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同的,我们犯不着盲目站队到西安与洛阳之间的非此即彼之中。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丝绸之路的兴盛,一直持续到明朝中叶,在这长达1600年(公元前2世纪末-公元15世纪左右)的亚欧大陆东西政权之治乱兴亡中,丝绸之路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维持着单一的路线、单一的起点、单一的终点,总是要根据不同的形势而有所变动的,我们不要把丝绸之路固化成一条简单的两点多线。
广义的丝绸之路其实拥有着不同时期起点与线路,所构成的起点群与线路网,不可能始终以长安或洛阳中的一城为起点,甚至也会有长安、洛阳之外的城市担任一定时期之起点的情形。
古代政权的都城,往往是相应政权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中心,即便其本身并不是很富庶,也会因其享有至高权力的调集能力,而掌握版图之内最为丰富的资源流。那么,作为商贸路线的丝绸之路,自然也会对都城“趋炎附势”。再加上,丝绸之路绝不仅仅是普通的商贸往来通道,更是东西方达官显贵的奢侈品交易通道,无论是丝绸、瓷器之于西方贵族,还是金银、宝石之于东方权贵,奢侈品交易在丝绸之路上的比重绝对是大头。那么,丝绸之路便更有必要沟通起东西方的权势中心——都城了。
我们知道,在汉武帝到明中叶的历史中,中原一统王朝或北方割据政权的都城并非一成不变的,那么不同时期的丝绸之路东方起点便只会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都城在哪里,只要没有不稳定局势的阻挠,驼队就会以哪里为起点,而不会拘泥于长安、洛阳。下面,寒鲲就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大致谈一下不同时期的丝绸之路东端起点之变化,当然,寒鲲所列举的起点或起点群只是一个比较粗疏的认知,仅仅是为了具体说明以上观点,只能保证大致上的准确,不敢说是周延而缜密的列举(配图亦然)。
西汉时期,由于长安在丝路初成之时的国都地位,且在地理位置上更加靠近西域,而最早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私以为,在西汉时期,长安是丝路贸易与国内贸易的中转点,胡商应该还没有过度深入内地。
东汉建都洛阳,且长安在两汉之际遭到破坏,这就使得丝路东起点不可避免地转移到了洛阳,长安或许在这个时期还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支点,但没有皇室与权贵的东汉长安,没有繁荣的经济聚合力的东汉长安,显然称不上是东汉时期的丝路东起点。曹魏、西晋继续建都洛阳,长安也未见大规模营造与经济资源聚集,自然洛阳还是魏晋时期的丝路东起点。
西晋因八王五胡之事而大乱,黄河流域战火连接,来华商人自然不可能冒险进入战火正炽的长安与洛阳,反而大多停留在政局相对稳定的前凉政权治下,并以前凉国都【姑臧】(今武威)作为丝路东起点,展开贸易。而后,前秦一统北方与巴蜀,这才为【长安】短暂地争回了一次东起点的地位。
前秦覆亡以后,中原再度裂解,河西走廊也陷入诸凉混战之中,私以为此时的丝路东起点,是西凉国都【敦煌】与北凉国都【姑臧】先后分享的,直到北魏太武帝平凉,这才把盘踞在凉州的胡商作为【平凉户】迁移到了【平城】,从此以后,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平城】作为统一了北方地区的半一统政权都城,自然成为丝路在公元5世纪后半叶的东端起点。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随着政治权势与经济重心的南移,丝路东端起点,这才第二次来到了洛阳。
六镇起义、河北起义与关陇起义击溃了北魏王朝的统治秩序,随着高欢、宇文泰两大军阀的东西对峙局面固化,【邺城】、【长安】以及拥有大量商胡居住的【晋阳】,成为了公元6世纪中叶的丝绸之路东端三起点,由于东魏北齐的相对富庶,【邺城】与【晋阳】显然要更重要一些(我们从响堂山石窟中昂贵的西域颜料大量使用便可看出)。【洛阳】则由于东西政权的屡屡对战,已然沦为交战区,而不再在这一时期成为丝路来华商人愿意去往通商的城市,自然不可能在这一时期继续做起点。
