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是如何失去地中海世界统治权的

罗马帝国是如何失去地中海世界统治权的？

自从爱德华·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以来，伟大的罗马帝国为何、何时以及是否衰落的问题，就成了历史学家们孜孜不倦进行探讨的对象。目前人们至少提出了二百一十种解释，有些说法（“闪米特化”、同性恋问题、男子气概下降）坦率来说是非常荒诞的。关于蛮族入侵摧毁了罗马——既指罗马城又指罗马帝国——的观点曾不再流行，后来又再度受到推崇。一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罗马的衰落”本身就是伪命题，而强调罗马传统的延续性。然而，从地中海的角度看，非常明显的一点是，这片伟大的海到公元800年时已经分裂了。这个分崩离析的过程持续了数个世纪，也留下了数个嫌疑人：5世纪及之后的日耳曼蛮族，7世纪的阿拉伯征服者，8世纪的查理曼及其法兰克军队，以及内斗——罗马帝国的将军们争权夺利，有的要夺取地方领地，有的要夺取皇位。很明显，罗马的衰落不是单独“某个原因”导致的；无数问题的积累导致了旧制度的终结，撕裂了“第二代地中海”。

繁荣与和平的北非

在公元400年到800年的漫长岁月中，地中海在经济及政治上都陷入分裂：罗马的皇帝们意识到，统治地中海周围地区，以及欧洲大陆上莱茵河西部和多瑙河南部的大片土地，这一任务远远超出一个人的能力范围。因此，从284年开始统治的戴克里先（Diocletian）以东部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eia）为基地，将帝国的管理交给由共治皇帝组成的团队，其中最先出现的是西部的另一位“奥古斯都”，后来从293年到305年又有两名副皇帝或“恺撒”被委任，这套制度称为“四帝共治”。戴克里先在尼科米底亚的驻地本身是后来君士坦丁于330年建立“新罗马”的前奏；君士坦丁曾考察过特洛伊这座罗马人视为自己起源地的城市的遗址，后来却选择了商业中心拜占庭，拜占庭拥有极佳的港口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地处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商业要道。当然，另一个惊人的变化则是君士坦丁正式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性，而在此前的数个世纪中，基督教一直是地下宗教。

公元476年，西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也就是名为罗慕路斯（Romulus）的“小皇帝”（Augustulus），被日耳曼人的军事首领奥多阿克（Odoacer）废黜。在此之前，意大利依然是西罗马皇帝的驻地，但权力中心已经向东转移，这一变化恰恰是对地中海经济发展现实的适应。在东方，希腊化时期与托勒密时期的商业世界仍然繁荣，这里以亚历山大、加沙和以弗所（Ephesos）等繁忙港口为中心，通过贸易往来以及共同的希腊文化联系在一起。强调以城市为主体的东方和以农村为主体的西方间的对立会过于简化，因为东部的主要人口仍是农民和牧民，且东地中海沿岸密布的乡镇以及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缔造了更为复杂的经济。当代之人仍能在博物馆看到罗马帝国晚期的埃及精美织物；大量的奢侈品当时在西西里岛东部流通。更为日常的货物在供应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改变。君士坦丁堡建立的影响之一是埃及谷物的目的地从旧罗马转向新罗马。330年时，这似乎是一个无害的变化。在任何情况下，罗马所需谷物的三分之二都由非洲供应。那是个繁荣的时代，当时迦太基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继罗马和亚历山大之后的第三大城市。如果说帝国人口在3世纪末到4世纪可能由于疫病而大幅削减，那么北非诸行省的农业生产能力还是可以继续为西罗马首都提供补给的。罗马与迦太基的元老和骑士阶层扩大了他们在非洲的地产。船东们的世袭行会得到帝国的保护，行会成员可享受减免税收的特权，被赋予了骑士身份。尽管帝国财政并不直接干涉船东行会的管理，但它对船东的保护保证了谷物航线仍然活跃。非洲的农民也种植橄榄树和葡萄树以获得收入，非洲也因向意大利和其他地区出口橄榄油和葡萄酒而繁荣起来。非洲赤陶不仅成为地中海的主要陶器，而且已深入高卢内陆乃至不列颠地区。返程的船只带回了意大利的砖块。这当然不是因为非洲人不会制砖，而是因为谷物商船船员在将谷物卸载后需要用砖块来压舱。这是非洲，尤其是迦太基的黄金时代。这座城市布局合理，街道纵横交错，还有漂亮的建筑——迦太基人特别喜欢自己的斗兽场，甚至蛮族人的入侵威胁也无法打断他们对这种娱乐的热衷。迦太基人以其港口为傲，因为古迦太基的圆形港口被重建，图拉真时期还有一座漂亮的六边形外港建成。这座港口与皇帝在奥斯蒂亚附近建造的波图斯构成了双子港，如今“布匿港口”的轮廓仍依稀可见。

