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米尼】张元伟：论普鲁塔克的叙述立场——以《对传·菲洛波埃蒙与弗拉米尼努斯传》为中心

摘要：普鲁塔克《对传叙述中展现着较为明显的希腊立场，尤以《菲洛波埃蒙与弗拉米尼努斯传》是代表性的。

这篇传记主要取材于希腊史家波利比奥斯的相关著述，但对两位传主形象的塑造表达了更强烈的希腊文化认同和民族立场。普鲁塔克这一有别于波利比奥斯的叙述倾向，是罗马帝国初期希腊知识分子乡愁意识与民族情怀的真实写照，也呈现出当时希腊知识阶层对希腊文化和罗马统治的认知与心态变化。

 

《对传》(Parallel Lives)是普鲁塔克(约公元45—125年)在晚年撰写的一部传记，计23篇，采用“希腊人一罗马人”配对合传的体例，分别叙述了上起提修斯与罗慕路斯(Theseus and Romulus)、下迄德摩特里奥斯与安东尼(Demetrius and Antony)的23对48位希腊罗马人物。作为罗马帝国治下的希腊知识精英，普鲁塔克一方面和罗马显贵过从甚密，属于帝国东部最为罗马化的群体，一方面又是希腊人，是希腊文化的传承者和捍卫者。因此他在《对传》中如何塑造双方传主的形象，叙述是否存在个人情感偏好，自然值得关注。自上世纪中期普鲁塔克传记的价值渐受重视以来，学界对此已有许多重要研究，不仅分析了普鲁塔克对双方各有褒贬以凸显传主德性的写作特点，也注意到他在罗马传主性格刻画方面所秉持的希腊伦理价值取向，强调他以希腊文化为标准来衡量罗马人和罗马历史、从文化层面对罗马统治进行反抗的政治深意。这些研究无疑指明了普鲁塔克《对传》叙述中存在的希腊立场。不过，整部传记是否具有文化反抗的政治诉求尚见争议，希腊立场本身也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尤其在于，前贤的讨论往往集中于罗马传主，对普鲁塔克如何在塑造希腊传主形象时表达希腊情怀，对希腊文化有着怎样的认同和理解、在此方面与其他希腊知识分子有何不同等问题关注不足。

 

本文拟以《对传·菲洛波埃蒙与弗拉米尼努斯传》(Lives of Philopoemen and Flamininus)来探讨这些问题。原因在于：第一，这篇传记的两位传主是《对传》中唯一一对同时代且互有交集的人物，身处罗马开始征服希腊大陆的历史变局，普鲁塔克对这一主题的处理更能体现其情感立场；第二，普鲁塔克写作时主要参照的波利比奥斯(Polybius)的著作存世颇多，提供了可资比较的史料优势。以往的研究虽说对这些独特性不乏认识，但分析多注重普鲁塔克凸显传主性格的修辞特点，忽略了其叙述背后的希腊立场，也缺少与波利比奥斯较为全面的考察比较。本文将整体分析普鲁塔克对波利比奥斯的史料别裁，从中理析其有别于后者的价值认同和立场表达，进而探讨这一差别的原因，以期助益于普鲁塔克传记思想和方法的深入理解与研究。

 

一、希腊传主与希腊认同

 

菲洛波埃蒙(Philopoemen，约公元前253—前183年)，希腊城邦麦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人。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nctius Flamininus，约公元前229一前174年)，罗马人。在《对传》所述24位希腊传主中，菲洛波埃蒙是年代最晚的一位。而在《对传》23个篇目中，《菲洛波埃蒙与弗拉米尼努斯传》虽完成于《阿里斯提德与马库斯·加图传》(Lives of Aristides and Marcus Cato)之前，但具体时间并不确定。普鲁塔克在这一对传中略去序言，直接开始对菲洛波埃蒙的叙述。具体来看，第1至4节总体介绍其家世、所受希腊传统教育及爱荣誉、好胜的性格；第5至17节按时间顺序叙述其在30岁后的政治生涯与军事成就；第18至20节记载其晚年与政敌交战被俘、后惨遭毒死一事；最后第2l节则讲述其死后在城邦享有的尊崇，以及50年后来自罗马人的敬意。

 

普鲁塔克有关菲洛波埃蒙的史料，主要来自波利比奥斯的相关著作。波利比奥斯的《历史》(Histories)旨在以通史视野阐释罗马在公元前220年至前146年间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于活跃在阿凯亚联盟政坛的菲洛波埃蒙自然着墨颇多。他也曾专门写过3卷颂辞(encomium)《菲洛波埃蒙》(Philopoemen)来颂扬自己的同乡及前辈。这部作品虽失传，但据《历史》记载，其中对菲洛波埃蒙的早期教育和性格特征有详细介绍、对其生平成就也有概要式罗列，可能对普鲁塔克的写作影响较大。李维的《建城以来史》(Ab Urbe Condita)虽述及菲洛波埃蒙，但其有关这一时段希腊事务的叙述多参照波利比奥斯的著述，普鲁塔克有关希腊传主的记载显然不太可能使用二手的拉丁史料。

 

将普鲁塔克有关菲洛波埃蒙的记载与波利比奥斯《历史》现存部分相比较，不难发现他对《历史》史料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l节家世和少年教育，第5至6节的克莱奥麦奈斯(Cleomenes)战争，第7至9节担任阿凯亚联盟(Achaean League)骑兵长官和将军后的军事革新，第1O节和斯巴达僭主玛卡尼达斯(Machanidas)的战争，第12节与斯巴达僭主纳比斯(Nabis)的战争，第15节将斯巴达并人阿凯亚联盟一事，第16、17节对罗马介人希腊事务的反抗，以及第18至21节的死亡始末。总体而言，波利比奥斯基于奥林匹亚赛会纪年(Olympiad)的事件叙述，为普鲁塔克由生至死的写作提供了诸多便利。但普鲁塔克在处理这些史料时，展现出诸多有别于波利比奥斯的特点与倾向。

