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 高考倒计时第9天，从被顶替上大学的242人身上，我看到了15年前的自己

01

十六年前，我读高二，正值文理分班。

学校是省重点，但一直文弱理强。我那一届，理科班有10个，文科班只有2个。

“选择”文科的，8成都是“差生”。

之所以给“选择”这个词打上引号，是因为他们多是被原先班级的班主任赶到文科班的。

要么是因为早恋无心学习，要么是因为热衷打架滋事，总之要把这些“老鼠屎”赶出自己的班级，以免影响升学率。

像我这样，因为热爱选择文科的，寥寥无几。

身处那样的环境，加上17岁的我性格内向，难免被嘲笑、欺侮。

一次放假回家，我对父亲说：

我不想念书了。

父亲愣了一下，却没有骂我，也没有什么语重心长的教导。

第二天，他带我去了自己做小工的沙场，筛了一天沙子。

我至今记得，那是一片河滩，中午的太阳直射在河面上，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挖掘机把河道里的沙子一铲一铲挖起，堆成一座小山。

我和父亲一铁锹、一铁锹的铲起沙子，然后奋力扬到竖起来的铁丝网上。

铁丝网的另一边，筛除掉大颗粒和杂草的细腻沙子，被一车车拖到搅拌厂，变成不知道哪一栋高楼的混凝土。

当年，一顿黄沙能卖50块，不过那是沙场老板的收入。

我和父亲在日头下干了一整天，俩人只挣了一百。

当年和父亲筛沙的河滩，如今已被采空无沙可挖

晚上回家，母亲用针，帮我挑破了双手磨出的血泡。

看我疼得直龇牙，父亲对我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我和你妈都没文化，你要么放完假回去好好念书，要么一辈子跟我这样卖苦力。就这两条路，你自己选。

我选择了念书，并且从此再无任何抱怨。

很幸运，第二年的高考，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211大学。

从此跳出父辈的循环，不用再靠卖苦力吃饭。

可这种幸运，没能降临在山东聊城的陈春秀和济宁的苟晶身上。

前年给家里盖了新房，原先的老屋年久失修坍塌

02

半个月之前，农家女陈春秀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新闻爆出之后，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翻看这篇文章的评论区时，我胆战心惊。

那一夜，辗转难眠。有一个声音，不停拷问自己：

假如这些都是真的，假如这种遭遇发生在十五年前的我身上，如今的我又会在哪里，过着怎样的人生？

直到前几天，另一名农家女苟晶站出来，自曝曾连续两次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我才敢相信，这些评论区的留言，或许真的是真的。

这件事，最让我愤怒和不忍之处，是其中的两个细节。

第一个，是2003年班主任邱印林写给苟晶的道歉信中的一段话：

“我的女儿没有像你这样聪慧，智商有点欠缺，她不争气。我作为一个父亲，非常不容易。

1997年，我在很无奈的情况之下，才让她顶替了你的成绩去上大学。作为一个老师，我这样做，的确有违师德，请你原谅我。”

你不容易，别人的父亲就容易吗？

你不容易，就要别人替你买单吗？

的一篇报道，还原了这个山东农村家庭的面貌。

苟晶父母务农，姐妹三人，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

苟晶高三那年，比她小三岁的二妹上初三，成绩不错。比她小六岁的三妹上六年级，成绩也不错。

但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三人的学费，必须有人做出牺牲。二妹就对苟晶说，“你这体质不上学能干嘛？”

然后退学去餐馆洗盘子。一天工资1元，一个月30元，悉数交给父母，供姐姐和妹妹读书。

苟晶的老家

苟晶至今还记得，高三那年的一个秋天，父亲拉着一板车的棉花，到30多里外的地方去卖。苟晶跟在父亲身后，顺路返校。

棉花在板车上堆得很高，遇到上坡吃力，她就上前帮忙推一把。

最终，这车棉花卖了120块，父亲还特地给苟晶买了6块钱的苹果。

“是很大的苹果。”苟晶说。

读高中时的苟晶

苟晶的父亲，让我想起了另一名被冒名顶替者陈春秀父亲的一句话：

“就打听我是个农民，怂人，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要是有能力，他们也不敢。”

陈春秀的父亲

看看上面这张照片吧。

这是我熟悉的，在中国农村最普通可又最典型的一张脸。

这张脸属于中国农民，跟我父亲一样的中国农民：

操劳一生，省吃俭用，与人为善，老实本分。

实际上，从早年高考顶替案的受害人王娜娜、罗彩霞，到今天的陈春霞、苟晶，如果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农家女。

究竟从何时开始，农家子弟变成了任人欺负宰割的弱者代名词？

我也是农村出身，我深知越是没文化的农村人，越信仰“读书改变命运”。

白岩松说过一句话：

“高考是目前为止最公平的制度。穷人没有好的教育资源，没有那么多金钱，只有通过高考跳出龙门。”