非洲也是一个和平之地。从公元3世纪开始，远离帝国中心的边境地区就不断遭到蛮族的入侵。在遥远的不列颠，“撒克逊海岸的伯爵们”组织防线抵御跨越北海而来的日耳曼入侵者。在400年左右，成群结队的哥特人、苏维汇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侵袭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罗马城在410年也遭到洗劫，但即使在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非洲看起来仍非常安全。阿非利加学者奥古斯丁（Augustine）——他后来成为希波的主教，并于430年去世——因罗马被劫而感到震惊，然后在这种刺激下撰写了他的不朽名篇《上帝之城》。在书中，他描述了一座天国的“城市”，它远远优于脆弱的尘世之城和罗马帝国。然而，至少希波和迦太基似乎得到了海洋的保护。人们都知道蛮族人是很好的士兵，但不是优秀的水手。哥特人被限制在意大利，甚至无法跨越卡拉布里亚海湾前往西西里岛。其他蛮族，也就是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则向西进入了西班牙的群山之中。很难说他们这样做可能带来什么威胁。

汪达尔人来了

汪达尔人属于日耳曼民族，他们曾生活在今天波兰南部的某地，与大多数蛮族一样信奉阿利乌斯派的基督教，其教义主张：圣子与圣父并非同性，亦非同样不朽，而是圣子由圣父所出。后来“vandalism”这个词成为破坏的同义词，但在公元1794年它才由一位法国主教造出，当时这位主教因革命者造成的破坏而感到深深的绝望。可以肯定的是，汪达尔人乐于看见财物逐渐增加，因此汪达尔国王极不情愿将积攒的金银用于发展经济——经济学家把这个过程称为“囤积”（thésaurisation）。与此相对的是，阿兰人源于高加索地区，从那里向欧洲东南部迁徙，他们的语言属于伊朗语族，习俗与汪达尔人相去甚远，例如他们并不蓄奴。这些看起来很不协调的盟友一起进入并瓜分了西班牙，但416年，他们遭到哥特人的军事首领瓦利亚（Wallia）的攻击与屠杀，后者所打着刚刚组建的哥特-罗马同盟的旗号，这个同盟非常短命。这些蛮族相互攻击的频率远远高于对罗马人的侵袭。据说，生活在贝蒂卡（Baetica），也就是今天的安达卢西亚的汪达尔人被全部消灭。但在这场惨败之后，幸存者必须寻找其他土地生活。他们的目的是征服与安居，而不是劫掠与消失。这次他们选择了非洲，这个决定看起来很合乎逻辑，因为那里距离他们最近。429年夏，在他们那瘸腿、无情的国王盖萨里克（Geiseric）的率领下，他们越过了直布罗陀海峡。

