袄教 思想者｜胡键：文化差异会带来文明冲突？错！文明的力量恰恰来自互学互鉴

【编者按】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是冲突还是对话、对抗还是合作？这是一个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也是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在充满“黑天鹅”与“灰犀牛”的世界，如何最大程度消除不确定性？在上海社科院胡键研究员看来，加强文明对话，增加彼此的相互信任，是最有效的方法。而文化、文明的力量只能来自于互学互鉴，只有互学互鉴才能够实现文化、文明的创新发展。以下是他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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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遭遇震荡，全球治理赤字突出。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动力，恐怖主义不断肆虐各国，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都在上升，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多。习近平主席在今年5月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说：“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在充满“黑天鹅”与“灰犀牛”的世界，如何最大程度消除不确定性？加强文明对话，增加彼此的相互信任，是最有效的方法。而文化、文明的力量只能来自于互学互鉴，只有互学互鉴才能够实现文化、文明的创新发展。

亚洲：文化多元、文明多样

打开一张文化、文明地图，我们会发现，世界上的七大洲，除了无人居住的南极洲，从文化、文明的复杂性来看，其他任何一个大洲都不可能超过亚洲。

古代中国，以儒家学说和黄老思想为核心，创造了发达的农耕文明，从远古走来直至大清帝国的康乾时期，东方帝国开创了世界上农耕文明的盛世时光，把世界农耕文明推到了鼎盛。古代印度用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梨俱吠陀》）记录了一个文明的发展史，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用一种宗教（佛教）塑造世界众多人的心灵而成为影响广泛的宗教。古代巴比伦不仅创造了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而且还创立了最古老的天文历法，成为指导人们从事社会生产的重要历法。亚洲的先民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亚洲乃至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分别形成了以长江、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明，以印度河、恒河为中心的印度文明，以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为中心的巴比伦文明。这些文明既是亚洲人民社会生活的文化积淀，也是亚洲人民智慧的结晶，从而在亚洲形成了世界上最丰富的核心文化元素。

亚洲以亚洲人的方式创造亚洲的多元文化。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期”的著名思想家如孔子、老子、佛陀、琐罗亚斯德、以利亚、以赛亚等先知，都是出自亚洲地区，他们被认为是创造亚洲多元文化的先贤，他们为亚洲乃至世界带来了第一次“哲学的突破”。虽然是科学技术创造了真正的世界性，但没有“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绝对不会有后来科学技术带来的世界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世界历史在生产力和资本的双重作用下而有了雏形，但人类意义上的世界性无疑起源于“轴心时代”，甚至可以说，正是“轴心期”的思想所开启的世界性而使得人类具有了真正的人类智慧。不同的先贤在他们各自生活的地区创造了该地区独特的文化，于是便产生了古代中国的诸子百家、古代印度的佛教思想以及犹太教、伊斯兰教、袄教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必然使不同地区的人们逐渐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简而言之，亚洲不同肤色的各族人民，他们用各自的智慧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创新，也不断丰富亚洲的文化与文明的内涵。

不能人为制造“文明的断层线”

文化的多元性、文明的多样性构成了亚洲的地缘版图，但在这样的地缘版图上，亚洲人民绝对不能以文化、文明区别彼此并以此为壑，人为地制造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断层线”。

从纵向的历史来看，悠悠历史长河中，不同文化、异质文明之间的确容易爆发冲突，从十字军东征到伊斯兰教的对外扩张，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和推崇佛教的大唐帝国之间的战争，到塔利班分子炸毁巴米扬大佛，等等。这一切似乎都为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丰富的证据。但事实上，历史从来都不是为某一种观点背书的。因为，历史同样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更为丰富的材料。

仅以亚洲为例，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是为了战争，但最终带来的是亚洲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盛况。在张骞的伟大“凿空”之举之后，亚洲内部乃至亚洲与欧洲都开启了千年的对话。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归来后不久便去世，汉武帝派出了一支队伍沿着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最远到达巴格达，从此两大文明之间通过驼峰、驼铃相互传递着一个个美丽的传说。张骞之后的100多年后，班超在张骞的影响下而“心系天山”，在西域纵横捭阖30年之久，维护了中国与西域、南亚之间走廊的战略安全，与西域诸国的人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最初，文化的交流往往是在悲惨的战争背后踽踽而行，但每一次战争却意外地消解了异质文化的陌生感，结果是文化之间更加紧密的交流与往来。正如班超在西域最初都是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但武力之后则是历经岁月历练的浓厚情谊。凭借此，班超才确保了中国与西域之间战略通道的相对安全性，从此，诞生于印度的佛教便通过西域传到东方帝国，并在这片古老土地上落地生根，逐渐融入到中华本土文化的河流之中。