北周与隋朝逐步实现再一统后,【长安】的经济地位上升,【邺城】因为被隋文帝废毁,不再是丝路东起点之一,但【晋阳】却因为其境内留有大量【粟特商胡】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丝路东端副起点位置,私以为,这一情形,甚至持续到唐代。
而且,随着隋炀帝营造洛阳、建造运河、南下江都,【洛阳】再度崛起,【江都】也凭借运河的作用参与到丝绸之路中来(扬州方言里至今仍有“波斯献宝”之语),【长安】、【洛阳】、【晋阳】、【江都】,都可以视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一格局自然也被唐代继承。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盛唐之世,【幽州】(今北京)、【营州】(今朝阳)的燕山南北也盘踞着大量粟特商胡,安禄山人生的第一份履历正是一个通六种语言的“互市牙郎”。甚至可以说,【幽州】在此时因其地近草原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丝绸之路的副起点。以大唐王朝的开放度,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应该不会仅仅拘泥于首都长安、东都洛阳,至少【晋阳】【幽州】【江都】等城也能跻身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群之中。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唐政权始终无法安顿好河北藩镇与吐蕃回鹘,丝绸之路通过河西走廊通往长安的商路不断被唐吐战争与唐回争端而打乱,【长安】【洛阳】在中晚唐以后应当不再像初唐盛唐时那样是丝路东端的唯二最优起点,河西走廊上的敦煌、凉州乃至西域东端的高昌可能才是更适合商队止步的东端起点。幽州与晋阳依然可能凭借靠近草原干道的强藩地位,而参与到丝路贸易中来。
残唐五代大乱,黄河流域动荡不堪,开封凭借漕运之利崛起,成为五代、北宋时期的丝路东起点。随着辽与西夏的崛起,更为靠近丝路干道与草原干道的夏都与辽都,自然会分【开封】之势,那么在宋辽夏三国并峙时期,兴庆府(银川)、辽五京、开封府便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群,与已然衰落的长安、洛阳无关。宋金夏对峙时期,由于南宋政权只能依靠茶马古道、海上航道来与陆上丝绸之路发生间接联系,所以事实上也便只有兴庆府、燕京、开封府并列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群。
蒙元时期,无论是蒙古南征时期还是元朝一统时期,哈拉和林、元上都、元大都无疑先后占据了东方世界的政治重心地位,且能凝聚到购买力更强也更集中的蒙元勋贵、色目商人乃至中原商人,所以在蒙古汗国与元朝时期,这三座城才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扬州可能依然凭借大运河的漕运而成为东端起点之一。明朝以后,丝路因为各种原因而衰落,所以明以后的情形,自不必论。
总结一下,我们会发现,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在不同历史时期,至少大致是如下情况:西汉中后期与莽新(汉武帝-王莽):长安东汉、曹魏、西晋:洛阳十六国时期:姑臧、敦煌、长安北魏中期(太武帝-孝文帝):平城北魏后期(孝文帝-六镇起义):洛阳北朝后期(两魏周齐):邺城、晋阳、长安隋朝:长安、洛阳、晋阳、江都唐前期:长安、洛阳、晋阳、江都、幽州唐后期:敦煌、高昌、凉州、幽州、晋阳、长安、洛阳宋辽夏:庆、辽五京、开封宋金夏:兴庆、燕京、开封蒙元:
哈拉和林、元上都、元大都、扬州可见,想要说清楚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究竟是哪里,就必须先把时代限定好,不同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是在不断游移的。毕竟,商队总是在追随一个能够提供稳定局势的政权,以及该政权所能凝聚的当地权贵与富商,这样方能带来最大的商业利益。丝绸之路的本质是商路,自然会随着商人的逐利,而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东方都会作为其理想的东端起点,根本不会拘泥于所谓的东西两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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