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黑将志,【荡寇志】这部书可不可以理解为黑恶势力被剿灭的过程？

《荡寇志》是清代文人余万春所著大黑将志，是一部非常著名的《水浒传》续书。这部小说完全站在《水浒传》对立的立场上，以“反水浒”而著称。学界认为，在所有反水浒的续书中，《荡寇志》首当其冲，无人能出其右。

既然是反《水浒传》的续书，当然就要针对梁山好汉了。在这部续书中，梁山108条好汉要么在战场上以各种死法战死，要么被俘被处凌迟、斩首等刑罚，无一人得到好下场。梁山好汉个个死状可怖，余万春极尽贬斥之能事，将梁山好汉扎扎实实的写成了妖魔。

但是，余万春却没有把梁山好汉当做黑恶势力来写，这部著作并非是反映剿灭黑恶势力被剿灭黑恶势力全过程的故事，作者另有所指。

《荡寇志》的主题是什么，余万春为何要写这部著作《荡寇志》又名“结水浒全传”，是承接金圣叹贯华堂本第七十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好汉惊恶梦”故事，斩掉《征四寇》五十回书，补写的七十回大书。为照应贯华堂本“楔子”，余万春也在梁山好汉全部被斩杀后，写了一个“结子”，让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化为一团黑色妖雾，重新被道家镇压。

《荡寇志》成书于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初刻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这段历史，恰是清王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一齐爆发的时代。余万春有感于清王朝的危机，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反对民变，反对招安山贼草寇和谋反之人。

因而，余万春以十分坚定的口气，对《水浒传》进行强烈抨击：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因而，必须坚决予以剿灭，绝对不能以招安的方式纵容强盗。

余万春的这个观点，不能因其反水浒而判定其错误。北宋中晚期诸如宋江这类的民变，简直可以用蜂拥不止来形容。其原因就是王朝出于内外交困之时，民变四起而朝廷以招安的政策予以宽抚，客观上纵容了民变越来越盛。北宋名臣李若水在《捕盗偶成》中，就曾经批判朝廷的这种做法：

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不如下诏省科繇，彼自归来守条约。

李若水认为，招安不是好办法，要解决民变，就得减轻百姓负担，让他们安居乐业，遵守法度。

余万春虽然反对招安，但所持立场与李若水大不相同，对待民变的态度是坚决斩杀，不留情面。《荡寇志》中，梁山好汉一个不剩的被剿灭、斩杀，就是作者这种思想观念的具体表现。那么，余万春为何对梁山好汉有如此仇恨呢？

余万春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其出身为浙江山阴一个地方官吏家庭。早年丧母，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在父亲的治所生活。成年后从军，曾经两次参加了镇压瑶民民变行动，对民变十分反感。因其年少时熟读《水浒传》，便产生了斩掉《征四寇》，接着贯华堂本续写梁山聚义后的故事。

其父得知余万春由此志向，便鼓励其投入创作，并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嘱托，希望反水浒传能够付梓。

余万春的经历是他萌生创作《荡寇志》的动机，而对清王朝的维护，则是这部反水浒传著作主题思想的大背景、大立意。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余万春的著作叫做《荡寇志》，梁山好汉是“寇”，绝非黑帮组织。因而，《荡寇志》故事也不可以理解为黑恶势力被剿灭的过程。

余万春喜爱梁山好汉，但为何要将他们逐一斩杀呢要说读懂《水浒传》之人，绿野老道却真的还得佩服余万春，诸如李卓吾（被盗名评点水浒传）等，似乎还没有深刻领会施耐庵原著。为何这样讲呢？

施耐庵在《水浒传》开篇就讲了“替天行道”这件事情，说的是霹雳大仙赵匡胤下界，扫荡五代十国，为天下迎来太平盛世。所谓“霹雳大仙”，讲的就是道家雷部神仙。道教认为，天地宇宙之间，雷霆是最具威力的自然现象，雷部便是道家上界最具威力的部门。赵匡胤代表着雷部，因为雷部之道，才开创了北宋太平世界。

