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状态到底与什么有关？
“80后”作家孙频第一次听到郭敬明、韩寒是在高三的时候。当她开始写作，也被贴上了“80后作家”这样的标签。
“从个人写作体验来说，我曾经认为自己是没有走过青春期的年轻作家，因为我从没写过两个人拉拉手在铁轨上走来走去的场景。我当时是二十多岁。但当我慢慢变老，我突然有很多与以前不同的感受。尤其最近这一两年我突然发现我之前的写作都是青春写作。其实我的青春写作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当时根本感受不到。”
孙频开始反思，一个人那种青春的状态到底与什么有关？
“我现在觉得不是看年龄，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文化下的一个产物。比如我的出生年代与出生地决定了我的某些特质。我的出生地是一个城乡结合带，它造就了我身上的某一些特质，在我后来的写作中反复出现这些命题。我内心真正想表达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内心感觉最失衡的东西。我内在没有建立起一个秩序，而对这种建立秩序的渴望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写作的欲望，我觉得这种欲望与挣扎就是青春。”
她感慨：“如果我能把我这一代人的某一种精神成长史写出来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看来，一个人是不是青春其实不依据他的生理年龄，更多看的是心理年龄，在那里物理时间可能要让位于文化时间。他认为作家的青春一定和时代精神是息息相关的。“青年作家的阅读很重要，但是阅历更重要。他要阅读，也不能仅仅读文学作品，还要读社会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种相关东西，还要走出去和人们发生密切的连接，有着经验性的体验。这样的青春才是行走的青春。”
“70后”作家鲁敏现场分享了今年上半年《中国文学选刊》针对117位“85后”、“90后”青年作家所作的调查研究。对于写作中个人与时代的定位，受访者存在两种看法。一类认为“存在即合理”，个体的存在能够直射出时代的东西，并不一定要着眼于大时代书写。也有一部分作家做了有意识的训练，认为要走出小我，像一颗图钉一样把自己钉在广阔的背景中。
“90后”作家周恺回忆自己2016年在上海参加过“上海种子·奇点”项目，当时这个项目请了12位“89后”分享他们眼中的“2116”。“也就是思考人类100年后是什么样的。活动上每一个人写了一个小册子，写我们个人的生平，从出生到死一生是怎么度过的。然后你会发现大家的定义，比如 ‘丧青年’之类的，放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不搭。”
他由此感慨：“人们对于时代的关注要远远大于对于个人的关注。其实时代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最终归结到人个体的身上。我感觉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无论是写诗也好或者写小说也好，关注点可能还是在个体的身上，不管是我还是你，或者是他。以前我看到一个句子，说得特别好，他说写小说或者搞音乐，所有艺术其实是通过他者之境使得自我得以澄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项静认为，文学当然诞生于孤独的个体，但在写个人的同时，也应该去做人类灵魂的担当者。
她称：“像佩索阿这样的作家，写的就是个人，但是他完成了对人类精神的探索。有时候这是一个特别悖论性的东西，它能够从个人、集体达到国家乃至整个人类，这是一个理想的文学途径。但是很多作品往往把这个途径处理成一个过于简单的直径，就从个人的困难立刻上升到社会的结构，这可能是现在文学的一个问题。”
谁能成为好的青年作家？
通过《中华文学选刊》对当代青年作家的问卷调查，鲁敏发现对那些青年受访者阅读和写作产生影响的国内外作家并没有让想象中那样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不管大家从哪里出发，你是在加拿大留过学还是在内蒙古草原放过羊，出发的途径还是大同小异的。这些青年写作者的来路和去程其实是相似的。”
说到青年写作者对当代文学现场的看法。鲁敏表示：“虽然他们很多人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现场有点老朽或者死气沉沉，或者过于学院派，但是他们还是觉得专业期刊杂志是文化现场切切实实的存在，他们还是认同某种传统魅力的存在。”
《钟山》副主编何同彬于2014年写过《重建青年性》，对青年写作作过深入的思考。“八十年代在某种意义上把后面的文学框定了，如果想摆脱这种框定，后面的青年写作应该有意识从这种框定中走出来。当然走出来是特别困难的”。
他直言，文学期刊、文学制度掌握着谁能成为好的青年作家，谁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这些人都在掌握着话语权人的手里。我们看青年作家讨论青春，实际上青春的角色设定却掌握在像我们这种越来越老的人手里。八十年代形成的有关于文化评价的体系已经把这种框定了，青年一代的话语力量、群体活力都越来越消退。”
“我们所期待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创新和野蛮力量的那些青年在哪里？难道就是那些循规蹈矩的作家吗？你指望这些被我们遴选出来所谓青年作家代表能给我们带来非常新鲜的继续前行的青年写作，恐怕是很难的。”
青春力量能否提供新的文学途径？
文学评论家白烨曾对当代文学有过“三分天下”的描述：一是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文学，二是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大众化文学，三是以网络传媒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
刘大先说：“这实际上意味着现代文学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和文学观念发生了幽微的变化，而我们身处变化之中。曾经的现代文学是印刷文明的产物，一本书来自理性个体孤独的写作，然后让读者通过阅读、想象和思维沉浸其中，能够进行反刍与自省。但是这样一种生产阅读接受模式在多媒体时代变化了，一个作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过程的互动性增强了，也就是说作者的权威逐渐在丧失。”
他表示，现在的文学处于一种詹金斯所谓的参与性文化当中。而作品产生后可以被这样那样读，还可以衍生IP，进行影视动漫手游等各类改编，实际上进入了后文学的时代。“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资本、技术、政治的合力作用，而后文学时代的开启恰恰是从世纪之交商业化的青春文学开启的，这是非常意味深长的现象。”
项静说：“今天的文学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素综合决定的，文学处在一个完全多元化的层次，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生态里面。在这种状态里无论你谈文学还是谈青春文学，我都觉得很难是有成效的文学概念。”
回到青春主题，她提及现在的“佛系青年”、“失败青年”、“丧青年”或者是苦咖啡文学已经大行其道。“当这些标签和青春或是其他概念划上等号的时候，也恰恰是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青年作家或者我们写青春的作家对于这样的文学形式做不出反驳来，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我想当我们把青春作为一个力量，是不是应该提供一种新的文学途径？”
据悉，本次论坛是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江苏青年文学论坛”首场活动。江苏省作协计划自今年起，每年举办2至3场江苏文学青年论坛系列活动。论坛以青年写作为总话题，通过对谈、访谈的方式开展省内外青年作家、批评家与青年学子的交流互动，促进江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双向交流和共同发展。在首场活动中，“江苏当代文学研究基地”也在苏州大学正式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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