如今距离2020年高考只剩9天时间，如果不能给陈春秀、苟晶们一个交代，我们还能相信：

高考是底层人民实现阶层迁跃，改变命运的最公平通道吗？

永远别忘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它对待弱者的态度。

也别忘了：如果寒门子弟最后一条改变命运的通道都被堵死，那么最终的结局，“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

03

苟晶事件中，另一个让我震惊的细节，是她第二次高考之后，就读的那所中专。

的报道中写道，1998年8月，苟晶收到了湖北黄冈一所中专的录取通知书。

诡异的是，她根本没有报考那所学费昂贵的学校。

更诡异的是，她就读后发现，班级同学的生源地都很集中：两人来自福建南平，三人来自陕西铜川，其余都是来自山东济宁或潍坊。

“福建那么大，为什么都是南平的？陕西那么大，为什么都是铜川的？山东那么大，为什么都是济宁的？”

如今回想起来，她觉得处处都蹊跷。

实际上，在陈春秀被顶替一事曝光后，南都记者检索发现：

在2018—2019年的山东高等学历数据清查工作中，有14所高校曾公示清查结果，其中有242人被发现涉嫌冒名顶替入学取得学历。

这14所高校中，既有985院校，也有普通的独立学院。

尽管这242个人已经被注销了学历，但很难想象，被他们顶替的另外242人，如今又在何处，过着怎样的人生？

苟晶在自述的结尾，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希望正义可以早日到来，让这些渎职的人得到应有的处罚，也希望这样的遭遇不要再发生在任何一个年轻人身上。

有句话写得好： 迟到的正义根本不能叫正义，只能叫真相。

正义，只有在它该出现，或者当事人需要它的时候出现，才能称得上正义，才有价值。

对于那242位被冒名顶替的人来说，哪怕顶替者受到惩罚，也已挽回不了他们被偷走的青春，被替换的人生。

实际上，从1990年被陌生人顶替的齐玉苓，1995年被校长老婆顶替的石凤霞，2002年被学弟顶替的王俊亮，2003年被掉包的王娜娜，再到2004年被同班同学顶替的罗彩霞……

大多数受害者，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而作恶者也不过是注销学历了事。

就拿当年轰动全国的王娜娜被顶包案来说，处理的结果是：

顶替者学籍被注销，毕业证无效，同时被所在的单位开除。涉及案件的13个责任人被严厉处罚，其中3人移交司法机关。

但作为当事人的王娜娜，17年过去了，也没等到道歉和赔偿。

因为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上，顶替他人上大学这种行为，没有明确对应的条款。

也就是说，不属于任何犯罪，最多就是违规，或者涉及其他领域的犯罪，比如为了顶替走后门行贿了。

04

最后，我想说一段历史。

1858年，也是清朝咸丰八年的九月十六，顺天府尹衙门前，乌泱泱围了一大群年轻人。

这一天，是顺天府乡试放榜的日子。

年轻的仕子们仰着头，在榜单上寻找自己名字时，竟然发现一个不应该出现在榜上的名字：平龄。

还是第七名。

“戏子亦中高魁矣？”

清朝规定：凡为人家奴、长随、娼妓、优伶、隶、卒、或八旗户下人本身及其子孙，均不得应考入仕。

平龄是旗人，同时还是个戏子，凭什么能参加科举？

这里面肯定有黑幕，一时间，顺天府乡试上了热搜，舆论哗然。

随后，一个叫孟传金的御史给咸丰帝写了一封奏疏，说顺天府乡试有很多舞弊现象，他特别提到了平龄，说平龄在考场内写的墨卷，与誊抄后供考官评阅的有多处不一致。

咸丰帝震怒，当即下旨，命载垣、端华、全庆、陈孚恩四人组成专案组，负责调查顺天府乡试舞弊一案。

这一查，竟然发现有50多份试卷存在舞弊嫌疑，还有人买通主考官文渊阁大学士柏葰，用优等答卷替换自己的劣等答卷。

这起案件发生在戊午年，又称戊午科场大案。与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场案，并称为清朝三大科场案。

历史记载，戊午科场案牵涉91人：5人被斩首，3人充军，7人被判充军后赎罪，7人被革职，16人降级调用，38人被罚俸一年，13人被革去举人功名或停止会试资格，2人死于狱中。

被斩首之人中，就包括文渊阁大学士、一品大员柏葰。

我为什么说这个故事？

因为为恶必惩，才是对善的保护。

高考舞弊顶包，放在古代，是杀头重罪。

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把陈春秀、苟晶、242人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新闻，当作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付诸一笑，那么明天，这些被冒名顶替的事件，发生在了我们孩子的头上，我们要怎么办？

自媒体作者有句话说得好：

每一起社会公共事件，我都致力于为弱者发声，为公平正义呐喊，难道仅仅是在替别人说话吗？

其实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所有的公共事件，都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假如今天你沉默不语，没有替那些含冤受害者说几句公道话，那么明天你自己遭遇不公，谁又会替你站出来“路见不平一声吼”？

所以我写下这篇文章，与你共鸣。

也愿9天之后的2020高考，再无陈春秀，再无苟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