印度与中亚地区详细的文化关系可以追溯到贵霜王朝时期。贵霜王朝原本是月氏人建立起来的，而月氏人最早生活在甘肃敦煌一带，后来因匈奴的进犯不得不西迁到伊犁河流域。后来，乌孙人再次迫使大月氏西迁，大约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时候，大月氏征服了大夏（欧洲人称为巴克特里亚，为亚历山大时期希腊人建立的国家，生活在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流域之间）。公元1世纪中期，大月氏被贵霜部落统一，建立贵霜王朝，之后，越过印度次大陆的山脉，控制了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地区，定都在高附（今喀布尔），成为当时欧亚大陆四大帝国之一（中国大汉、贵霜、安息、罗马）。而这个王朝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混血儿”，来自于亚洲内陆，控制着以喀布尔为中心的西北印度地区，沿用的是中国的符号（国王不是按照应得的国王头衔叫“至尊国王”“万王之王”等，而是受中国“天子”称号的影响用“天神之子”）。印度莫卧儿王朝也是如此，创建者巴卑尔，父系是突厥贵族帖木儿的第五代孙，母系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因此巴卑尔是有蒙古血统的突厥人。他创建的印度莫卧儿帝国，尽管囊括了整个恒河平原，但帝国的中心却定在喀布尔，帝国的部队信仰伊斯兰教，统治印度长达200多年之久。在其统治时期，虽然印度的佛教因种种原因已经失去昔日的光环而退出了印度的文化舞台，但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教文化却相互吸引，兼容并包。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文化的交流首先总是在陌生的对视之后，经过撞击、对话、交流，最后融合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元素。大汉与西域之间便是如此。最初大汉与西域的往来很少，但因都受到匈奴的掳掠和骚扰，于是便开始在陌生中接触、交流，到汉灵帝的时候，西域文化竟然成为大汉帝国的宫廷文化，成为汉灵帝的最爱，以至于汉灵帝的日常生活中都充满了“胡文化”，如胡帐、胡床、胡桌、胡椅、胡琴、胡笛、胡箜篌等，整个洛阳城内布满了各色各样的西域商号。

中印之间关于佛教的交流也大体如此。佛教约从公元1世纪开始传入中国，得到了东汉先后几位皇帝的推崇。经过魏、吴、两晋到南北朝，主要还是翻译佛教经典和研究阶段。到隋唐时代，中国佛教徒通过对印度佛教的吸收消化，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然而，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最初中国是出于对佛教的好奇而接受佛教的，当然这也与东汉末年帝国分裂长期处于战略的“黑暗时代”有关。国家混乱不堪，佛教那种普世和受难的观念确实在当时的背景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和推广，无论是士族还是当时的平民都纷纷跪拜在当时的大佛脚底下，寄希望于大佛能够给他们在战争之中带来一点最实际的心理安慰和精神寄托。然而，随着佛教的大量传播，渐渐有压住本土的儒教和道教成为第一国教的趋势，于是产生了抵制佛教的运动，甚至还发生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灭佛运动。经过这种浩劫之后，佛教在中国退出了政治而驻入民间，成为民间宗教。隋唐的统一，使佛教在民间兴盛并重新得到官方的认可，于是佛教高僧在研究佛经佛法上大有超越佛教诞生地的高僧们的情形，从而将佛教真正改造，使之在中国本土化，然后又返回印度并影响印度的佛教。佛教的回流更表明文化交流、文明对话是双向互动的，不是单向流动的。从此以后，佛教便深入到中国民众的内心之中，与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融合在一起，扎根于中国民众的心中。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说，佛教的思想体系与道家的思想体系，这两个出世的思想与儒家入世的思想体系，构成了一个辩证关系，彼此兼容，它们也在中国人人生的不同阶段彼此代替。这是文化交流的交响曲，而且这种交响曲是通过民众的心来奏响的。

南亚与西亚的文化交流也同样是在战争征服后才开始的。公元前518年，大流士从印度西北的“马背地带”跃下占据了五河流域并使西北印度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以后，印度文化与波斯文化之间的交流就日益密切。两种文化也是从大碰撞开始的。随后，波斯文化在印度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触摸得到：波斯硬币被印度仿效；阿育王众多石柱的柱顶与波斯帕塞波利斯王宫有非常大的相同性。根据从事印度历史文化研究的林太教授的研究，印度西北地区普遍使用的佉卢文就源于波斯曾广泛使用的阿拉米文。而早期的佛教思想则影响了波斯甚至波斯以西的哲学和宗教运动，来自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则对佛教的大乘教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亚洲大陆内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同时，亚洲内陆文化与亚洲的海洋文化也开始了亲近：从徐福东渡到汉武帝七次巡海，从杨良瑶等作为官使“下西洋”到亦黑迷失六下西洋、郑和七下西洋，等等，无论他们的初始动因是什么，最后都使亚洲的内陆文化与亚洲的海洋文化进行了最直接的对话，最终把一个东西交往、海陆互通的文化大融合的亚洲带进了21世纪。

