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盛夏的下午,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顶楼的会议室里,刚刚与市领导会谈完毕的北大理事会副主任、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院长文海教授对我们说:“我们开始吧”。与他的学生不同,他的时间表是在一个轻松的暑假。他侃侃而谈,从去东北虎林县的农村,到未名湖读书,从大洋彼岸的终身教授,到深圳鹏城的教育创业,半个世纪的人生慢慢展开。“从大学到在国内工作,我基本都在北大。我的梦想是站在北大的讲台上,活到80岁。”六十多岁的文海在这里还是个少年。请阅读。

受访者 / 海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院长);作者/燕山、何师元

下乡:每当我唱东方红,

文海有一张经常出版的照片。他年轻,穿着军装,拿着枪,坚定的眼睛盯着前方。是青春热血的故事,是感恩的故事,还是“右派儿子如何骄傲”的故事。

刚上初二的文海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休学。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也是两只手,不吃城里的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必要的。”这一指示掀起了知识青年“下乡”的全国性运动。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参与其中。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学业的文海也成为其中之一。

1969年初,17岁的文海真诚而热情。他割破手指,写了一本书。作为领导,他成为杭州第一批去黑龙江下乡的知青。“我是我们学校第一批贴大字报,响应毛主席号召,报名下乡,去边疆,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当时在黑龙江边境地区想成为一名下乡知青并不容易。文海出生在一个糟糕的家庭,有许多“海外亲戚”。最初的申请没有被通过,但文海非常坚定,他割破手指写了一本血腥的书,用行动证明了他的决心。“后来,我偶然看到电视剧里的一个场景。一个上海知青出生在一个不好的家庭。她要去军团,不让她去。她还咬着手指写了一本血书。当时看到后,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1969年,文海高中毕业并拍照。毕业后,他们分别去了浙江和黑龙江农村

正是因为来之不易的机会,文海更加珍惜,定居土地,保卫边境,交给他的每一项工作都用心去做。每次他评功分,文海都是知青中得分最高的。“当时和其他知青相比,我可能身体比较好,比较强壮,也比较愿意工作,所以我工作特别努力,在农民中口碑非常好。同时我也会组织当时制作组的文艺宣传工作。当时我是导演、编剧、演员,写的是《在边境抓特务》的剧目。”文海的多方面才能得到了肯定,作为知青代表,他参加了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大会,还被推荐参加省里的学习会议。但是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他没有去省里读书。

尽管有知青的艰辛,文海仍然觉得自己从中获得了极其宝贵的人生财富。“我现在能吃苦了,我当时也受过训练。比如割草,夏天阳光很强,我们要走十几里路才能在草地上割草。当时没有这种矿泉水。军用水壶装了一壶水,不一会儿就完成了。口渴的时候要趴在灯泡边上喝水。在水里,可以看到很多小微生物在游动,不管怎样,直接喝就是了,有时候还会拿手帕过滤一下。”知青们虽然辛苦,但文海乐在其中,成为县“劳动模范”和地区“先进工作者”。与此相比,带给他差距和挑战的,是大学漫长的求学之路。

文海在黑龙江插队时的照片

文海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母亲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大家庭。他也从小就在心里种下了大学梦。1970年5月,北大清华率先提交《关于北大清华招生的具体意见》。在此基础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复办学的思路:恢复办学要缩短学制,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在文海所在的农村地区,有五六所大学招收工人、农民和士兵。“当时我就想被推荐上大学。而且我在那里还是挺好的,去农村也是领导。”每次开始的时候都必须推荐文海,但是他每次到公社或县都遭到拒绝。“因为人家看我的档案都做不到,我爸是右派帽子,家里有港澳台关系,还有海外关系。”由于他的身份,文海连续四年徘徊在被推荐和被拒绝的道路上,而他的同学,甚至比他晚来的知青,都以推荐的方式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只有文海留在原地。

1973年,邓小平短暂复出,部分恢复了大学招生考试。文海参加考试,报考东北林业大学道路工程系,以优异成绩获得县推荐资格。“我以为这个部门一定要去山里修路。没有多少人和我竞争。我被录取了,县里也同意了。当时公社团委书记也跟我说你这次一定会,让我把工作交出去。没想到学校最后不同意,说道路工程是保密专业,看家庭成分,我还是没去。”