丹吉尔（Tangier）周边的廷吉塔纳（Tingitania）由西班牙进行管理，这里是罗马的土地但实际由毛里塔尼亚国王控制，这些国王在总体上与罗马谨慎地保持着友好关系。相比于北非的其他地区，这里对罗马的价值没那么高，罗马对于这种松散的联盟关系也比较满意。同样，盖萨里克的兴趣也在于控制非洲最富庶的区域。迦太基位于神眷之地，有着丰美的麦田与橄榄园，看起来比西班牙南部还要富足。盖萨里克需要将十八万士兵与妇孺送到海峡对岸（这个数目表明贝蒂卡的汪达尔人几乎被歼灭的说法过于夸大了），但他没有船，而且在这片海域摆渡的船只最多能搭载七十人。如果他真的能够筹集到数百艘这样的小船，那么他手下这些人也要大约一个月才能横渡海峡。但他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该到哪去筹集这么多船。盖萨里克选取的路线是从大西洋一侧横渡直布罗陀海峡，也就是从西班牙最南端的塔里法（Tarifa）前往丹吉尔与休达之间的海滩。这是一段短暂的航程，但即使在夏季，所经水域也相当危险。经过一次一次地不断往返后，盖萨里克终于将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带到了廷吉塔纳，但他们并未在廷吉塔纳长期逗留，而是向东穿过陆地，经过长达三个月的跋涉，在公元430年5月或6月到达了希波。希波坚持抵抗了十四个月，这是因为汪达尔人并不擅长攻城战，而且希波的罗马城墙也比较坚固。这样的罗马城墙很好地展现了罗马人的深谋远虑，因为在经历漫长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后，城市的防御极易被忽略。那些身在城中向外张望的人当中就有希波主教奥古斯丁，他在围城期间逃离了。他可以进行反思：此前信奉异端的蛮族给罗马带来的破坏，如今威胁到了他所在的行省。

被彻底改变的地中海版图

希波沦陷后，新的阿利乌斯派教规建立起来，将近五百位大公教会主教因为遵循尼西亚大公会议的立场而被驱逐出他们规模通常较小的主教区。这标志着阿利乌斯派终止了对大公教会的容忍。此后，迦太基也被征服，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盖萨里克是颇有耐心的：这座城市于公元439年陷落，在那时迦太基周边的所有地区都已经落入汪达尔人之手。迦太基成为汪达尔王国的新首都。然而，非洲的汪达尔人并不是破坏者，大多古老的传统与秩序都被他们承继下来。盖萨里克意识到，他不能只统帅自己的臣民，不能仅仅像其正式尊号“汪达尔人与阿兰人的国王”（rex Vandalorum et Alanorum）所描述的那样。442年，汪达尔人与罗马人缔结和约，其条款规定汪达尔人的国王负责整个地区的统治。尽管盖萨里克把搜刮的大量黄金囤积在国库中，但没有证据表明汪达尔人的统治导致了经济的衰退。新的建筑工程还在进行；东方的商人带着拜占庭的货币来到迦太基；北非商人继续到东方经商；迦太基的美丽海港也得到修缮。在汪达尔统治时期，出口到迦太基的东地中海双耳罐数量显著增长。迦太基人也使用本地出产的赤陶精品进餐。事实上，北非的谷物不再被征用以补给罗马，而是由当地商人经营，这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汪达尔人喜欢东方的丝绸，喜欢浴场、宴会和戏剧，还热衷于划船。他们赞助罗马诗人的创作，与生活在意大利的哥特人一样被罗马化，那些哥特人也开始美化他们在拉文纳的统治中心。虽然拉丁语和使用范围更小的布匿语是非洲的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但汪达尔人与哥特人一样，仍然一代又一代地保留着自己的日耳曼名字[古萨蒙德（Gunthamund）、瑟雷萨蒙德（Thrasamund），等等]。汪达尔人的征服并未扰乱乡村的生活，这一点可由汪达尔统治中心发现的木制地产记录板证明，它们被称为阿尔贝蒂尼记录板（Alebertini tablets）。事实上，古老的制度不但没有行将就木，反而生机勃勃、充满能量。非洲西北部的罗马人、布匿人和摩尔人靠海运为汪达尔人提供各种补给，以维持汪达尔王国的存续。船只用于贸易，当局势发生变化时还需要运送军队。533年，汪达尔国王盖利默（Gelimer）将他拥有的一百二十二艘舰船派往撒丁岛镇压岛上总督的起义。汪达尔人并没有修建传统式样的战舰；当他们越过海洋前去征服其他地方时，船只仅发挥了运输马匹和武器的作用。

