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一代】专题1992洛杉矶动乱：亚裔是黑白二元结构中的“替罪羊”吗？

张哲

进入2020年的美国，除了新冠疫情、总统大选、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外，弗洛伊德被警察在街上跪地杀害后，以“黑色生命相关”(BLM)为主题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也接连不断。(威廉莎士比亚，Northern Exposure，Northern Exposure)。

亚裔与非裔美国人的关系在中文互联网上被反复讨论，其中1992年洛杉矶动乱时亚裔（以韩裔为主）与非裔之间的冲突也时有提及。28年前，为何一场看似是白人警察暴力殴打黑人引发的种族暴动，会将大量的韩裔移民卷入其中成为受害者？在暴动发生前，以韩裔为代表的“模范少数族裔”——亚裔美国人与黑人之间有过哪些互动，积累了哪些摩擦和冲突？更进一步，在美国种族主义的政治权力框架中，亚裔与黑人之间存在一种怎样的复杂关系？本文试图从族群偏见（刻板印象）、社会经济结构、种族主义权力结构等方面出发，对以上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和探讨。

两起案件引发的动乱

1992年4月29日，西海岸重镇洛杉矶爆发了大规模的动乱。据事后统计，动乱中至少有58人死亡，2383人受伤，超过1.1万人被捕，约4500家店铺遭到捣毁、抢劫、焚烧，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了10亿美元。其中，韩裔街区和商铺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损毁和冲击，占据了损失的一半以上。

1992年，美国洛杉矶，洛杉矶一地方法院宣判毒打黑人青年罗德尼·金的4名白人警察无罪，引发暴力冲突。

大家普遍了解的是，四名白人警察暴力殴打一名黑人司机罗德尼·金（Rodney Glen King），法院最终却宣判警察无罪，引发了此次洛杉矶的暴动和骚乱。1991年3月3日，金在假释期间酒驾、超速，无视警察停车的要求，在飙车八英里之后才被警车和直升机联合逼停。下车后，金不但没有按要求趴在地上，反而作出挑衅动作。随后，四名白人警察用金属警棍对其进行了极为残暴的殴打，造成金全身和面部多处骨折和严重受伤。最关键的是，在现场附近，一名洛杉矶市民听到直升机轰鸣声后，立即打开了一台家用摄像机，全程记录了金被殴打的过程。在没有数码相机、智能手机的时代，这段罕见的警暴视频在全国的电视新闻网中被反复播放，极大地点燃了人们的愤怒——这一点与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非常相似。在1992年4月29日，当陪审团宣布五名涉事的白人警察无罪后，仅仅过了两个小时，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就爆发了。

但同时期在洛杉矶发生的另一起几乎同样重要的案件，由于很难被纳入“黑人VS.白人”的二元对立种族主义叙事框架，在人们反思这场暴动时逐渐被淡化处理，几乎被淹没在历史的杂音之中。在金惨遭警察殴打后的第13天，1991年3月16日，一名叫做拉塔莎·哈林斯（Latasha Harlins）的15岁黑人少女，与一名叫做斗顺子（Du Soon Ja）的韩裔便利店主致命邂逅。斗顺子时年51岁，与家人一起在洛杉矶南区经营一间叫做“帝国酒市”（Empire Liquor Market）的便利店。这一天，她通过店内的监控镜头监视，认为哈林斯正在偷窃一盒橙汁——价值1.79美元。哈林斯的确是把这盒橙汁放进了自己的背包，但事后证明，她是准备付钱的，她的手里就拿着2美元，可惜斗顺子在监控中没有看到。

在柜台前，斗顺子扯住哈林斯的背包并指责她偷盗，哈林斯愤怒地表示她正准备付钱。口角很快升级，二人开始打斗冲突。哈林斯虽然只有15岁，但身材高大，她猛击斗顺子的脸部，并两次将其打倒。斗顺子拿起一只板凳砸向哈林斯，但没有砸中。当她第二次起身时，手上拿起了丈夫留在店里的一把手枪，指向哈林斯。哈林斯捡起打斗中散落在地的橙汁，丢向斗顺子后转身向店外走去。她没有想到，这时，斗顺子开枪了，子弹从哈林斯身后击中了她的头部。