1974年,文海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春生成了他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又是一年的工农兵推荐讨论,父老乡亲还得推文海,李春生却说:“今年不推荐文海,再推也是瞎配额。”听到这个消息后,文海非常沮丧和失落。但事后,李春生专门找了一批党支部,说文海的推荐不是政治问题,要帮他解决政治问题,培养他入党。直到现在,文海回忆起来还是很感动。1977年5月,在大队和公社领导的不断推荐下,来自“黑五”家庭的文海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文海在东北定居并保卫了九年的边境,他的青春献给了北大荒

经过八年的反复考验和磨难,文海没有接受自己的命运,也从未绝望。他一直在努力工作,努力学习。1977年8月至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暂停近十年的全国高校招生考试,通过统一考试和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得到这个消息后,文海决定参加高考。

“黑龙江知青大量聚集,不得不考两次。初试于11月底在公社举行,初试选出的5万人去县城参加期末考试。期末考试在12月24日和25日。第一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上午考政治,下午考历史地理。考完试,我知道自己考得很好。”在参加语文考试时,在东北待了快十年的文海觉得自己考得不错。“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东方红’。这个题目有点像散文,不太好写,但是我写的很流畅。从‘文革’开始到下乡,我开始把电影放在脑子里,一幕接一幕,说我忘了我在考试。”十年来文海下乡的所有积累都在高考中发挥了出来,最终顺利拿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燕园读书:提着搪瓷饭盒进图书馆

1977年8月,文海高考前赴京,住在海淀区邮电疗养院的一个朋友家里。坐车出来,路过北大西门。当时他很羡慕里面的同学。“我当时没进去,只是在西门里面看了一会儿。”正因为如此,北大才是文海高考填报志愿的首选,并有幸被北大经济系录取。

文海第一次到北大报到的时候,带着他在东北的所有家当,甚至包括很多木头,准备以后做家具。毕竟在东北虎林待了近十年的文海,有点“土气”,没有大学学习生活的概念。“刚进校园的时候没什么计划。当时有同学问我们要不要去图书馆。我还问在图书馆做什么。同学说自己学习。我还是不知道能不能自己去图书馆学习。”与文海下乡时相比,他在盐源的最初时间更多的是倾听和参与,他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同学和老师传授和分享的知识和养分。

文海和经济系77级的一些学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前拍照

文海仍然记得北京大学的学术氛围。老师们迎来了中断近十年的第一批学生,学生们珍惜在燕园学习的机会。“当时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下乡,所以我特别珍惜上学的机会,可以说是饿了。每天六点起床。跑步完了,有课的去上课,没课的去图书馆。中午,大家都拿了一个搪瓷饭盒。吃完后,他们拿着饭盒进了图书馆。他们直到晚上10点才回到宿舍。”学生们经常因为一个观点而脸红,学术自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的例子比比皆是。老师对学术也很严谨认真。“陈岱孙教授上课思路清晰幽默,李一宁教授新颖坦率。李老师经常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让学生耳目一新。和学生讨论时,他很坦率。有时候他会直接说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26岁考上北京大学的文海,在班里算是中年以上,近十年的农村生活让他变得成熟而有韧性。虽然文海在入学之初对经济学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文海在大三的时候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学习方向。“我喜欢画画。我选择了国际贸易课程。老师用图片分析解释经济理论。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我也读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产生了兴趣。”从此,28岁的文海将西方经济学确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然后走上了赴美留学的道路,成为北大复试后第一个自费出国留学的学生。

“出国前,我心里很悲壮。去陌生的国家留学,不知道会有多少挑战。当时我的英语真的很差。我进美国海关的时候说美国人很长时间听不懂,她说我很长时间听不懂。最后,我不得不找一个翻译。二叔开车送我从机场到学校。车里的收音机正在报道新闻。他问我听不懂,我说听不懂。他说他不能理解你还来读研?”