 

首先，对于菲洛波埃蒙的教育，普鲁塔克更强调其与希腊传统文化的关联。波利比奥斯此前虽有3卷颂辞专门记载菲洛波埃蒙，但《历史》仍对其家世背景和性格特征有所概述。普鲁塔克有关传主家世和教育经历的介绍，基本转述了这些内容。不过，他不仅强调传主的幼儿教育有如荷马笔下福尼克斯对阿喀琉斯的教育，“从一开始便具有卓越而高贵的涵养和潜质”，就菲洛波埃蒙少年在埃克德莫斯(Ecdemos)和麦加洛法奈斯(Megalophanes)两位贤哲教育下所得的品性，也与波利比奥斯的描述明显不同。如波利比奥斯认为，“在与两位先贤度过了少年时光之后，菲洛波埃蒙在狩猎中展现出的忍耐和在战斗中展现出的勇气超越了所有同龄人，行为自律而衣着简朴。”普鲁塔克却说：

 

这位年轻人在哲学的熏陶下将成为希腊的共同福祉。因为年老所得，并遗传着先贤的美德，希腊对他的喜爱无以复加，通过荣誉增强他的权势。而一位罗马人在称赞他时称其为最后的希腊人，仿佛他之后希腊再无如此伟大之人，亦没有人配得上如此声名。

 

显然，波利比奥斯只强调传主所获得的忍耐、勇气及简朴自律等具体的个人品质。但普鲁塔克加入哲学因素，并将菲洛波埃蒙的教育和希腊传统文化与民族命运关联，表达了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

 

其次，对于菲洛波埃蒙在战斗中的英勇品质，普鲁塔克比波利比奥斯有着更多的渲染。第5至6节所记载的克莱奥麦奈斯战争，是菲洛波埃蒙政治军事生涯的开始。《历史》对克莱奥麦奈斯战争的记载，见于第2卷有关第二次布匿战争前整体局势的概述。与波利比奥斯详尽的叙述相比，普鲁塔克极度压缩了战争背景及过程，着意凸显菲洛波埃蒙在战争中的角色。如波利比奥斯述及克莱奥麦奈斯在马其顿国王安提戈诺斯(Antigonos)援兵未到、夜袭麦加拉波利斯的战役时，并没有提及菲洛波埃蒙，然普鲁塔克却在第5节转述《历史》基本情节时，加入了菲洛波埃蒙战斗的场景：“虽然兵力悬殊，但他仍然奋勇无畏地战斗，即使没能御敌出城，但掩护同伴逃跑，以致战马被刺而自己深受重伤。”又如第6节塞拉西亚(Sellasia)一役。普鲁塔克为了凸显菲洛波埃蒙在其中的卓越作用，不仅裁剪了波利比奥斯笔下有关安提戈诺斯的战略部署和战争进程，更对菲洛波埃蒙在危机时刻的英勇进行生动的渲染。波利比奥斯只简略提及“在战马深受重伤后，菲洛波埃蒙只得徒步作战，双腿被一支投枪刺穿。”然普鲁塔克的描写饱含情感：

 

他主动下马，在泥泞的沼泽中徒步前行。此时双腿被一支投枪横贯刺穿。伤虽不致命，但却严重。枪梢裸露在腿外，很难直接拔出，他仿佛被枷锁捆住一样……热情和对声名的渴望使他迫不及待地想投入到战斗中去。于是他前后挪动双腿，将投枪在双腿间折断，然后分别拔出。这样在行动自由之后，他手持长剑冲在阵线最前方，给同伴带来极大的激励和对美德的渴求。

 

再次，对于菲洛波埃蒙的军事成就，普鲁塔克表现出更强烈的民族认同和感知。在传记第7至9节概述《历史》关于菲洛波埃蒙改革骑兵、革新武器装备的记载后，普鲁塔克在第l0节述及和斯巴达僭主玛卡尼达斯的曼提奈亚(Mantineia)战役。波利比奥斯对于这场战役的战略部署、战斗进程以及双方将领的临阵表现，尤其菲洛波埃蒙的指挥能力有详尽记载。普鲁塔克通过缩合基本沿用了其中梗概。不同的是，普鲁塔克增加了菲洛波埃蒙战后在奈麦亚赛会(Nemean Games)得享荣光这一情节，并在第1l节用整节篇幅进行精心刻画，以展现希腊人对菲洛波埃蒙的由衷喜爱，以及由此受到的民族精神上的振奋和鼓舞，如他说：

 

……当他们步入剧场时，恰逢演员皮拉德斯吟唱提摩塞奥斯《波斯人》的开篇诗句：“它将闻名而伟大的自由之冠加冕于希腊”。伴随着演员美妙歌声对诗人自豪之情的完美表达，剧场的所有观众都将目光转向菲洛波埃蒙，开始鼓掌欢呼，因为希腊正凭借他们的雄心重拾古代的荣光，透过他们的勇气展现出最为崇高的精神。

 