当警察到来时，哈林斯已经死去。她的左手里还攥着原本用来购买橙汁的那2美元。

半年以后的法庭上，陪审团裁定斗顺子非预谋故意杀人罪成立，并建议处以16年刑期的刑罚。然而，让人震惊的是，主审法官乔伊斯·卡林（Joyce Karlin）却认为店主合法持枪、无暴力犯罪记录、并且在犯罪时处于一种“刺激、高压和威胁的环境之下”，据此她作出了一个难以相信的判决：斗顺子被判罚款500美元、400小时社区服务，和5年期缓刑。人们在对同期类似犯罪的判决检索中发现，对于持枪故意杀人的重罪而言，斗顺子案——在监狱中一天也不用待——几乎是当时加州对类似犯罪作出的最宽大的刑罚之一。

哈林斯被杀之后，很快当地的黑人活动家就组织了上百人规模的示威活动。人们聚集在“帝国酒市”门前，举着“不要杀害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公正”等标语进行抗议，其中也不乏“把韩国人送回家”、“韩国人滚出去”等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口号。

拉塔莎·哈林斯和斗顺子

如果说金被警察殴打引发的黑人愤怒不仅仅源于事件本身，而是激发了他们在漫长历史中遭遇的苦难记忆——那些数百年历史中不断重复发生的被鞭打、被奴役、私刑、驱离、强暴、焚烧……，那么哈林斯被杀害、店主却被如此轻判，很容易也被解读为韩裔在白人主导的司法系统中受到了保护和纵容：斗顺子被描述为一个值得喜爱和同情的模范少数族裔，即便她开枪杀了人，如同卡林法官所言——她对于社区不是一个威胁；同时，在对立面的黑人即便在此案中为受害者，他们却依然陷入了一种难以摆脱、不被同情的刻板印象，他们更像是罪犯、野蛮人、黑帮成员。洛杉矶市议员Mark Ridley-Thomas表示，卡林法官的判决是“对非裔美国人尊严的又一次打击……它会被解读为，面对一起明显的成年人对一名少年、店主对顾客的无情杀害，法庭仅仅是转过身去（视而不见）。”

地区检查官Ira Reiner也认为这个判决是一场“令人震惊的司法失败”，并寻求上诉。然而1992年4月21日，加州上诉法庭以3比0驳回了检察官的请求，对卡林法官的司法权威和自由裁量权表示支持。人们对哈林斯案的伤痛和愤懑之情仍在发酵时，仅仅过了8天，非裔美国人的尊严再次受到暴击：4月29日，罗德尼·金的案中五名涉事警察被无罪开释。连续两起对非裔美国人极为不利的司法判决后，愤怒的示威人群立即涌上街头，游行中，人们了打出“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No Justice, No Peace）的标语。

这两起几乎同时推进的案件如影随形、互相纠缠并强化了人们的愤怒之情，共同点燃了1992年的洛杉矶动荡。可以说，随后韩裔社区和商铺遭到的大规模损毁和抢劫是有针对性和报复性的。

韩裔与黑人的冲突累积：阶级、偏见、文化？

在洛杉矶动荡的惨痛经历之后，人们也试图理清韩裔与黑人之间的矛盾由来。毕竟，直觉上这件事情是如此吊诡——金的案情一经宣判，几乎所有媒体都预见了韩裔社区将遭遇麻烦，仿佛当街暴打金的不是白人警察，而是韩裔店主。虽然这两起案件带来的结果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偶然性（例如恰好有人能用摄像机拍摄记录警暴画面），但1990年代的洛杉矶发生大规模种族冲突和动乱并非无本之木。不论是针对黑人的警察暴力，还是非裔与韩裔的矛盾与摩擦，都已如压力锅之中的热气在不断聚集。本文将着重分析非裔与韩裔之间的身份政治。