但是，从龙虎山伏魔大殿放出来的梁山好汉，却是紫微北斗七星群中的三十六天罡与七十二地煞。放出妖魔的皇帝，是天上赤脚大仙宋仁宗。赤脚大仙是散仙，不是雷部正神，而是接受了玉皇大帝的敕封，也并非雷部“正道”。

所以，《水浒传》中，施耐庵要让宋江等人从玉皇大帝系列“还道”于雷部，完成第二次“替天行道”。

这一主题被余万春深刻理解，所以，《荡寇志》中剿灭梁山好汉的，就是雷部三十六神将。

《荡寇志》之所以是《水浒传》最好的一部续书，梁山好汉的形象性格极其故事细节，都在这部书中得以很好的延续和保持。余万春实际上还是深刻理解了《水浒传》，因为喜爱梁山好汉，所以，对一百单八将研究得非常之深。但是，余万春为何要对自己喜爱的形象下此死手，不仅将他们一一剿灭，而且很多地方极尽侮辱、谩骂之能事呢？

其中，当然有对民变、草寇的不满，出自自身立场的原因，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原因而已。层面上来讲，余万春的经历和所处的时代，都让他在喜爱梁山好汉的同时，反对动摇朝廷之人。

但是，假若从《水浒传》本身往深里讲，诱发余万春反“水浒传”的，却恰恰就是“水浒传”本身。因为“水浒传”，而使余万春对“水浒传”深恶之，发誓要“提明真事，破他伪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因此，必须让梁山好汉全部屈辱而死，以免遗祸后世。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余万春谴责的主要对象是《征四寇》而非《水浒传》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是《荡寇志》付梓之年，此时，余万春已经故去四年。这一年，太平天国兴起，大概因此，《荡寇志》出笼面世。

当时，余万春的后人拿着这部书稿，准备刊印，一些文人读后，大概感到此书付梓正当其时，便纷纷为之题跋。在诸多题跋中，有徐佩珂序言一则，其中讲了这样一段话，可谓道明了余万春的创作主旨：

尤可怪者罗贯中之《后水浒》，全未梦见耐庵、圣叹之用意，反以梁山之跋扈鸱张，毒痡河朔，称为真忠义，以快其谈锋。此《后水浒》之书，不可不防其渐也。

原来，《荡寇志》是谴责续书《征四寇》的，徐佩珂所讲的《后水浒》，指的就是这部《水浒传》续书。金圣叹也在批注施耐庵原著时，在最后一回书中写道：“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

《荡寇志》初刻之时，余万春虽然已经作古，但也留下了一则序文，其中讲到：

偶见东都施耐庵先生《水浒传》，甚惊其才。雒诵回环，追寻其旨，觉其命意深厚而过曲。

上文讲到，余万春深谙《水浒传》，明了施耐庵的曲笔深意，所见与金圣叹相同。

陈焕的《荡寇志序》中也讲到，此即后志之衷，更进前传之笔，所以结天下太平四字，一部大吉祥书。

从这些文人留下的序言后跋中，完全可以证实，余万春所反的不是《水浒传》，而是《征四寇》。《征四寇》中写了招安，一伙“强盗”摇身一变，洗白了身份，梁山好汉变成了摇尾乞怜之徒，乞求“忠义”。于是，余万春便要揭穿“罗贯中”的伪言，提名真相，辨别盗贼、忠义。

既然是反对《征四寇》的书，那么，《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在俞万春心中就不是黑恶势力了。《荡寇志》所荡之寇，当是“罗贯中”笔下的梁山一百单八将。

最反《水浒传》的续书，恰恰是“水浒传”自己上文讲到，金圣叹、俞万春等人痛批罗贯中狗尾续貂，在七十回书之后，写了梁山招安、征四寇的故事。因此，为梁山好汉招来了“塌天之祸”，雷部三十神将在俞万春三千毛瑟的指挥下，荡平了水泊，清除了妖魔。假如没有这部续书，梁山故事到大聚义时，以“天下太平”照应“楔子”，然后收束，大概就不会有《荡寇志》这部书了。