尽管出国留学困难重重,但文海从未放弃,他在农村近十年的生活给了他面对任何困难的勇气和毅力。文海在长滩加州州立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加州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最终在美国福特·刘易斯学院商学院获得终身教职。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海在美国攻读博士期间使用计算机进行研究

对文海来说,当时他选择出国是为了出去看看,回国参加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他从未想过留在美国。“邓小平在南方谈过之后,我们一直很兴奋,并试图回国。我和想办个学校,易纲和张想办个研究所,然后大家就说我们一起办。”经过努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1994年成立,林毅夫任主任,易纲、文海任副主任。当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教学科研体制的新探索,也是吸引留学生回国服务的开创性尝试。搭建了开放、多元、交叉、国际化的平台,从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理论研究。2004年,该中心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100个重点基地”,2008年更名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为国内重要的智库之一。

本来文海回国有更好的职业机会,但文海还是觉得回到北大更符合自己的意愿,侧重学术和教育。他认为,在中国普及现代经济学教育,提高经济学研究水平,对中国深化改革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文海总是说他们是幸运的一代,在这个国家经历了许多重要的转折点。然而,那一代人中有许多人被动地参与到各种过程中,而文海总是走在潮流的前面,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文革”期间,他是最早上山下乡的知青之一,是复读高考后的第一个北大学生;他不仅是第一个自费出国的留学生,也是几个放弃国外任期回国的经济学家之一。不要忘记你的主动心态,追求他的理想,坚持他的目标,甚至放弃别人认为更好的机会。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在旧的地球科学大楼工作

汇丰商学院:打造世界一流的商学院

来深圳的时候,文海也主动了。2011年,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成立10周年之际,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林建华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对深圳研究生院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欺骗”了文海。2003年左右,林建华担任北大副校长。他首先找到了文海,希望他能管理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商学院。文海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去深圳?”

但当文海第一次去深圳时,他开始认真思考。“当时我把深圳比作美国的加州。加州早年也被认为没文化,但经过经济发展,加州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公立大学,是美国最好的。所以,我相信深圳需要商学院,需要发展高等教育。在这个地方办学校会有前途的。”

让文海主动来深圳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商学院空空和不知所措的学生是一个架子。他在这个系教的一个学生,因为成绩不够,被“送”到深圳,情绪低落。文海当时看到这里的办学存在一些问题,甚至看到了在这里办学、创业的机会,于是毅然南下,用100万元的启动资金,开始了商业军校的创业之旅。

当文海在2004年正式创办这所商学院时,它只是一群人,没有学生,也没有老师。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招学生和老师。为了让学校尽快步入正轨,文海决定接收北京大学其他学院的转学生。“没有老师,我找了几个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光华的教授上课。”

2006年10月,新装修的商学院

经过短暂的准备,商学院于2005年秋季正式开学,63名其他院系转来的学生来到深圳。交换学生的质量会受到质疑,但文海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互换生最宝贵的财富就是经历过挫折和失败。在他眼里,前几名学生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作品”。他经常拿2006年的学生、支付宝现任掌门人王登峰举例。“虽然他因为考研成绩不理想被调整了,但是我觉得他面试的时候很勤奋,很踏实,所以我录了下来。果然,他来了之后,主动当上了班长,把这个班带进了校级先进班。”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想付出的老师。文海用实际行动实践了这个想法。他去了BBS、内网、人人网等。与学生交流和回答问题,并亲自给他们上课。他甚至把每次班会的内容都给学生写在黑色的笔记本上,随时阅读。在学生眼中,他不仅是文海副校长和文海教授,更是可以和他们打成一片的“海老板”。

2008年,由文海苦心经营的深圳商学院赢得了汇丰银行的青睐,获得了汇丰银行1.5亿元人民币的捐款,更名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这次捐赠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单笔教育捐赠,也是汇丰第一次允许另一家机构使用自己的名字。可以说,汇丰大投资的背后,是对这个植根于深港的商学院潜力的肯定,也是对以文海为首的团队的充分信任。在汇丰的帮助下,汇丰商学院在生源、师资、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发展迅速。2009年,汇丰商学院招收的北大清华本科毕业生占毕业生总数的42%,不再接收转学生。此外,拥有一流大学博士学位的海外优秀教授纷纷加入汇丰商学院,师资队伍日益国际化。