在斗顺子的案件审理中，她和她的家人在辩护中详陈了她们经营这家店铺三年以来的遭遇：抢劫、盗窃、敲诈勒索，甚至被威胁纵火与谋杀，以及更多的、没完没了的小偷小摸。全美各地的韩裔移民，甚至韩国政府，都给法庭和卡林法官本人写了陈情信，希望对斗顺子宽大处理。韩裔移民表示，他们作为小商铺店主，对斗顺子的遭遇感同身受。在斗顺子案之前，1988-1991年间洛杉矶地区至少已有19名韩裔店主或店员在暴力案件中丧命，而凶手几乎全部是黑人。斗顺子称当哈林斯打她时，她觉得自己“要死了”。很多韩裔美国人都认为，斗顺子也是内城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她开枪仅仅是由于恐惧导致的自卫行动。当然，“自卫”的说法无法解释哈林斯脑后中枪的事实，也没有被陪审团采纳。

1970年代以来洛杉矶（如同美国很多大城市一样）的白人中产阶级逐渐外迁至郊区，城市整体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黑人聚居的内城随着产业空心化日趋贫困，大型商场和连锁超市几乎对这样的区域完全放弃。

同时期，随着1965年美国移民法案改革，包括韩国人在内的亚洲人开始大量移民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70年，美国约有7万韩裔居民。但到了1990年，韩裔人口几乎达到80万，增长超过10倍。这段时间韩国经济已经开始腾飞，但政治上相当不稳定，大批具有一定经济资源的韩国中产阶级希望移民美国。作为在经济上拥有一定储蓄，但英语水平不佳，在美国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几乎为零的新移民，以家庭店为主的私营小企业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大规模进入洛杉矶地区的韩裔移民用小商铺填补了洛杉矶南部的商业荒漠。1992年，南洛杉矶地区的2411间商店中，韩裔拥有其中1600间。

1992年4月29日，美国洛杉矶，韩裔民众聚集街头举行示威活动。

然而，如此一来，便利店、酒水店、洗衣店、旧货店等商铺往往成为了种族冲突的最前线——只有在这里，不同族裔的人们才有机会频繁相遇，产生摩擦。韩裔店主几乎每天都遭遇偷窃和烈度不等的冲突，而且相比大型商场和连锁超市，他们对财物的损失更加敏感。更糟糕的是，由于他们常常不开具发票，有偷窃者甚至会拿着赃物回到店里要求退钱。有的店主会选择报警，但他们说警察对此漠不关心、毫无作为，所以有店主也倾向于使用暴力手段逼迫盗窃者承认罪行——在他们的概念中，盗窃作为道德罪行更加严重。然而，警察反倒会对店主的暴力手段更加在意、更不能容忍，常常有韩裔店主因为非法持有或使用枪支而被警察处罚。

但主流媒体讲述的是另一种故事。1990年和200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韩裔拥有最高的小企业主比例，也因此常常被媒体称作“模范少数族裔”和“成功的移民企业家群体”。舆论反复强调的是，韩裔移民的经验可以证明，内城的暴力、犯罪、贫困、失业并非不可避免——这种对韩裔的流行刻板印象不仅仅彰显着韩裔的成功，同时也凸显了其他群体的失败，尤其是内城贫困的黑人群体。而这种刻板印象也为跨种族的仇恨深埋下了种子。

尽管有黑人受访者表示，“这不是一个肤色的问题，这是钱的问题。”还有人直接称冲突是一种“有产者与无产者的斗争”。但这种阶级的视角并未与种族因素剥离。很多黑人受访者都很坚定地相信，是金融机构和政府的歧视限制了黑人的商业机会，并且鼓励类韩国小企业主在黑人社区的大量兴起。对韩裔小业主的愤怒与他们对美国社会和政府的沮丧之情紧密相连。韩裔商铺和小业主的存在似乎就是一种他们受到优惠对待的证明，而韩裔店主被黑人视作白人种族主义建制派来控制非裔社区的工具。

