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开赛】五个月后终于回归！创27年最晚开赛记录 谁在决定中超推迟？

今天故事的主题是

“中超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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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开幕时间终于正式宣布了。

中超开赛无疑是个好消息。这首先意味着部分从业者不必再遥遥无期地等下去，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正在一步步向往常迈进，疫情的阴影仍然在，但至少不再那么暗无天日。

千呼万唤始出来，开赛的日子终于定了，但开赛之后，防疫方案如何做？外援政策怎么说？中甲中乙怎么办？降级名额是多少？这些问题还需要足协给出更加具体和细致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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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中超开赛是一个不断组织的过程，组织的角色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不断验证，比如足协。

早前，陈戌源在白岩松连线中称，“事实上我觉得足协挺忙的”。疫情期间，足协没停止工作。忙着各级国家队备战、足协改革方案、足协机构调整、研究联赛重启、防疫工作等。

事实上，足协确实挺忙的。国内疫情稳定时，足协就忙着策划中超开赛时间和球员在疫情下的降薪方案。还要忙着国足的世预赛集训安排，去哪里集训？国际疫情爆发时如何“包机”返回？怎么全封闭式给国足安排热身赛？天津天海到底能不能准入？

此外，俱乐部分组、复赛时间和地点也天天在变，根据疫情做调整。之后又聘请张文宏、王惠英等防疫专家加入。总之，足协忙碌的新闻每天都有。

足协在组织中的角色是明显的，并且确然的。为了促成中超回归，足协承担起了“理所当然的责任”，以一种“中国足球家长”的姿态，殚精竭虑，忙前忙后。

足协的角色很高级，俱乐部媒体球迷们都在围着足协打转，以至于其一颦一笑一挑眉，都让众人神魂颠倒，心惊胆战，破口大骂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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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另外一些关于中国足球的群体集合的角色模糊到有些玄妙。比如俱乐部、媒体和球迷。在中超回归的议题中，这些集合有看上去参与的权利却人微言轻，有看上去监督的权利却路艰途险。哪怕是在有着切肤之痛的公共事务中，能发挥的效能也微乎其微。

今年5月，有媒体透露出足协决定中超预备队参加中乙联赛。消息出来后，一位中乙俱乐部的总经理就说：“虽然此方案只是拟定，但是这个方案并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对于中乙球队来讲，大家普遍觉得有些不公平，对我们来讲不够尊重。”

有消息称，很早就有中乙投资人直接在微信工作群中向中国足协提出过反对，但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回复。后来，中乙投资人发了一封联合信，投资者们在信中说，足协的方案“我们没有从官方渠道得到任何信息，也从未有中国足协相关领导向我们征求过意见”。从之前球员限薪到疫情降薪，包括国青队参加中乙等方案，俱乐部都是通过报道等渠道得知的，“作为中乙联赛实际参与者，我们希望能够获得同等的尊重即知情权和建议权”。

至于球迷们，虽然键盘可以敲得啪啪响，但在宏大的政策讨论中显然插不上话。而记者们，每天都靠猜消息糊口饭吃，一个重启时间猜来猜去，最后连他们自己看到中超重启的新闻就烦。

“插不上话”是玄妙角色们面临的一种现象，而这样玄妙的角色也衍生了另外一种现象。中超开赛的时间终于定在7月25日，创下了顶级职业联赛27年最晚开赛记录。对于此，部分人会感慨虽迟但到，终有正义，而部分人甚至要烧香拜佛，感恩戴德。这样的现象是奇观，但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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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开不开赛是各方博弈的结果，这样的说法有合理之处。以英超为例，职业联盟、球员、转播商、俱乐部等各种之间的利益纠葛和博弈，让英超以一种高度统一的方式重启了。

这个过程中，球员有话说，沃特福德队长迪尼就曾公开表示反对英超重启，因为不想把病毒带给家人。俱乐部有参与感，英超20家俱乐部举行过视频会议，通过投票的方式通过了恢复训练和复工医疗安全协议。

中超开赛也是高度统一的结果，但这种统一并不是充分博弈后的结果，在公共利益的压力之下，足协似乎也失去了“集体利益代言人”的几分色彩。

通常来讲，一个组织行为的合法性，在于是否体现了组织成员的意志。但从现实来看，组织行为是否反映组织本身的利益，这才是组织行为最大的合法性。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视角，来观察和认识足协以及其他群体在疫情期间的各种角色。

以有趣对抗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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