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大家们，对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进行了严厉批评。实际上老先生们不一定就比俞万春更懂《水浒传》。明摆在那儿的，金圣叹腰斩掉的绝非《水浒传》，而是《征四寇》。

施耐庵写《水浒传》立意就是“替天行道，保境安民”，梁山好汉最终虽然接受了朝廷招安，但绝对不是续书所写的那样，向宋徽宗摇尾乞怜，招人不齿。《荡寇志》虽然也很令人反感，但若是细读《征四寇》，其险恶用意则远胜于俞万春的著作。

按照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所设的主题，梁山好汉是要“还道”的，还于“楔子”中所言明的“正道”，也就是赵匡胤所代表的雷部之道。假如这样的结局，又怎么会招致雷部三十六神将的剿灭呢？

《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带领梁山好汉纵横河朔，到达海州时，遭遇张叔夜伏兵，副将被擒。宋江无奈，只得率领全伙投降，行苦肉计以救同伴。这是义气的勾当，《水浒传》第一回中，朱武定苦肉计救副寨主陈达，大概就是梁山好汉被擒的暗喻甚至是伏笔，施耐庵若写梁山好汉招安，大概就是这样的情节。

这样的招安，与《征四寇》中的招安完全不同，是被迫救人的无奈之举，绝非像一条狗那样，向朝廷摇尾乞怜。这样的故事，恰好体现了梁山好汉的“忠义”，又怎么会招致俞万春等人的反感呢？

“罗贯中”明显作伪，把施耐庵的《水浒传》糟蹋得不成样子，所以，古月老人说：

耐庵之有《水浒传》也，盛行海隅，上而冠盖儒林，因无不寓目赏心，领其旨趣；下而贩夫皂隶，亦居然口讲手画，矜为见闻。……独不解夫罗贯中者，以伪为真，纵奸辱国，殃诸梨枣，狗尾续貂，遂令天下后世，将信将疑，误为事实。

以施耐庵在《水浒传》的伏笔所示，梁山好汉招安后，至少是参与了抗金战斗，这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举。叵耐万历年间刊印《水浒传》时，腰斩了施耐庵七十回后的故事，御用文人狗尾续貂，招致了后人的一片责骂。梁山好汉抗金“替天行道”的义举被《征四寇》一笔抹杀。而这个主题，又恰是《荡寇志》所要彰显的。

《征四寇》被金圣叹腰斩后，一时以单行本刊行。金圣叹之后，又被合订在《水浒传》之后，成为了“水浒全传”。这个可恶的寄生虫，当真令人感到十分的可恨。但是，《征四寇》并非完全是罗贯中所撰，甚至，罗贯中还不一定参与到续书的编写。不知是哪个不良文人或者书商，给罗贯中招来了千古骂名，施耐庵也一并吃了瓜落，《水浒传》成了一部宣扬投降的书。

《水浒传》是在万历三十年间刊印的，最早的残本也是出自嘉靖年间，此时，罗贯中已经死去多年。假如是罗贯中腰斩了施耐庵的原著，然后续上招安、征四寇，那么，《水浒传》早就得以面世，不会等到二百年后才通过审查了。

所以，续书应当不是罗贯中的所为，而是经由明朝当局的腰斩、篡改、续写而成。以版本源流来看，先是有招安故事，然后是征方腊。再然后是王庆、田虎事，期间，又以佂辽取代这两个故事（也有说佂辽故事在田虎、王庆事之前就有了）。再后来，便合订成“征四寇”。此时，罗贯中早就作古两三百年了。

以此观之，《水浒传》就是《水浒传》，《征四寇》便是《征四寇》。把《征四寇》与《水浒传》合订，称为“水浒全传”是极端不严肃的。署名“施耐庵、罗贯中”，更是荒唐至极的大笑话。

搞明白这些，就可以知道，俞万春的《荡寇志》并非反水浒传，而是反《征四寇》。《征四寇》才是彻头彻尾的反水浒传之作，伪言欺众，招致谩骂，践踏了一部伟大的著作。

所以，《荡寇志》绝不是反映黑恶势力被剿灭过程的《水浒传》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