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性感。我承认。

一听到他们说“男人,长什么样不重要”我就生气了。想到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一个男人,才有事业”就更让我气愤。一想到这个“事业”,其实说白了就是指钱,气得浑身肚子疼。

说男人不在乎自己长什么样是纵容。说男人有“事业”是势利的。这种观点是纵容和势利的,用一种虚伪来掩盖另一种虚伪。我不同意。

为什么男人不在乎自己长什么样?这就跟说“美国人,国际法无所谓”一样不合理。想想吧。他们说美国人不关心国际法。你同意吗?如果你同意男人不在乎自己长什么样,你就同意美国人不在乎国际法。如果你同意美国人不关心国际法,那你就是在支持美国士兵虐待战俘。如果你同意美国士兵虐待战俘,那就是不人道的。简而言之,如果你认为一个男人长什么样并不重要,那你就是没有人性的。

我不想做一个没有人性的女人,所以我很性感。

我的“色”可以追溯到我初中的“初恋”。初中的时候,我们班最帅的男生坐在我后面。他有着班里最酷的平头,最长的腿,最白的皮肤,最小的眼睛,最害羞的笑容,是长跑队里跑得最快的。当他在学校运动会的操场尽头,长腿在夕阳下快速奔跑过来的时候,我的瞳孔里只有一个不断放大的“帅”字。当这个帅气的字放大成72号野草的豪放型时,我的眼里只有他。多年以后,只有萨达姆在法庭上发火,或者孙楠站在舞台上唱“快回来吧——”的时候,我才能依稀回忆起初恋情人的“帅”。可惜当时我们都太年轻了。我只在夕阳下站了一小会儿,我们初中毕业。然后我去了一中,他去了二中。两个人骑了10分钟的自行车,无情的距离粉碎了我们对彼此的钦佩。

旧罪成新耻。从那以后,我的生活中再也没有真正的帅哥了。很多年,从江南到北国,从北京到纽约,我不停的问,不停的找,不停的想,却不停的碰壁。我高中的“初恋”男友——不好意思,我称之为所有的初恋——很有才华,能背诵世界名著《岳阳楼》没有一个错别字,但他不够帅,只是比葛优大哥强一点点。然后上了大学之后,我把他不那么帅的身材锁进了我的杏花春雨《少女日记》,把杏花春雨日记锁进了我的黑暗阁楼。我大学的“初恋”男友现在其实挺好看的,但是因为思想远不如长相帅,我又忍痛割爱了。从此在找帅哥的路上,饥寒交迫。出国后,我目睹了中国学生中帅哥严重断货的情况。每次举行聚会,每当有五官匀称、身材科学的男性出现,就会有很多女色狼蜂拥而至,将它团团围住。只能咽口水,站在几层包围圈外解渴。

龙太多的兴趣掩盖了的眼泪,哀痛女学生多么困难。

这一点我的小说《原来如此,爱情》中的女主角唐晓鹰就可以证明。在一次复杂的心理活动中,她恶毒地想:“看看那些男同学,一个个都像是自己权力和国家的耻辱……”当然,她的话有失偏颇,但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当今中国世界帅哥紧缺的严峻形势。后来我的一个网友就根据这句话简单整理了几个等级的男性长相:辱国;贴近外界;保持低调;为国争光;忠诚报国。

随着对形势的更加清醒的认识和自身条件的恶化,我的审美标准开始完全退却,从忠诚报国到为国争光,从为国争光到低调。四处看看,再也回不来了。我一生的理想就是找一个又高又大的男生,长得那么帅,我又那么随便。然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牵手老去。现在,一个理想主义者已经退居现实主义者,如果他退缩,他将成为一个叛徒。做人还是有底线的。当然,如果对方思想、人品、钱包都很帅,我还是可以咬着牙退到隐居的标准,但这是极限。辱国?有像你这样的便宜货吗?我说。我是中关村卖CD的,得有成本价。

男同学肯定是反感的,但是我说,同学们,在一个“姿势导向”的世界里,不管是男是女,还是面对现实吧。让你的男同学天天捧着美容杂志,点着美图,看着没完没了的选美比赛,开着恐龙的玩笑,不许我们的女同学看着你的肚子一次次的涨,期待一个平静的肚子。

别告诉我帅哥就是花瓶。才真旺姆、李彦宏和周杰伦呢?三百六十行,帅哥。称成都为花瓶,就像称成都为丑女为才女一样。是男权文化的两个神话,是当权的坏老头编造的谎言,根本经不起推敲。用小指就能扎破。如果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国家耻辱,外表放纵的男人,他认为如果把自己赚来的两个硬币扔在地上,女人就会气得扑哧扑哧地冒火。我会说,拿起你的两个硬币,用它们买个健身房会员卡,趁早健身。

作者/刘玉实习编辑/追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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