汪达尔王国的范围远不止罗马帝国时的阿非利加行省。早在侵入阿非利加之前，汪达尔人已经派兵攻击巴利阿里群岛；公元455年，他们正式吞并该群岛。在功勋卓著的罗马将军埃提乌斯于454年去世后的第二年，无能的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Ⅲ）被暗杀，这为汪达尔人提供了新的机遇。455年6月，汪达尔人开始了一场极为大胆的远征，军队被派往罗马。远征不是阿利乌斯派对大公教会的圣战，而是劫掠：汪达尔人得到的指示是不要破坏，不要屠杀，只需寻找珍宝，特别是皇帝的珍宝。他们带着丰厚的战利品满载而归，还包括相当多的奴隶（他们处理奴隶时毫不留情，直接把夫妻、父母及子女拆散）。根据一些记录，他们掠夺的珍宝包括提图斯从耶路撒冷圣殿劫掠的烛台与其他各种金器，它们作为战利品一直被保存在迦太基，直到534年拜占庭人收复该城。盖萨里克还在455年或456年夺取了科西嘉岛，作为其造船业的木料来源地，而大公教会被流放的主教们被迫在岛上砍伐木头。与此同时，汪达尔人还曾征服撒丁岛，不过大约在468年他们失去了该岛，直到482年前后才收复。他们在岛上定居，与那些从非洲来到此地的摩尔人一同居住，这些摩尔人被称为“蛮族”（Barbarikinoi），撒丁岛东北部荒无人烟的山区因此被命名为巴尔巴吉亚（Barbargia）。在征服西西里岛方面，汪达尔人也毫不迟疑，从440年就开始对西西里海峡无情地发起攻击，之后从461年或462年起年复一年地劫掠该岛。而且他们还成功地削弱了罗马人对西西里岛的控制，但就在盖萨里克去世（经过半个世纪各种征战之后终于在477年去世）不久前，汪达尔人与日耳曼将军奥多阿克达成协议。奥多阿克在数月前废黜了西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如今以意大利国王的身份进行统治。奥多阿克为西西里岛向汪达尔人纳贡，但只将马尔萨拉（Marsala）附近的西部岬角交由汪达尔人直接控制。尽管如此，汪达尔人此时看来似乎马上就要将西地中海的三座粮仓——阿非利加、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全部收入囊中。在盖萨里克统治的末期，汪达尔人感到他们已经从西西里岛和意大利获得了足够多的东西，于是开始侵袭希腊和达尔马提亚沿岸，蹂躏了爱奥尼亚群岛中的扎金索斯岛（Zakynthos）。

汪达尔人创造的海上帝国极具个性。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支持了公海上的海盗行为，他们的国王对商业也没有太大兴趣。他们很清楚，在控制帝国的谷仓的时候，他们就相当于扼住了罗马的咽喉。汪达尔人对谷物运输的介入加剧甚至直接导致了大约发生于公元450年的意大利饥荒。他们并没有与罗马帝国的舰队发生冲突，因为那种类型的海战当时已经很少见了（不过，在5世纪60年代盖萨里克成功地摧毁了两支拜占庭舰队）。汪达尔帝国的巅峰是其创立者盖萨里克的统治时期，在他477年去世后的六十年间，汪达尔人一直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到500年，信奉阿利乌斯派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统治着意大利，信奉阿利乌斯派的汪达尔人控制了北非，信奉阿利乌斯派的西哥特人（Visigoths）统治着西班牙和高卢南部。在新罗马建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地中海的政治、民族和宗教版图发生了彻底改变。分裂正在发生。

本文摘录自《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大卫·阿布拉菲亚著，徐家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18年7月，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