复次，对于菲洛波埃蒙反对罗马的态度，普鲁塔克的认同和呈现，也比波利比奥斯更强烈。菲洛波埃蒙并未参与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00—前197年)，第14节述及其从克里特返回时(公元前194年秋)，普鲁塔克只是说“他发现腓力已被弗拉米尼努斯击败”。“然而，在第16、第17节，他对其反罗马态度的认同和凸显便极为明显。如对菲洛波埃蒙在罗马和安提奥克斯屯兵希腊准备开战的局势下为防止希腊内乱、极力阻止阿凯亚联盟将军迪奥法奈斯(Diophanes)入侵斯巴达的行为，普鲁塔克认为“这虽不合法，甚至不公正，但却伟大，受到了崇高精神的鼓舞”。又如，普鲁塔克虽承认“罗马人在击败安提奥克斯后更加干涉希腊事务……凭借权势不断控制阿凯亚联盟，影响力伴随着神意不断扩展到所有方面，而结局也由此趋近命运注定要到达的地方”，但同时又认为，“菲洛波埃蒙尽管某些时候被迫屈从妥协，有如一位好舵手随波逐流，但大部分时间都为了自由而努力反抗，通过言辞和行为对抗那些权势者。”于是，普鲁塔克批评阿里斯塔埃诺斯(Aristaenus)迎合取悦罗马人的态度，以菲洛波埃蒙在某次联盟会议中质问他“为何如此急迫地想结束希腊的命运”，以及拒绝罗马人召回斯巴达放逐者的请求为例，从言辞和行为两方面呈现菲洛波埃蒙战后的反罗马行为。

 

由于波利比奥斯《历史》第19卷佚失(述及公元前195～前192年间历史)，已难知他对菲洛波埃蒙反对迪奥法奈斯进军斯巴达，以及对罗马击败安提奥克斯的具体态度。不过，波利比奥斯曾在批评阿凯亚联盟政客卡里克拉泰斯(Callicrates)的亲罗马行为之余(公元前181年)，专门比较过菲洛波埃蒙和阿里斯塔埃诺斯两人对罗马的态度差异。他说：

 

通过和腓力以及安提奥克斯的战争，罗马已在希腊事务中彻底地建立权威。阿里斯塔埃诺斯的联盟政策倾向于迎合罗马人，虽然表面上努力遵从联盟法律，但往往使罗马的意见和指示凌驾于上；菲洛波埃蒙欣然接受和执行所有与联盟法律以及原则相一致的罗马命令，但当其超越了联盟法律的界限，他并不自发地听从，而是主张这些命令应当公正，并再次要求如此，倘若请求无果，则尽量拖延到最后才执行。

 

随之在陈述各自就此政策的辩护演说后，波利比奥斯明确表示：

 

通过上述言辞必须承认，一方(译按：菲洛波埃蒙)的政策是荣耀的，而另一方(译按：阿里斯塔埃诺斯)是务实的，但两者都可行。所以，在与腓力以及与安提奥克斯战争期间，当罗马人和希腊人都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候，两人面对罗马人都保护了阿凯亚联盟的权利不受侵犯。

 

可以看出，普鲁塔克剪裁了波利比奥斯的叙述来凸显菲洛波埃蒙的反抗特征。波利比奥斯并不批评和否定阿里斯塔埃诺斯。在波利比奥斯笔下，菲洛波埃蒙对罗马的反抗，也有不同意味。如他反对的只是与联盟法律相悖的罗马命令，而且仅不会“自发地”遵从，并不能避免最终无奈执行这一结果。而他在演说中也明确表示，自己并非意识不到阿凯亚联盟和罗马的不同以及实力差距，也深知“希腊人被迫全然服从罗马命令的时日终将到来”，只是试图延缓这一进程。更值得注意的是，波利比奥斯论及的是两人在罗马与安提奥克斯战争期间的态度，并非在战后。普鲁塔克显然略去了这些论述语境，使得菲洛波埃蒙的反抗更为强烈和鲜明。

 

最后，普鲁塔克在传记末尾有关菲洛波埃蒙雕像一事的记载，尤其是与波利比奥斯的叙述差别同样值得关注。普鲁塔克记载，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攻陷科林斯，面对城中竖立的菲洛波埃蒙的雕像，一位罗马人控诉他曾经反抗罗马人的举动，提议将雕像移走。但经波利比奥斯的极力辩护，罗马将领穆米乌斯(Mummius)和使节决定保留其享有的荣耀。由于波利比奥斯《历史》中述及这一部分的第39卷失传，普鲁塔克的上述记载往往被辑佚为残篇。但从其它现有残篇来看，波利比奥斯曾详细记载了自己的辩护内容，尤其提到：

 

他(译按：菲洛波埃蒙)虽在一些命令上经常反对罗马人，但他的反对旨在就一些争议性问题进行解释和劝说，并非鲁莽地制造争议。他这一态度的最真实例证，便是在与腓力以及与安提奥克斯作战时的恩惠，即人们常说的浇灭大火的恩惠。因为，凭借个人能力以及阿凯亚联盟的政治势力，作为当时希腊最有权势的人，他忠实地维持了和罗马人的友谊，在罗马军队进入希腊之前的4个月，便商议通过了阿凯亚联盟法令，决定和安提奥克斯以及埃托利亚人开战，而当时几乎其它所有希腊城邦都开始解除和罗马的友谊。

 

