走进乡村，往往会惊异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差距。

这几年，春节过后的知识分子返乡手记引起许多关注。出生于湖北的农民作家范雨素在其中感受到了俯视的意味，在最近一次采访中，她这样说：“他们写的时候都带着强烈优越感，我不喜欢。农民是可怜的，不过在童话里，国王也是被怜悯的对象。我用文学的视角看待这一切的时候，只觉得万物平等。”

贺雪峰则提醒人们警惕一些文学化描写引起的误解。“中国农村太大了，复杂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也超出范雨素的想象。”更糟糕的是，来自媒体人和一些作家的返乡笔记带有编造的成分，目的就是为了吊起人们的好奇心，“这加重了我们对农村的误解”。 在调查或是撰写返乡笔记的过程中，贺雪峰从不要求学生们去寻找奇异的故事。他甚至刻意回避特殊，“媒体要报道的是特殊，而我们要寻找一般”。

范雨素和她的皮村文友们

他曾多次赴苏南调研，却从未进入华西村。这个村庄太有名，太特殊，也有太多故事可写，却不是他们要研究的问题。“小概率事件我不关心。如果全世界独此一家，那肯定不关我的事。”他相信，更为切近的现实永远不在耸动的故事中，而潜藏在一个个默默无名的村庄里，在一户户农家平淡的生活里。

与许多迁入城市的知识分子不同，贺雪峰乡音未改，却从未显露浓烈的乡愁。接受采访时，他说不上自己家乡有什么特别值得留恋的东西，追问之下，他才说起，“只记得鱼特别多，每年4月金灿灿的油菜花漫山遍野，很漂亮”。他感觉，家乡的村庄并没什么特色，反而是徽州古村落的建筑风格让他印象深刻。“可能是江汉平原流动性大，没什么特点。又或许自己也会对现实熟视无睹吧。”

我们的乡村研究带来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我当初的预期

第一财经：作为一名学者，你的学术研究与现实联系非常紧密，有没有看到自己的研究影响政府决策？

贺雪峰：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农村调查，应该说对政策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我们做调查研究不追求政策影响。但如果你持续调查，形成积累，就一定会产生影响。今天的中国，包括大学，最大的问题是大家沉不住气。学术有点功利化了。今天在学校开会，一位副校长说了一句我非常认同的话：“大学最美的风景就是对学生和学术无限热爱的老师。”我感觉，我是把学术放在很高的位置上的，没有刻意追求回报，结果却是回报最多的。我自己研究带来的影响力也是远远超出我当初预期的。

第一财经：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或规则制定上，地方政府会采纳你们的意见吗？

贺雪峰：我们和地方政府联系比较多，经常会有地方政府请我们去调研、出主意，我们的调查研究也多少会对地方政府产生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刻意为之，只是我们看到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自己的建议，地方的同志们觉得有道理，就自然会受到影响。我们和乡村干部关系更为密切。但影响在哪儿，我们也不是特别关心。现在有一个很糟糕的趋势，就是很多政策研究往往是望文生义，缺少分析，缺少将中央政策精神还原到复杂实践中的能力。中国农村很大，很复杂，没有对中国农村充分的调查，望文生义的政策解读就是胡说八道。

第一财经：湖北一些学者曾经对上一个10年的村庄灰色势力做过细致调查，你本人也对这一问题发表过很多研究。在你近两年的调查中，是否看到乡村“混混”发生变化？

贺雪峰：我的第一个博士生陈柏峰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乡村混混的。现在的乡村与过去有很大变化，“混混”也有变化。“混混”的形成要有前提。没有无缘无故的暴力，单纯看人不爽将人打一顿的“混混”，现在已经是非常罕见的了。1980年代的“混混”可能没有利益，纯粹是无聊和挑衅。现在几乎所有灰色势力背后都有精确的利益算计。有水电、煤炭等资源的村庄，或者征地拆迁农村，具有比较多的利益，所以就会有“混混”。一般农村没有什么利益，这些农村就没有“混混”生存的空间，“混混”也都进城去了。

第一财经：你说中国农村是在2000年之后才真正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贺雪峰：主要是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我们是先达成市场化的，建国前30年，我们国家可以说是发生了巨变，只是这个巨变只发生在很小的范围内，也就是城市工业。很小的一部分地方实现了工业化，产生巨大的生产能力，产出机械、化肥、农药、铁路、自行车、汽车等等。这都是传统中国社会没有的，可并不是发生在农村。到了改革开放初，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约有70%来自工业，但城市人口仅占不到20%。

第一财经：十年前你曾提到，许多农民的苦处是在文化上被边缘化，没有办法融入，现在情况怎么样？

贺雪峰：没有大的变化。最近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这在以前都不可想象。农村也是如此。随着农业机械化，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农闲时间非常多，一年只要劳动两三个月。目前，青壮年进城，农村空心化，留在农村的主要还是老年人。他们无法进城工作，物质水平不会有很大提高，同时，乡村文化也会非常萧条。对农民来说，如何充实农闲时间，成了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农民需要文化上的主体性，让他们在生产之余，重新连接社会关系，让他们在精神生活上充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