黑人居民还常常指责韩裔店主们出售的商品价格偏高而质量低劣，他们认为自己的社区受到剥削，而这些韩裔店主却既不雇佣黑人店员，也不愿意回馈社区。更糟糕的是，黑人们普遍反映韩裔店主粗鲁、不尊重黑人。韩裔店主似乎会怀疑每一个黑人顾客都是罪犯，会在店里监视甚至尾随他们，或是催促他们购物。有年轻黑人说韩裔店主会冲他/她们嚷“买不起这个就别碰”。另一名黑人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他几乎每天都去一家韩裔便利店，店主甚至知道他家住哪里，但有一天，当他想买一样50美分的东西，身上却恰好只有48美分时，他提出随后再补给店主2分钱，店主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

此外，黑人对韩裔的偏见也叠加了一种东方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复杂因素。他们认为韩裔店主非常的“外国”——他们普遍英语口音奇怪、个子小，还有非常“东方”的行为例如用筷子、吃米饭，进房间会脱鞋，听奇怪的音乐。

早在1983年，洛杉矶一份黑人主办的报纸，The Los Angeles Sentinel (LAS)，曾经连续刊载文章号召黑人社区抵制韩裔店铺，其中一篇文章称，“黑人很生气，因为这里有一群外国人，他们不讲英语、不投票，带着钱来这里做生意……在过去五年，黑人社区确确实实被亚裔占据了…我们强烈要求黑人同胞们抵制韩裔拥有的商店。”

不得不说，黑人和韩裔之间都对彼此存在大量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负面刻板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偏见具有同等的伤害性：被看作粗鲁的、贪婪的、无法同化并充满异域调性的外国人是一回事，被看作智力低下、道德败坏、贫困潦倒又时刻带有暴力犯罪倾向的危险分子是另一回事。

媒体和学者也曾经试图用“文化差异”来解释韩裔与黑人之间的矛盾。例如，韩裔移民来自于一种拘谨的、受束缚的、强调等级秩序的儒家文化——他们可能更少有眼神交流，不懂得热情微笑问好、闲聊；尤其是女性店主，她们想要尽量避免跟男性顾客有任何形式的身体接触，这也是为什么她们会将找零的现金或硬币扔在柜台上而不是放在顾客手中。再加之她们普遍属于一代移民，英语不好，交流的不畅通放大了既有的文化隔阂，更加造成了黑人顾客“韩裔店主不尊重黑人”的刻板印象。

然而，新近研究（Park 2019）已经证明，这样的“文化”因素解释力很弱。大量的田野观察都发现，韩裔店主对待黑人顾客和其他族裔的态度差别巨大，这一点很难用传统儒家文化的束缚来解释。尽管在移民美国以前，韩裔在亚洲很少有机会接触美国黑人，但他们仍然会内化长久以来媒体和影视作品塑造的黑人刻板印象：贫穷、犯罪、暴力、毒品等等，这让韩裔移民在成为店主后，面对黑人时往往在潜意识中将他们当作一种有威胁性的社会问题，而非简单的邻居和顾客。

曾经领导1988年纽约哈林姆地区黑人抵制韩裔商贩的Lucas神父指出，从没有抵制是源于“文化差异”或者“语言障碍”的，“对黑人长时期、类型化的不尊重和言语暴力，恶劣的攻击、尤其是针对黑人女性和孩子的攻击”，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更何况，如同很多1965年移民法案改革后才逐渐到来美国的“新移民”，韩裔移民整体上缺乏对美国此前反种族主义民权运动的知识，难以体察黑人群体由于长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歧视性政策造成的不利地位和苦难心理，甚至都不够了解种族主义色彩言论的禁忌。他们相比其他族群（尤其是白人）更容易公开承认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偏见。例如，经常有韩裔公开表达他们对黑人的刻板印象：黑人随意、自私、对婚姻和家庭毫无责任心；黑人“缺乏廉耻心”——“居然可以头一天在我店里偷了东西，第二天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就回来了！”；黑人懒惰，喜欢喝酒、嗑药——明明年纪轻轻、身强体壮，却不工作，还拿着福利的钱买酒；更普遍的是，穷，黑人太穷了，“拿着5分钱就想来店里买东西！”