普鲁塔克显然略去了这些辩护细节。其虽与波利比奥斯笔下菲洛波埃蒙对罗马的态度一致，却和普鲁塔克着意塑造的菲洛波埃蒙的反罗马特征相悖。不仅如此，在概述了整个事件之后，普鲁塔克如是评价了罗马人的决定：“实际看来，他们将美德与职责，高尚行为和实际收益区分开来，正直而恰当地坚信，施恩者当因其恩惠获得回报和感激，好人则总应该借其善行享有荣耀。”表面上看，普鲁塔克似乎是在赞扬罗马人，称赞他们能够理解菲洛波埃蒙反抗罗马是职责所需，能够将其反抗精神视作美德，并能够认为对其的尊重是比实际利益更重要的高尚行为，秉持了超越民族主义和现实利益的价值取向。但这一叙述背后的真正逻辑似乎是，希腊人正是因为反抗罗马所展现出的希腊精神，才获得了罗马人的赞同。

 

总体而言，普鲁塔克对菲洛波埃蒙的记载虽主要取材于波利比奥斯，但显然更着意凸显菲洛波埃蒙的希腊特征。如果说他对传主英勇品质的渲染可能源于传记和史学不同的叙述旨趣，但他对菲洛波埃蒙希腊教养的强调，对其军事成就所带来民族情感的认同，以及对其反罗马特征的着力呈现，均展现出比波利比奥斯更鲜明且更强烈的希腊认同。

 

二、罗马传主与希腊立场

 

普鲁塔克以“我们将提图斯·昆克提乌斯·弗拉米尼努斯与菲洛波埃蒙进行比较”一语开始对罗马人弗拉米尼努斯进行叙述。其中虽也遵循“由生至死”的基本框架，但主题的承转并不均匀。自开篇概述弗拉米尼努斯性格和早期军事履历、第2节介绍其破格当选执政官之后，普鲁塔克第3至l7节集中叙述其以执政官、代执政官、元老院使节等身份在希腊近l5年的活动，继之第l8、19节记载其在罗马和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的党争，最后第20至21节则介绍其越权处死汉尼拔一事，并在文末认为此后再无可述之事，用安享晚年一语结笔。

 

鉴于弗拉米尼努斯的罗马人身份和从政于希腊的经历，普鲁塔克写作时所面临的史料问题更为复杂。一方面，波利比奥斯的《历史》为写作提供了极大便利。传记的主体内容，即第3至17节有关弗拉米尼努斯在希腊的活动，第20节后半段和21节前半段对汉尼拔死亡方式及嗣后舆论的介绍，基本来源于此。另一方面，波利比奥斯的《历史》并不述及传记的其它内容，如第1、2节传主早期军事履历及竞选执政官，第18、19节在罗马的党争，第20节前半段越权处死汉尼拔及第21节后半段对处死汉尼拔的辩解，普鲁塔克显然使用了其它史料。普鲁塔克自述很晚才学拉丁语，因此对罗马史料的获取可能往往借助于精通希腊、拉丁双语的自由人或奴隶助手，有关罗马史事和掌故的熟稔程度也远逊于希腊史。对于这些内容，目前已难确知究竟源自瓦莱里乌斯·安提阿斯(Valerius Antias)等编年史家、李维的《建城以来史》抑或一部专门的传记著作。不过，上述史料只有李维的记载存世，他受瓦莱里乌斯等编年史家的撰述传统影响颇深，对该时段希腊事务的记载也主要依据波利比奥斯的著述，因此具有重要的对比价值。下文将比较三家的叙述以考察普鲁塔克的叙述立场和倾向。

 

在第2节述及弗拉米尼努斯当选执政官负责希腊事务一事时，普鲁塔克便展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态。与李维相比，尽管两人对弗拉米尼努斯当选过程的叙述相近，可能都参照了编年史家瓦莱里乌斯的记载，但普鲁塔克却表达了李维不曾有的感慨，他说：

 

他(译按：弗拉米尼努斯)抽签获得对腓力和马其顿人战事的负责权，对罗马人来说是个巨大的幸运，因为他抽签所要负责的事务和人民并不需要一个所有事情都靠战争和武力解决的统治者，而更倾向于通过劝说和交流被征服……希腊和罗马人并没有过多交流，而目前第一次在这些事务中被关联起来。若非罗马将领天性慈善，倾向于通过言辞而非战争，在提出要求时以理服人，面对请求时温和待人，而且最注重公正，希腊绝不会如此轻易地变更旧主来接受外族人的统治。

 

在普鲁塔克看来，罗马人当为其所要征服的希腊人的文明程度感到幸运，而希腊人之所以接受罗马统治是因为罗马人有教养的表现。这些表述虽说为后文弗拉米尼努斯希腊恩惠者的形象做了铺垫，但无疑流露着普鲁塔克作为希腊人在面对这一变局时具有的民族尊严和情感。

 

第3至17节，是整个传记的主体部分，普鲁塔克对传主在叙述中有别于波利比奥斯和李维的形象褒贬体现了鲜明的希腊立场。这些叙述主要涉及弗拉米尼努斯以执政官、代执政官和使者身份在希腊的政治军事活动。总体而言，对于给希腊带来自由和利益的事件，普鲁塔克往往凸显传主的正面形象；对于有损希腊利益的事件，普鲁塔克则展现其缺点。

 