国家越强大，文化越是包容

回顾历史，中华文化经历了至少四次与外界文化的对视：第一次是大汉帝国时期，这一次是因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古丝绸之路的开通，第一次将东方与西方连接起来。海上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甚至更早，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11年，大汉的商船就经交趾郡的合浦（今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到达印度洋港口，所以当地被确认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这里有大规模的汉墓群，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包括来自波斯、印度、罗马、东非等地的各种陶器、瓷器、金币等。当然，这一次文化的对视是非常有限的，但文化交流却出人意料地大规模开展起来，西域文化、罗马文化、波斯文化等在东方帝国甚至成为一种时尚。第二次是在大唐时期，这一次是在历经了帝国分离和长期战乱之后的国家统一，以及帝国重新崛起并开创了一个新的盛世帝国之后的文化“探亲”。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大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以至于一些人包括玄奘等对佛教的诞生地产生“探亲”的冲动。另外，大唐还有官方的代表经海路到达波斯湾一带，大唐与阿拉伯地区、西域、印度、日本等的文化交往大大超出了第一次。这一次一直延续到大宋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以后，这一次可谓东西文化在明朝的锁国政策之后的“隔雾看花”。由于东方帝国由盛转衰，所以这一次的冲突性要远远大于对话和交流。第四次就是在当今，中国重新崛起的进程又把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放在新的框架中来认识：中国文化将如何处理与世界多元文化的关系？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越是发达的时候就越开放，文化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大汉时期，历经了文景之治之后，盛世初现，虽有武帝穷兵黩武耗费了不少国家资源，以及西汉后期的王莽改制，但总体上看，大汉的国祚未衰。所以，大汉对待外来的文化都持包容的态度，甚至一度还“追逐”外来文化。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汉灵帝就特别喜欢“胡文化”（西域文化），以至于其宫廷所用的器具都是来自于“胡”地。大唐时期，民族融合程度非常高，可以说大唐时期的中国就是当时世界的“民族熔炉”。有学者说大唐的强盛是学者们的假想，给出的一个证据是大唐对世界影响非常小。然而，古代的强盛不是去影响外部，而是用万邦来朝来吸纳外部的。大汉、大唐、大宋都是这样，以至于当时周边各族都有来华夏政权参加科举考试以成就自己功名的人。鸦片战争之后，是东方帝国走向衰落的时期，因此尽管遭遇西方文化，但主要的态度是拒斥，除了少部分有眼光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外，如林则徐、魏源的“放眼向洋看世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等。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在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不可能也不应该以晚清的态度对待，而是应该以一种文化自信来处理当今世界的文化多元性。文化上的夜郎自大，只会导致封闭和愚昧。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之中才走到今天的，任何封闭孤立的文化必然会逐渐被淘汰。文化、文明的发展和传承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淘汰的进程。一个国家只有不断汲取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成果，才能够真正崛起为大国。因此，在当今，我们如果认为中国可以在与世界隔离的状态下实现崛起，那不过是一种文化夜郎主义的表现。习近平主席指出，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也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既然如此，我们除了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之外，没有别的方式可以铸就中华文化在新的世界中的新的生命。

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体现出自己的特色

亚洲各国在历史上都有苦难的历程，尤其是遭受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直到“亚洲的觉醒”期，亚洲各国才开始为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斗争，甚至相当一部分亚洲国家是到了二战结束以后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时期，才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因此，亚洲各国的发展水平大多比较低，而作为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任务都非常紧迫。然而，现代化道路归根到底要反映到文化上来。因为，文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基因，文化基因既可能会导致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依赖，也会要求现代化必须强调自身的特殊性。这二者都要求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必须体现自己的特色。

亚洲文化多元、文明多样，而且历史悠久，现代化进程虽然是外来的因素所导致的，但这个进程不能不尊重亚洲的历史文化和实际国情。现代化是西方国家开启的进程，在亚洲的近代史上，曾经有不少国家、有相当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欧美化，但历经20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的当今，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国家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德国、美国，都已经不能算是现代化的典范了，这些曾经的典范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遭遇着“现代化的陷阱”。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却逐步探索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道路是多样的，实现现代化也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要谨防陷入“文明替代论”的错误之中。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如果人类文明变得自由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单调了，也太无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道路（或者说“现代化模式”）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合适与不合适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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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小传】

胡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兼任《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总编，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大国关系和中国发展战略研究，出版《资本的全球治理》《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软实力发展战略》《转型经济新论》等多部学术著作。（作者照片由王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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