于是，一方是在经济上占有优势地位的韩裔移民，他们内化了对黑人的负面刻板印象，又对种族主义言辞、行为的不敏感、不体察；另一方是受困于复杂历史原因，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相对低下的黑人群体，他们数百年来饱受奴隶制、种族隔离等来自主流白人社会的歧视和压迫，眼下又清晰感受到了新的“外来者”的种族主义态度——更重要的是，这些“外来者”奇怪、有钱、还难以沟通。当两者相遇，矛盾难以避免。

在斗顺子枪击案之前，洛杉矶相关组织已经注意到针对亚裔的仇恨事件大幅增长。1990年7月17日，两名黑人青年在洛杉矶南部街区殴打并射杀了一名韩裔男子，警察将该案定性为反韩裔仇恨犯罪，因为施暴者并未抢劫受害人，反倒一直在骂他是“黄色猴子”。甚至还出现过一名泰国裔女子因为被误认为是韩裔而被从车中拖拽出来殴打。斗顺子案件的案情不断在媒体上曝露，很快就有非裔向韩裔社区进行零星的报复和破坏。自制燃烧瓶被投掷在韩裔店铺的门上，韩裔社区中停放的汽车也会被砸烂玻璃。

1992年4月30日，美国洛杉矶，街上刚刚被纵火。

“种族三角关系”中的亚裔

暴动结束后，虽然殴打罗德尼·金的两名警察被再诉、获刑，斗顺子案却没有重判。更让黑人社区极其失望的是，主审斗顺子案的卡林法官在当年6月击败了3名挑战者，获得连任。不但如此，洛杉矶县律师协会刑事审判部门还授予她“年度审理法官”的荣誉称号，斗顺子的辩护律师Charles Lloyd也获得了“年度辩护律师”。

韩裔社区对整个事件中警方和主流媒体的表现也很不满意。斗顺子家人将店内的监控录像交给洛杉矶警方想要为斗顺子脱罪，但警方却立即将视频影像发布给了媒体。洛杉矶时报报道该案件的记者John Lee称，警方精准控制着向媒体“喂料”的节奏，包括在新闻发布会中提出对斗顺子“一级谋杀”的指控，这种算计无疑是想要在罗德尼·金案之后安抚非裔美国人，把矛盾转移到韩裔店主群体身上去。动荡发生后的最初阶段，警力和维持秩序的国民警卫队也更倾向于被部署在经济更繁荣、白人居住更多的“核心区域”，而韩裔、非裔的聚居区则几乎处于完全失序的状态。

自从斗顺子枪杀哈林斯的案件发生以来，媒体上也有意无意地出现了大量过度简化、不敏感、不平衡的报道，对韩裔和非裔都进行了种族主义的脸谱化描绘。有学者认为，正是《洛杉矶时报》描绘和强化了韩裔店主们粗鲁、贪婪、不尊重黑人，以及对社区的剥削者形象。一位韩裔受访者表示，白人主导的媒体在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他们是不是想让我们两个族群互相攻击和毁灭，他们坐在后面袖手旁观？动荡结束后，韩裔美国人举行了大规模的静坐示威，要求和平、正义，更有人举起标语，“责任在于政府和白人”。

在所有的地方，少数族裔之间原本都存在对抗与联盟的复杂、动态的关系。但为何韩裔在1992年的洛杉矶被当作了白人权力的代理人？或者说，为什么在美国的种族主义结构中，亚裔会被当作“荣誉白人”，成为一种容易被当作替罪羊的“中间人”？韩裔、或者更广的亚裔是如何介入了传统中美国种族和政治关系的黑/白二元结构？

政治学者Claire Jean Kim（1999）对此提出了著名的种族三角关系理论（Racial Triangulation），她认为在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过程中，种族权力设定了一种社会等级，白人在其中强化了自己的统治性地位；韩裔（或者更广泛的亚裔群体）作为“模范少数族裔”取得了较为有利的文化位置，也取得了相对的经济成功，但他们仍然处于“外国人”、“不可同化”的位置；而黑人群体虽然是“美国人”，却在政治经济地位中居于最底层。 如图所示，在“种族三角关系”中，白人处于政治和经济的优越地位，作为“仲裁者”，他们可以通过对亚裔文化的“相对”赞赏和肯定，实现对亚裔和黑人两个群体的控制，尤其是对黑人的控制；更重要的是，亚裔被“锁死”在“外国人”的位置才能使得目前的三角关系更加稳定，于是白人主导的主流社会还需要通过“公民排斥”，不断建构和强化亚裔“永恒异乡人”的形象。