如围绕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两次战役和两次会谈及战后地峡赛会宣布希腊自由一事，普鲁塔克便着意塑造弗拉米尼努斯的希腊解放者形象，凸显其在这些事件中的关键作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始于公元前200年，弗拉米尼努斯成功当选公元前198年罗马执政官并抽签负责这场战事。其赴任后不久便于泰姆佩(Tempe)山谷一役击败腓力。此后阿凯亚联盟及塞萨利(Thessaly)地区希腊诸邦纷纷倒戈和罗马结盟。关于希腊诸邦变节的原因，波利比奥斯的记载(第17卷)失传。但李维认为，这源于弗拉米尼努斯对法罗里亚(Phaloria)等城市的主动围攻及由此带来的军事威胁。在此期间，弗拉米尼努斯虽未劫掠谷物以补给军需，但并非没有毁城行为。而且，李维详述阿凯亚人变节的纠结心情和商议过程，特别提及弗拉米尼努斯对阿凯亚联盟的政治许诺，以及阿里斯塔埃诺斯在演说中对罗马大军压境、腓力败逃已无力保护盟友这一政治局势的分析。。然普鲁塔克忽略了这些基于政治利益和罗马军事威胁的现实原因，将其归结为弗拉米尼努斯战后严令劫掠的善举，以及其“仁慈的容貌、希腊人的口音和语言，以及对荣誉的热切渴望”等希腊文化特征给希腊人所带来的好感。

 

此后双方举行尼凯亚(Nicaea)会谈(公元前198年秋)。关于腓力是否从希腊诸邦全面撤军的议题，波利比奥斯认为，是结盟的希腊诸邦极力反对腓力保留科林斯、德摩特利阿斯(Demetrias)及卡尔基斯(Chalcis)这“三条枷锁”，要求从希腊全部撤军。但普鲁塔克将这一提议归于弗拉米尼努斯，认为“他与腓力会谈，提出授予其和平和友谊，前提是让希腊独立，并撤出所有城市的驻军”。谈失败后，弗拉米尼努斯对战争的负责权得到延长。公元前197年，狗头山战役(Cynoscephalae)爆发，腓力溃败后再次求和。对于此次会谈，普鲁塔克完全忽略了波利比奥斯和李维凸显罗马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决策权重的记载，认为是弗拉米尼努斯自己决定了索要赔款和人质等条件，从而结束了这场战争。。而且，谈判结束后，对于是否解放“三条枷锁”这一焦点问题，波利比奥斯和李维都强调罗马鉴于自身利益考虑，只解放科林斯。m然在普鲁塔克笔下，弗拉米尼努斯苦恼于埃托利亚人对罗马占有“三条枷锁”的嘲讽，“请求十人团，最终说服他们也从这些城市撤走驻军，以便他对希腊的恩惠能够完整地实现”。

 

公元前196年在地峡赛会(Isthmian Games)宣布希腊自由，是弗拉米尼努斯恩惠希腊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普鲁塔克在第10至1l节对此进行了详述。就传令官宣布的内容以及此后的轰动场面而言，普鲁塔克与波利比奥斯和李维的记载基本一致。不过，普鲁塔克随后所表达的感慨，却颇与两人不同。波利比奥斯认为罗马人不计危险授予希腊自由并为此付出极大努力甚为美好，但“最伟大之事莫过于这项政策并没有运气的干预摆弄，而是所有事情都向这一时刻汇聚，”强调罗马获得这一成就的合理性。李维虽以希腊人的口吻转述了他们对弗拉米尼努斯的感激，但强调他漂洋过海带给希腊人如此恩惠，是为了“整个世界没有不公正的治权(imperium)，公平、正义、以及强大的法律能够无处不在”，极力宣扬罗马人的精神价值和对外扩张的合理性。然普鲁塔克以希腊人的立场，通过对希腊命运的反思，对这一恩惠展现出更多的感激，以及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

 

尽管她(译按：希腊)为了自由历经无数战争，但从未比此时更安全也更愉悦，因为当其他所有人为此而战时，她自身没有流一滴鲜血或是经历痛苦，便获得了最美好、最值得争取的果实……尼西阿斯或阿尔希比阿德斯等虽骁勇善战，懂得如何在陆战或海战中获得胜利，但并不懂得凭借它带来高贵的恩惠和结果。如果抛开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斯海战、普拉提亚大捷、温泉关战役的成就，以及客蒙在欧瑞迈冬及其有关居鲁士的成就，希腊进行的所有战役皆给自己带来了奴役状态，所有的胜利碑都见证着她的灾难和耻辱，她最大程度上因她将领们的劣行和好胜而衰败。而外族人，想来与希腊祖先仅有零星而微弱的同源关联，缘此而采取对希腊有利的言辞和决策，的确令人惊叹，正是他们历经巨大的危险和艰难，将希腊从残酷的暴君和僭主中解救，授予她自由。

 

不过，在凸显了弗拉米尼努斯的上述恩惠者形象之后，普鲁塔克在第l3节对其有所批评。在述及其与斯巴达僭主纳比斯的战争(公元前195年)时，他说：

 

提图斯虽然发起这场最为高贵和正义的战争，来反对纳比斯这位极其罪恶残暴的拉西第蒙人僭主，但最终却愚弄了希腊人的希望，并不想获得胜利的成果，反而与其议和，使斯巴达被不正当地奴役。这不仅是因为他害怕战争的延长会使另一位将领从罗马前来夺走荣誉，同时也出于对菲洛波埃蒙所获荣誉的好胜和嫉妒。此人在所有其他事务方面是最有能力的希腊人，尤其在这场战争中展现出了惊人的胆识和能力，而阿凯亚人授予其和提图斯同等尊荣，并在剧场荣耀他，令提图斯困扰。他认为一个阿卡迪亚人，作为一场与邻邦小战的将领，不配获得与为了整个希腊而大战的罗马人同等的荣耀。

 

