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科尔森】蒙德里安诞辰150周年｜你从未见过的蒙德里安

伦敦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VA)版画和素描部有一张名为《花瓶里的玫瑰》 (Roses in a Vase)的小纸水彩画。

从表面上看，这并不是一件特别的作品，像是塞缪尔·佩普洛（Samuel Peploe，1871-1935）或劳拉·奈特（Laura Knight，1877-1970)的风格，但签名却是——“Piet Mondrian”（皮埃·蒙德里安）。

今年是蒙德里安诞辰150周年，这件V&A藏品背后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蒙德里安。

皮特·科内利斯·蒙德里安（英文：Piet Cornelies Mondrian，1872年3月7日－1944年2月1日），荷兰画家，风格派运动幕后艺术家和非具象绘画的创始者之一，对后世的建筑、设计等影响很大。蒙德里安是几何抽象画派的先驱。

蒙德里安，《花瓶里的玫瑰》，约1938-1940（据V&A收藏目录），V&A藏因为签名，这几朵大马士革玫瑰更为引人注目。V&A的收藏目录显示其创作年代“约1938-1940”，这应该有误。如果该水彩画是其捐赠者在那个时候获得的，那么创作年代至少是十年甚至二十年前。

《花瓶里的玫瑰》既没有收录于1998年蒙德里安作品完整目录（《Piet Mondrian: catalog Raisonné》，下简称《全目录》），也没有出现在2018年更新的在线版本中，它从未出版过。在风格上，最接近《花瓶里的玫瑰》的作品是1909至1910年的《杜鹃》（Rhododendrons，目录编号A617）。V&A藏品的签名为“Mondrian”，而非《杜鹃》中的“Mondriaan”。鉴于画家1911年第一次搬到巴黎后，有意识地在签名中去掉非法语的第二个“a”，所以《花瓶里的玫瑰》的创作时间或晚于《杜鹃》。但拼写并不能完全作为依据。1911年以前，蒙德里安的签名在荷兰语和法语之间来回切换。在《全目录》中，1909年上下创作的玫瑰作品（编号为C131到C153），艺术家的签名也在“P”和“Piet”之间变化。23幅玫瑰画作中只有两幅（编号为C135和C140）的签名为“Piet Mondrian”。编号C140似乎与V&A藏品最为密切，它们均由水彩和石墨绘制。关于《花瓶里的玫瑰》的“侦探”只能到此为止。

蒙德里安和他的作品。若不是这幅作品的“出身名门”，极有可能被认为赝品。然而，《花瓶里的玫瑰》的“血统”几乎无懈可击。它最初由蒙德里安赠送给乔治·本尼格森（Count George），后本尼格森赠予V&A。本尼格森具有艾略特长诗《荒原》中角色的世界性和无根性。1879年，他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俄国化的汉诺威贵族家庭。在1914年的坦能堡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役之一）中被德国人俘虏。1917年俄国革命后，他又作为北俄英国远征军的中尉与布尔什维克作战——显然，他获得了勋章。此后20年，他的动向模糊。到了1938年，本尼格森在伦敦撰写关于拜占庭天主教会历史的文章，并与妻子住在公园山道60号（60 Parkhill Road）一间简朴的公寓里。同年9月，蒙德里安搬进了同一所房子。

本尼格森和妻子奥尔加·本尼格森。很显然，波罗的海贵族和来自荷兰阿默斯福特的小学校长的儿子成为了朋友，也许他们有共同的流放感。 1940年9月9日，一枚德国炸弹落在隔壁房子上，让蒙德里安相信是时候动身前往美国了。三年后，蒙德里安死于肺炎。本尼格森似乎一直留在公园山道。 1941年11月，本尼格森给身在纽约的蒙德里安写了一封信，告知其现状：这所房子“几乎是空的”“工作室被严重损坏”。他继续说，“是的，我们周围到处都是炸弹。60号花园里一片狼藉。”自那以后，蒙德里安逐渐从“人”变成了一种“风格”。 黑色网格与原色的组合，是蒙德里安的作品，也代表了一种通用的现代性。 他的第一幅《构成》诞生在一百多年前，最后一幅也有近80年。然而，迄今为止，从服装、包装、家具到建筑，蒙德里安的样式依旧无处不在。

赫里特·里特菲尔德《红蓝椅》猜测蒙德里安会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是有趣的。“新造型主义”（Neoplasticism）——是他的艺术哲学，也是生活哲学。如同格罗皮乌斯在包豪斯提出的“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教义，或阿梅德·奥占芳和柯布西耶的纯粹主义一样。“新造型主义”旨在消除艺术、建筑、设计之间的界限。“新造形”的世界将更加统一、更加美好。

问题是“蒙德里安标签”的成功，对我们看待他的艺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如果说化妆品包装、冰箱贴、伊夫·圣罗兰的连衣裙等的设计源自英国泰特美术馆藏1935年的《红色构成B》)，那么现在似乎已经被反过来理解了——看着蒙德里安1919年之后的一幅网格画，很难不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模糊感觉。

蒙德里安，《红色构成B》)，1935，英国泰特美术馆藏今年是蒙德里安诞辰150周年，杜塞尔多夫、巴塞尔和海牙的博物馆均将为其举办大型展览。然而，美术馆会倾向于以延时电影来展示他艺术发展的必然性：从早期的学术现实主义融入神智表现主义，后者被立体主义碾压，变成了长着暗淡枝条的灰色树木，又凝固成黑色的网格，它们之间的正方形和矩形渐变为白色，或填充红蓝。言外之意是，这种线性作品的演变必然也是线性的，但这与事实相去甚远。