图示：Claire Jean Kim（1999）提出的“种族三角关系”。

Kim的理论在20年后的今天看来可能略显粗糙，但对于理解亚裔与非裔的关系仍然很有帮助。例如，韩裔作为“模范少数族裔”的赞许常常伴随着人们对“东亚文化”的赞赏和肯定，但这一点实际上是值得警惕的。“文化”更像是一种被掩饰的、被编码的种族主义说辞：一方面，亚裔的成功源于他们的文化；另一方面，“文化”是与“传统”捆绑的，难以改变，而且只有非美国（白人）的、异域的特质才能被叫做一种“文化”。于是，这样的“文化”使得亚裔永远无法真正“融入”美国，变成“真正的”美国人。

此外，“公民排斥”的过程也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非裔美国人常常强调他们的“优先占有权”，这是一种关于民族归属的政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并不总是同情移民——移民通常在经济方面取得了比黑人更好的成就，但他们在美国存在的时间远远短于黑人。即便按照法律意义，非裔美国人在1868年就已经取得了美国的公民权，1870年获得了投票权。在这个意义上，非裔美国人相对于绝大多数其他族裔来讲，都算是“最地道的美国人”。

对于拉丁裔，情况就复杂得多，大约一半以上的拉丁裔人口在1965年以前就已经来到美国，其中墨西哥裔在1848年美墨战争以后就被授予了公民权。从1790年到1952年，归化美国公民都仅限于白人移民。1965年，美国开始实施历史上最重要的移民法案改革，连同随后1978年的修正案，取消了大量移民限制，并且认可家庭团聚等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随后，大规模的移民从拉丁美洲和亚洲进入美国。在这个意义上，大规模的亚裔美国人获得公民权是最晚近的。在1965年以前，亚裔美国人的数量不足100万，但这个数字在2000年左右增加到了1200万。目前美国的亚裔人口超过了2100万（其中华裔约500万），占美国人口总数约6%，且仍在快速增长。

在与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的比较中，黑人受访者的愤懑常常包括：谁的祖先参与了这个国家的创立和建设，并为获取民权而奋斗？是哪个群体在漫长的历史中饱受苦难？又是哪个群体仍然没有获得平等对待？在1992年的洛杉矶，从黑人的本土主义视角而言，他们才是真正的美国人，而这些韩裔只是一些不被需要的、在政治上虚弱无力的、生活在阴影之中的异乡人。

尤其不能忘记的一点是，“种族”、“民族”从来都是社会建构，而并非由生物基础所决定的。此前以欧洲人为主的大规模移民潮中，黑人，或者说对黑人的歧视和压迫，似乎成为了将新移民融入美国的粘合剂，无论对意大利裔、爱尔兰裔、甚至犹太裔移民都是如此。

历史学家Noel Ignatiev （1995）的作品《爱尔兰人如何变成白人》就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19世纪后半段，由于大饥荒等原因，大批爱尔兰移民涌入美国时，他们是美国的异类——穷困潦倒、教育程度低下，还是与主流社会差异巨大的天主教徒。而在此之前，少量的爱尔兰穷苦移民与美国黑人（主要是北方自由黑人）相处得相当融洽，他们都从事着粗笨的苦力工作，生活环境也很类似，甚至有相当规模的通婚和混血。在人们打趣的时候，爱尔兰人会被看作是不黑的黑人（Negroes turned inside out），而黑人不过是被烟熏黑了的爱尔兰人（smoked Irish）。但大规模的爱尔兰裔移民涌入美国后，他们发现，在美国，定义社会地位的不是经济竞争，而是一种“两极化的肤色种姓制”——在这种制度中，即便最低级的“白人”也能享有一种超越最尊贵的黑人的优越性。最终，他们对黑人诉诸种族主义暴力，组建或加入将黑人排除在外的工会，通过与黑人分道扬镳、对其保持敌意而获取了白人的荣誉和身份。类似的故事，在很多族裔“变成白人”的过程中不断上演（见David Roediger 2005）。