不难发现，普鲁塔克此处为了彰显弗拉米尼努斯的嫉妒心理，对菲洛波埃蒙的叙述与事实并不相符。这场弗拉米尼努斯与纳比斯的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95年，菲洛波埃蒙当时尚在克里特，并没有参战。从其前文记载来看，菲洛波埃蒙的这场胜利当指其在公元前192年与纳比斯的战役，普鲁塔克对此役后菲氏所受希腊人的爱戴，以及所引起的弗拉米尼努斯的嫉妒都有类似描述。。而普鲁塔克此处之所以时间错置来强调弗拉米尼努斯的缺点，或许正是因为他“愚弄了希腊人的希望”。可以说，对希腊造成不利，成为普鲁塔克在此处凸显传主缺点的重要原因。

 

与此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鲁塔克此前述及狗头山战役后与腓力的会谈时，有意规避了弗拉米尼努斯的个人私心。对于此次议和，波利比奥斯明确强调，其原因不仅在于弗拉米尼努斯担心安提奥克斯进军欧洲后腓力会重新开战，更担心元老院会派来新的执政官抢走胜利的果实。然普鲁塔克尽管提及埃托利亚人控诉弗拉米尼努斯被腓力收买，却认为“当埃托利亚人如此造谣并离间盟友时，腓力通过亲自前来议和，将自己的一切都托付于提图斯和罗马人从而消除了疑虑，提图斯借此结束了战争。”随后述及汉尼拔投靠安提奥克斯时，又说：

 

若非提图斯有先见之明缔结和约，反而使罗马与腓力作战之际，与安提奥克斯在希腊发生战争，使这两位当时最伟大、最强势的国王基于共同目标联合起来反对罗马，她面临的危险和挑战将不亚于和汉尼拔的战争。而提图斯现在瞅准时机，在两场战争期间缔结这项和约，在另一场可能的战争到来之前结束当下的这场战争，扑灭前者最后的希望，同时也扑灭后者最初的希望。

 

显然，对于给希腊带来自由和平的这场会谈，普鲁塔克塑造的是弗拉米尼努斯的政治远见，他对波利比奥斯相关记载的节略表达着鲜明的希腊立场。

 

此后述及希腊人出资赎回被变卖为奴的罗马人一事时，普鲁塔克的希腊立场更为明显。普鲁塔克认为，希腊人虽授予弗拉米尼努斯很多荣誉，但并不能和他对希腊的恩惠相比。为了能给予他同等的回报，他们出资赎回被汉尼拔卖到希腊为奴的1200名罗马人，在弗拉米尼努斯登船回国之际以礼相赠，使他荣归故里，成为其凯旋式中最大的亮点之一。与此不同的是，据李维记载，查明被汉尼拔卖到希腊地区为奴的罗马人，并送到塞萨利的罗马军队驻地，是弗拉米尼努斯在归国前最后一次联盟会议中的主动要求。从李维在涉及人数时对波利比奥斯有关赎金总量的引用来看，李维显然在写作中参照了波利比奥斯。虽然波利比奥斯涉及此段历史的第19卷佚失，已难确知其记载，但普鲁塔克的此番处理，显然更能凸显希腊人知恩图报的这一特征。

 

与上述倾向类似的是，普鲁塔克此后述及弗拉米尼努斯在罗马的政治活动时，并不避讳展现其缺点，如第18至19节有关弗拉米尼努斯和老加图的党争。弗拉米尼努斯为了报复老加图剥夺弟弟卢奇乌斯(Lucius Flamininus)元老身份给家族带来的羞辱，联合老加图政敌、操纵元老院废止了其所签订的所有公共合同。对此普鲁塔克批评说：“我不认为为了这样一个即使有血缘关系、但毫无价值且罪有应得的人而招致怨恨，反对合乎法律的政策以及一位优秀的公民，是有益而明智的。”然李维于此事的记载表明，元老院废止老加图所签订的合同，源于包税人(publicani)的乞求和泪水，并未提及弗拉米尼努斯。7尤其在于，普鲁塔克曾在记述两人矛盾缘由时对李维有所引述，这一差别显然并非由史料不同所致。

 

又如，第20至21节所记弗拉米尼努斯处死汉尼拔一事。普鲁塔克在开始便说：

 

提图斯与生俱来的爱荣誉特征值得敬佩，这在前述的战争中只要有充足机会便会展现出来，因为并没有人强迫他在执政官之后再次担任军事将领。然而，当卸任之后行将老年，他使自己蒙羞，在余生无所成就时，不能控制自己对名誉的追逐和年轻人般的热情。似乎正受此驱使，他做出了对汉尼拔的行为，遭众人愤怒。

 

随后述及汉尼拔在安提奥克斯战败后转投比苏尼亚(Bithynia)国王普鲁西阿斯(Prusias)时，又说：

 

在罗马没有人忽视此事，但所有人都因为他的年老体弱忽略他，认为他已被命运抛弃。然而，此时受元老院委派作为使者前往普鲁西阿斯王庭负责其它事务的提图斯，看到汉尼拔委身此处，对他的存活异常愤怒，尽管普鲁西阿斯一再为这位老朋友和求庇者求情，但他仍不为所动。

 

