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科学人]埃里克森球场上心脏骤停被救活，为何他倒在街上存活率不超过1%？

欧洲杯还在继续。但一想到几天前发生在球场上的那一幕，很多人还会后怕。

当地时间6月12日，欧洲杯小组赛B组首轮——丹麦VS芬兰，在比赛进行到42分钟时，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无球员接触的情况下，突然倒地。

好在当天，迅速进场的医护人员准确找到问题关键——心脏骤停，并立刻用除颤仪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让他顺利脱离危险。而他当时的症状，后来也被证实是激烈运动时出现频率很高的“运动猝死”。

普通人出现“运动猝死”还好理解，但身体素质远超常人的运动员，怎么也难逃“运动猝死”？

运动员的“过劳死”？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给“运动猝死”下的定义是这样的：运动中或运动后即刻发生症状，且症状发作后24小时内发生的意外死亡。

也就是说，可不管你是普通人还是运动员，只要满足一定条件，“运动猝死”一定会来。而这个所谓的“条件”，多和人体的心脏有关。

很多人都听说过“心源性猝死”和“非心源性猝死”。这两者虽然都和心脏有关，但本质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前者通常指的是因心血管疾病导致的发病，比如冠心病、肥厚性心肌病、心肌炎和心律失常等，而后者则可能是由过度劳累、酗酒等外部因素引起的。

但不管是因为哪种原因，运动员都是它们的重点“照顾”对象。

运动员的身体素质不是比我们普通人都要好？毕竟很多运动员出镜的时候，都是一身健壮的肌肉，看上去一个能打十个。

但不能忽视的是，在长期的高强度训练中，个别运动员的身体很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疾病。比如心律失常、心脏功能透支，甚至是加速心脏“衰老”。尤其是运动员在比赛中需要非常高的能量供给，一旦超过心脏负荷，就很容易出问题。

而像埃里克森这样能被成功救治的，还是幸运的。

埃里克森

1986年，美国女排主力海曼在赛场倒下，因抢救无效死亡；2001年，中国男排主力朱刚在训练时突然倒地，因抢救无效死亡；2003年，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在场上突然倒地，仍因抢救无效身亡……而2006年，欧洲心血管学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披露，从1980年到2000年，全球范围内猝死的运动员就超过2000名，其中足球运动员猝死的比例能占到总数的30%以上。

也难怪有人会把“运动猝死”称作运动员的“过劳死”。

假如埃里克森倒在大街上

埃里克森之所以会这么幸运，主要还是得益于及时、专业的救治。如果当天他不是倒在配有专业医疗队的赛场，而是随便哪个大街上，那心脏骤停的救治成功率可能会大打折扣——因为宝贵的“黄金4分钟”不是谁想抓就能抓。

通常来说，心脏骤停发生后，因为脑部血流的终端，只需要10秒左右，伤者就会出现意识丧失的情况。这个时候，如果在1分钟内实施胸外心脏按压，抢救成功率可达90％；4分钟内实施胸外心脏按压，成功率降至50％；10分钟以上才开始抢救，患者存活的希望基本就很渺茫了。

但在实际生活中，想达到这种教科书般的救治速度，很难。

2017年，凤凰卫视《生命密码》的某期节目主题就是心脏骤停。节目中抛出一个非常吓人的观点：如果有人在中国发生心脏骤停，被救活的几率还不到1%。

这个数字听起来可怕，但节目组采访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王西富却说：这就是现实。

就以广州为例。按照王西富的经验，当有人拨打120急救电话后，120调度中心首先会根据患者所在地联系附近的医院派出急救车。从医院接到通知到急救车到达现场，平均基本需要10分钟左右。但这10分钟，对于发生心脏骤停的人来说，漫长得致命。

引发心脏骤停猝死最常见的因素是室颤，这个概率在临床上，可能达到80%。临终前室颤一般难以逆转，但意外发生的原发性室颤，却可以被救治。

这个时候，“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就能派上用场了。

室颤的心电图

而公共场合配备的AED设施，使用步骤其实很简洁。在患者没有呼吸、没有脉搏的情况，把除颤器贴在患者的身体上，机器就会自动分析他的心率。确定是室颤，机器就会自动充电，充电完成后，只要按下电击按钮，一次除颤就完成了。而把心肺复苏和除颤器结合在一起使用，对于一个心脏骤停的人来说，被救回来的几率能大大提高。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被非专业人士掌握。

据不完全统计，公共场所每十万人口拥有的AED数量，美国和日本已经超过300台。但在我国，公共场所覆盖率最高的深圳也只有5500多台，尚未达到每10万人100台的国际标准配置。

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国家大力普及AED设施的重要原因。

有关AED的提案多次出现在全国两会上

当然，除了普及正确的急救方法外，不论是普通人还是运动员，都应该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节奏，只有从根本上减少心脏骤停的隐患，才是真的安全。

《我是科学人》纪录片由长安信托特约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