以这样的历史噩梦为背景，面对1965年以后汹涌的亚裔和拉丁裔移民，黑人当然不愿意再次被人踩踏，成为别人融入“美国人”身份、追逐“美国梦”、实现阶级跃升的垫脚石。另一方面，以韩裔为代表的大批亚裔“新来者”，却对这样的二元种族权力结构缺乏敏感，以为种族主义于己无关，不但对打破既有的种族主义结构缺乏兴趣，甚至可能还在有意无意之中认可并拥抱了这样的“肤色种姓制”，也并不知道这样行为会带来何等后果。

尾声：超越“种族三角关系”？

国家地理频道在2017年上映的纪录片《洛杉矶92》（LA 92）中有一幕，一名韩裔妇人站立在被损毁的服装店门前的废墟瓦砾之上，双手张开，阻止想要上前抢劫的人群，而方法仅仅是冲着人群不停地重复，一字一顿地呼喊：“This is America! This is America! This 、is、 America!”（这里是美国！）语气悲痛而决绝。四周是残垣断壁，烟尘飘满天空，身旁那些衣着不整、躁动不安的人群表情复杂难言。她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呢？对于法治和正义的呼唤？对于失序社会的巨大失望？还是对于美国社会种族关系的无比困惑？

1992年洛杉矶动乱之后，韩裔社区和非裔社区的活动家们组织了大量寻求和解、共处、互助的活动。此后，美国也没有爆发过如此烈度的种族冲突。历史持续前行。直到2020年，弗洛伊德被当街跪杀之后，“黑命攸关”的口号响彻美国各个大城市的街头，不少被愤怒席卷的地方再次遭遇了失序、动荡、甚至流血冲突，人们也再次回想起了1992年的洛杉矶。

在这次社会运动中，尽管此前由于新冠疫情，美国社会出现了相当多的对亚裔的仇恨行为甚至犯罪，尽管中文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对BLM不屑、不满的声音，但在美国的亚裔并没有站在黑人的对立面。Pew在2020年6月的调查数据显示，亚裔对BLM运动的支持程度已经超越了白人和美国人的平均水平，与拉丁裔的支持度不相上下。

图示：皮尤调查各个族裔对BLM运动表达支持的比例。亚裔被特别标注了是只包括“讲英语的受访人”。

与此同时，当下美国的种族议题也愈加复杂和微妙：拉丁裔人口大幅增长，已经超过非裔成为美国的第二大种族，在此前的“三角关系”中增添了重要的新鲜变量；在2010年，有超过260万人在选择种族时选择了亚裔和其他族裔的选项，也就是他们自我认同为“多种族”，而这样的“多种族美国人”在2010年统计中超过了900万；亚裔内部应当细分为更多的族裔各自争取利益，还是应当团结并整体动员，争取更大的政治空间也一直在被讨论，但亚裔内部族群、语言、政治倾向的复杂程度远超拉丁裔等族群。此外，亚裔仍有大量的人口是美国的“新来者”，以华人为例，2000年到2016年，美国华人数量增长了75%，目前有超过63%的美国华人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而一代移民和二代、三代相比，在政治参与、身份认同、如何处理种族关系等问题上的倾向也存在巨大鸿沟。作为整体上的“新来者”，亚裔如何选择在更复杂的美国种族关系的位置，如何参与种族权力结构的构建，都还有很多的未知数。

参考资料：

Park, Kyeyoung (2019). LA Rising Korean Relations with Blacks and Latinos after Civil Unrest. Lanham : Lexington Books.

Kim, Clare Jean. (1999). The Racial Triangulation of Asian Americans. Politics & Society, 27(1), 105–138.

Ignatiev, Noel. (1995). 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 New York: Routledge.

Roediger, D. R. (2005). Working toward whiteness: how America's immigrants became white: the strange journey from Ellis Island to the suburbs. New York: Basic Books.

Lee, Erica. (2015). 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Martin, T. J. and Daniel Lindsay (2017). (Documentary). LA 92. 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责任编辑：伍勤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