显然，普鲁塔克并不赞同弗拉米尼努斯的行为，认为他荣誉心失控，并且越权。从描述汉尼拔遗言时对李维的引述来看，普鲁塔克参考过李维。。但李维并未指责弗拉米尼努斯，反而认为其出使普鲁西阿斯的原因之一，是后者收留了汉尼拔。而且，李维认为正是基于弗拉米尼努斯的责备，或是讨好弗拉米尼努斯和罗马人的动机，普鲁西阿斯监禁了汉尼拔，最终迫使其服毒自尽。普鲁塔克此后虽述及罗马元老对此褒贬不一的观点，并提及与李维类似的一种说法作为补充，但均难掩饰他对这一事件的立场。正如前所述，当弗拉米尼努斯的行为并不能为希腊带来恩惠，或是与希腊无关时，普鲁塔克并不避讳展现其负面形象。普鲁塔克对传主缺点的呈现，并非如琼斯所言，旨在丰富传主性格特征来吸引读者，而是体现着清晰的立场和倾向。

 

尚值得注意的是，普鲁塔克虽彰显弗拉米尼努斯的个人特征，但鲜有对罗马民族品质的描述，这也与前辈波利比奥斯和李维极不相同。尤其在狗头山战役结束后，面对埃托利亚人有关弗拉米尼努斯接受腓力贿赂而休战议和的谣言，波利比奥斯曾极力驳斥，认为他们以己之心度量罗马人在此类事情上的原则和习惯，并以鲍鲁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和小斯基皮奥(Publius Scipio Aemilius)为例表达对罗马人品性的自信。此后在述及弗拉米尼努斯和同盟商讨与腓力议和的条款时，针对埃托利亚人废黜腓力的建议，波利比奥斯更是借弗拉米尼努斯的演说，凸显了罗马人对待败敌的宽容传统。李维在述及此事时，同样通过弗拉米尼努斯对埃托利亚人这一提议的驳斥，展现罗马人的人道精神。普鲁塔克虽然参照了波利比奥斯和李维的记载，但对不能与其叙述立场相融的这些史料、史实，显然略而不述。

 

三、普鲁塔克的民族主义倾向

 

继正文相继叙述了菲洛波埃蒙和弗拉米尼努斯的生平后，普鲁塔克在文末合论部分，对两位传主进行了综合比较。首先，他赞扬弗拉米尼努斯解放希腊的恩惠，指责菲洛波埃蒙以及希腊人的内斗习性，认为即使两人都有缺点，但弗拉米尼努斯源于爱荣誉，而菲洛波埃蒙源于好胜，面对愤怒，前者能以德报怨而后者变本加厉；随之，普鲁塔克转而赞扬菲洛波埃蒙的军事能力，认为他的军事经验以及个人能力都强于弗拉米尼努斯；继而，普鲁塔克认为弗拉米尼努斯的成就是其作为执政官或使者的职责所需，而菲洛波埃蒙无论为官为民，都在为阿凯亚人的利益努力。虽然弗拉米尼努斯对希腊人的公正、仁爱展现出高贵的天性，但菲洛波埃蒙反抗罗马所展现出的勇气和对自由的热爱却更为高贵；最后，普鲁塔克指出两者差别难定，让读者思考，“如果将军事指挥和作战谋略的桂冠授予这位‘希腊人’，而将正义和仁爱的桂冠授予这位‘罗马人’，我们的决定是否并不显得随意。”

 

乍看起来，合论部分先褒弗拉米尼努斯而贬菲洛波埃蒙，进而褒贬反转，最后平分秋色的叙述结构体现着作者的客观立场，但细品其内蕴，貌似平衡的评判实则表达出普鲁塔克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普鲁塔克合论开篇对两人的褒贬，便与正文所叙不同。一方面，正文在介绍菲洛波埃蒙的性格时，虽提及好胜和愤怒与其爱荣誉的品性关联，在解决政治纠纷时无法如埃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一样保持镇定、严肃和仁爱，但并未视作缺点。述及他进攻斯巴达和被麦塞奈人俘获等事时，也并未贬损。另一方面，正文所见弗拉米尼努斯的缺点，并非仅限于好名，尚有嫉妒这一特征。对于此番差别，斯万将其归因于缺点这一主题的叙述需要，并无其它意味。而达夫强调普鲁塔克意在重新阐释正文以凸显传主性格，吸引读者的兴趣。这些叙述的修辞学特征虽然显见，但普鲁塔克此处对两人的褒贬显然与“恩惠希腊”这一主题相关。普鲁塔克在合论开篇便赞扬弗拉米尼努斯对希腊的恩惠，指责了菲洛波埃蒙及其他希腊人的内斗习气。随即他述及两人缺点，美化弗拉米尼努斯而贬损菲洛波埃蒙，其实与正文塑造弗拉米尼努斯性格时褒贬的立场是一致的。当其行为有损于希腊民族命运和利益时，普鲁塔克往往不吝笔墨予以指责，即使菲洛波埃蒙这位“最后的希腊人”也不例外。普鲁塔克的立场基于整个希腊群体，并非某一个体。

 

不仅如此，普鲁塔克嗣后对两人褒贬的反转，以及最后的评判，也体现着情感与事实逻辑间的悖论。他赞扬菲洛波埃蒙的军事能力，但仅以战争数量和战备资源作比较，忽略了战争的规模、影响力以及罗马执政官的军事资历。他认为是希腊人赢得了军事指挥和作战谋略的桂冠，却忽略了罗马人是希腊的军事征服者这一事实。尤其在于，他认为“弗拉米尼努斯向希腊人展现出的宽厚和仁慈虽然非常高贵，但菲洛波埃蒙反对罗马人的勇气和对自由的热爱却更为高贵，因为对乞援者给予恩惠，要比对强权者进行反抗更为容易”。显然，在普鲁塔克的合论评判中，民族情感已经凌驾于事实逻辑之上。

 