蒙德里安，《盛开的苹果树》，1912年同样需要质疑的是“抽象”一词在蒙德里安的艺术中是否受用。他的网格被认为从树枝或城市街道中抽象而出，1919年后，它们作为一个残像而存在。如果用足够长的时间看《红色构成B》)，你可能只会看到一棵树或地图。事实上，蒙德里安作品中的抽象不是字面上的，而是联觉的——街道和树枝向他暗示的不是网格，而是切分，“构成”（Composition）之名由此而来。《灰树》（1911）的枝干出现在1935年的《红色构成B》)中，我们对蒙德里安的看法也需要重新审视。

蒙德里安，《灰树》，1911年《花瓶里的玫瑰》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关于这幅V&A馆藏的水彩画，还有一个问题是，它是在何时、为何被赠予本尼格森的？1938年，蒙德里安住到伦敦公园山道时，已经画了20年网格。但在英国人面前，他扮演了都市理性主义者的角色。 女画家威尼弗雷德·尼科尔森（Winifred Nicholson）在巴黎的火车上，惊讶地看到蒙德里安凝视着经过的乡村。原来他是在欣赏电线杆。对于尼科尔森的丈夫本（Ben）伦敦新工作室窗外的风景，蒙德里安的评价是“树太多了”。虽然，其中也许有作秀的成分，但设计得很成功。

蒙德里安，《水平的树》，1911年直到1920年代中期，画《构成》系列同时，蒙德里安依旧在画花卉，到了1926年，他创作了一百多幅类似的作品。“我喜欢画花。”他回忆说，“不是花束，而是一次一朵，这样我可以更好地表达它的结构。”梵高和乔治·勃拉克都曾以花为绘画探索的媒介。蒙德里安说：“我也发现花朵的外在美，但其中隐藏着更深的美。”出乎意料的是，他称赞威尼弗雷德·尼科尔森的花卉作品，这不仅仅是客道，蒙德里安以老练的运动领导者的眼光看待他们的作品。

蒙德里安，《构成第十号》 1939-1942不过，《花瓶里的玫瑰》感觉不比那些“晚开的花”更古老，这引发了两个问题。1911年，当蒙德里安把这幅水彩从阿姆斯特丹带到巴黎时，它仍然是他艺术的前沿。它从荷兰传统花卉研究中走出，粗糙的铅笔画和不和谐的调色板展示了蒙德里安与梵高的博弈。然而，在画了20年的网格后，蒙德里安为什么会想到把《花瓶里的玫瑰》带到伦敦？并且为什么选择它给了一个他尊敬的人？其中第二个问题可能更容易回答：本尼格森的口味偏向保守。除了蒙德里安的玫瑰，他还拥有17世纪的帕纳吉亚圣母像和一幅早期英国画家的彼得大帝像。在伦敦，蒙德里安创作了《特拉法加广场》（现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作品。他在公园山道的房间重现了巴黎蒙帕纳斯工作室的白墙美学，它既是一个创造蒙德里安的地方，本身也是一个“蒙德里安”。本尼格森并不反对现代——他曾为一本天主教杂志写过关于埃里克·吉尔（Eric Gill，1882—1940，英国雕塑家、字体设计师、版画家）的文章，但他似乎不太理解“新造型主义”。

2015年，泰特利物浦美术馆蒙德里安大展上重建的其工作室如果说这是1940年11月，蒙德里安送给本尼格森的临别礼物，也许是本尼格森自己选的。也有可能《花瓶里的玫瑰》是送给本尼格森的妻子奥尔加，奥尔加在1926年帮助绘制了现在位于北伦敦的图劳圣西里尔教堂的圣像（最初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制作的，2016年搬到了新家）。无论哪种情况，水彩画的吸引力在于它的正统。

蒙德里安，《杜鹃》，1910至于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把这幅水彩带到伦敦？”蒙德里安作为艺术家的发展并不像策展人们所暗示的那样，是一个“冷酷向前”的故事。《花瓶里的玫瑰》尺幅相对较大，这表明不是速写本上的草图，而是作为完成的作品。即便在巴黎涉足立体主义之后，蒙德里安也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早期作品，看看可以再挖掘出什么：梵高式的《杜鹃》（Rhododendrons，1909-1910；A617）被转译为立体主义作品 《No. X》（1912–1913；B25）。图像不会被丢弃，而应该被拯救。他在1919年的《花瓶里的玫瑰》中所见，与他30年前所见不同。再后来，它变成了线条和空隙的节奏。

蒙德里安，《红黄蓝的构成II》，1930其实，对于蒙德里安赠送给本尼格森礼物的具体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对于1957年捐赠V&A的情况也一无所知。除日期外，V&A 档案中没有任何书面记录。这并不足为奇，要知道蒙德里安在1957年的知名度远低于2022年。1955年9月，伦敦白教堂美术馆为蒙德里安举办的回顾展，是他首次在英国公共美术馆办展，如果本尼格森在1954年欲捐赠《花瓶里的玫瑰》给V&A，很可能会被拒绝。为什么本尼格森要将《花瓶里的玫瑰》捐赠？同样只能猜测。1957年，本尼格森已经78岁了，十年前他的妻子在伦敦去世。不久后，他去了美国，1962年在美去世。他可能是为了纪念他已故的朋友，或妻子，或为了感谢曾经拯救他的国家，也有可能是为了逃避美国税收。他安葬在纽约洛克兰郡的俄罗斯东正教公墓。他的妻子奥尔加·本尼格森的坟墓在东海格特公墓，离公园山道不远。

注：本文编译自《阿波罗杂志》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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