2008年8月30日,汇丰捐赠“汇丰商学院”签约仪式

在过去的13年里,文海没有忘记回归中国的最初意图,战斗在普及和提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第一线,并在这一领域不断创新和发展。2017年,汇丰商学院创办了英国校区,这是中国高校首次在发达国家独立建设拥有自主产权、自主管理、自考学位的办学实体,也是中国经济教育研究的一大产出。同年,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J·萨金特教授宣布,他将加入汇丰商学院,成立萨金特定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这也标志着汇丰商学院的师资力量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在2018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文海当选为“网易年度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他在朋友圈写道:“这个奖很意外。我的主要工作是教书,搭建平台,做蜡烛。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以后还会继续努力,为我们这一代人在世界舞台上为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做出贡献。”

意愿和坚持:我从不后悔我的选择

文海说,“我从不后悔我的选择。”“人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更关注的是自己是否痛苦,是否有很多钱。我选择工作更多的是因为喜欢不喜欢。比如我初中的时候,去工厂工作一天,机械地重复一个动作。我不喜欢这种工作。所以,当大家都争着去工厂的时候,我选择去农村。不管农村多苦,我对种庄稼都感兴趣。种子一天天地生长,收获的时候很有成就感。文海的许多选择对外界来说似乎是一种遗憾,放弃了可预见的未来。如果说他1995年回国是因为经济教育的理想而放弃了易副局长的职位,那么2009年他放弃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的职位,是因为他的坚持和南下深圳的承诺。

2009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郝平推荐文海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但文海想了一周,最终放弃了。当时,文海一心想着北大在深圳的事业。“当时,国际法学院刚刚起步。我和康奈尔大学的雷蒙德校长有协议,在这里一起创业;汇丰集团对商学院的捐赠刚到,楼还没盖;当时杨真也很兴奋能在这里建国家重点实验室。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的时候,我提出了一系列的目标和口号。每个人都准备好做一件大事,并处于准备出发的节点。如果我这个时候离开,就像在说‘同志们,走吧!不过,去吧,我走了!”我不能成为这样的人!”文海想了想,给当时的教育部福利部长写了一封信,亲自送到教育部,放弃了这个机会。

汇丰商学院学生军训

文海的愿意和坚持为北大在深圳的事业做出了贡献。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自2008年确立“前沿领域、交叉学科、应用学术、国际标准”的方针和创建世界一流国际校园的目标以来,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形成了与产业和市场高度融合的学科体系。其中,化学生物与生物技术研究所的重大疾病化学遗传学研究,旨在整合现代合成化学、计算化学、化学生物学、转化医学四大领域,致力于我国创新药物的研发,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省部共建的化学遗传学癌症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和运行实施方案通过专家论证会议,成为深圳市首家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汇丰商学院致力于经济、金融、管理等领域的前沿学术研究,打造一流的“商业军校”,培养具有领导力、自制力、视野开阔的商业领袖。短短几年,就成为中国一流的国际知名商学院;国际法学院是中国唯一在纯英语环境下提供美国法律学位教育和中国法律硕士学位教育的法学院。新建的新材料研究所致力于新材料“基因组”和清洁能源系统的研究开发,在学术研究和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此外,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聚集了数百名高水平国际教师,培养了近1万名高水平全日制研究生。文海南下时曾经看到的教学楼现在充满了读书的声音。

文海的选择一直遵循着他的初衷——他所信仰的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浮躁中的坚持。文海的简历很简单。无论是在美国留学,还是在北大工作,他在任何岗位都干了十几年。“我有个想法。大家能否在工作中坚持下来,取决于你是想把这件事做好,还是想把这个单位作为你的一个台阶。我为什么不去,因为我觉得我在做一件事,除非我觉得快完成了。教育领域也是如此。我们需要与社会的浮躁作斗争。我们需要告诉学生,这是北大,必须坚持北大精神。”文海对北大精神的另一种坚守,是他敢于站出来,成为世界第一,敢于南下深圳创业,在国外建立英国校园。

文海的每一道菜都挤满了人

“最幸福的事就是站在北大的讲台上,直到80岁。”已经过了花季的文海依然保持着初心,为他工作是他的兴趣,也是他的生命,他在教育领域的开拓就像当年在东北虎林的田里播种,一粒一粒地种,在满仓收割满屋。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本文编辑: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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