以上便是这一对传所见普鲁塔克有别于波利比奥斯的叙述立场，大体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强烈的身份意识和民族情感；第二，对希腊精神以及希腊文化价值的强调和认同；第三，对希腊民族品性内在弊病的反省；第四，基于民族利益的评判立场。它们相互作用，但都与时代背景、著作家的个人经历及思想心态有着深刻关联。

 

波利比奥斯(约公元前200—前118年)是比菲洛波埃蒙晚一辈的希腊人。他亲身经历了罗马自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以来开始染指希腊大陆，并最终在公元前146年设立马其顿行省的历史过程。尤其是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后(公元前167年)在罗马长达16年的人质生涯，以及与当时罗马最显赫人物小斯基皮奥的密切交往，使他对菲洛波埃蒙生活时代希腊与罗马双方的政治关系，以及这一时期罗马政治形象的认识更为客观。罗马虽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获胜，但当时对希腊事务的干涉影响，并非统治。在他笔下，罗马在希腊事务中展现出的是权威，罗马与希腊的政治关系，是基于平等而缔结的友谊，双方的政治交往，基于条约体系和使者协商，这尤见于他对菲洛波埃蒙和阿里斯塔埃诺斯的罗马政策的陈述，以及对亲罗马政客卡里克拉泰斯的批评。然而及至普鲁塔克生活时代，希腊地区沦为罗马行省已近200年，此时双方的政治关系已然不同于菲洛波埃蒙和波利比奥斯生活的大部分时期。普鲁塔克将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获胜的罗马人称为希腊的“外族统治者”，当时罗马和希腊的关系视作统治而非友谊，显然受时代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帝国初期罗马的行省政策本身也有所变化。奥古斯都依据军事上的重要性将行省划分为元老院行省和皇帝(元首)行省。理论上，元老院和皇帝各自选派所辖行省的官员进行治理，但皇帝本人往往接见来自元老院行省的地方使团，回复并处理相关事务，皇帝(元首)的权威实际凌驾于所有行省之上。对东部的希腊世界而言，虽然帝国延续了自公元前146年马其顿行省建立以来便依靠当地富有贵族进行管理的自治传统，城市这一希腊政治文化赖以维系的基本单位依然活跃，但希腊精英贵族与罗马统治阶层的关联依附变得更加紧密。由于希腊城市并没有征税权力，捐助城市日常管理、公共建筑以及节庆开支成为地方贵族的社会责任，帝国以此来维护政治统治的稳定，而地方精英也藉此获得帝国的嘉奖和荣耀，彰显自己在当地的声望和地位。

 

上述社会背景对帝国初期希腊知识分子的思想心态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他们更加注重强调希腊身份和希腊文化特征。由外族统治所激发的民族情感和自我意识依然强烈，面对屈辱现状，希腊光荣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成为寄托乡愁、增强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寻找心理慰藉以应对现实处境的有效方式。罗马上层社会，尤其是罗马皇帝对希腊文化的推崇和热爱，不仅契合了这一心理需要，也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对希腊文化的自信和认同。而另一方面，他们对罗马统治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变化。作为精英阶层，他们是帝国行省统治得以维系的重要力量。被选派作为使者代表所在城市觐见行省总督或者罗马皇帝，是罗马治下希腊世界外交活动的传统。杰出的希腊知识分子不仅有机会获得由皇帝在罗马设立的希腊修辞学教职，也会得到免除税收和公共义务的特权。而帝国初期，随着获得罗马公民权、跻身帝国元老院、参与帝国政治事务，以及与罗马皇帝和贵族阶层更加密切的个人交往，他们逐步融入帝国统治阶层，对罗马帝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认同。

 

普鲁塔克尝试从希腊文化自身弊端去解读罗马统治的现状，便体现着希腊知识分子在此背景下的一次重要的思想转变。长达20年的德尔菲主祭司及哲学家身份使他与罗马皇帝以及诸多罗马显贵保持了密切的个人交往，获得了罗马公民权以及皇帝图拉真所授予的执政官荣誉(ornamenta consularia)。而由于亲身经历了公元76年皇帝尼禄在地峡赛会宣布希腊自由，以及稍后皇帝维伯芗对这一政策的取缔，他也能清醒而深刻地体会到罗马治下希腊自由的实质。希腊人在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并不能掩盖政治军事上的臣属现状。希腊已不可能实现过去的自由和辉煌，反而能在帝国的稳定统治下享受和平状态。他坦然承认并接受了罗马统治，选择将菲洛波埃蒙这位《对传》中“最后的希腊人”和其同时代被称作“希腊解放者”的弗拉米尼努斯配对合传，似乎本身也暗含了这样的认识。

 

承认罗马统治与强烈的民族情结在普鲁塔克内心世界是杂揉并存的。在最能体现其政治思想的政论文《政事要则》中，普鲁塔克曾告诫希腊政客“不应自傲于所处的职位，而应当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虽在表演中展现着自己的热情、性格以及荣耀，但并不背离作品本身的节奏和格律”。同时，普鲁塔克也提醒他们要谨慎引导和控制民众，不应该用古代希腊人抵御外敌入侵的光荣历史煽动民众的民族情绪，认为其只适合于学校教育。这些建议虽旨在帮助希腊政客和民众认清并接受罗马统治的现状，但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希腊的光荣历史，应当鲜活地存在于知识阶层并得以传承。由此看来，普鲁塔克以对传体例将希腊人和罗马人对等比较，将“最后一位希腊人”和“希腊解放者”搭配叙述却又秉持希腊立场的做法，无疑是这一复杂心态与多重认同的真切表达。

 

张元伟，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