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哈鱼】三文鱼：我国在黑龙江放流了60年，正在为俄罗斯“昏迷”吗？

黑龙江是著名的中俄界河，我国境内主流长度为2821公里，下游通过阿穆尔河(Amur)流入鄂霍次克海。中俄两国的渔民共同在桂江进行捕捞活动，共享鱼类资源，三文鱼是其中关注度最高的特色鱼种。

中国人对三文鱼不陌生。它是一种逆流而上的鱼，幼崽在海里发育3~5年，成年后达到4.4 ~ 10公斤，平均长度为60厘米，一辈子只繁殖一次。每年秋天露水降下后，鲑鱼群进入候鸟高峰期，最终到达我国的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等水域产卵。也就是说，我国是三文鱼的词源国。

注：红色椭圆盒内是大麻三文鱼的主要词源国。

数据显示，黑龙江有106种鱼类，三文鱼是其中最著名的鱼类种类之一。黑龙江被称为“三文鱼之乡”。沿河的渔民收到了很多三文鱼的礼物，这种鱼经济价值高，历史渔获量大，是渔民重要的收入来源。

三文鱼之所以被认为是“鱼中贵族”，是因为它个子高，一条鱼平均3-4公斤，长肉多，肉质新鲜，营养丰富。第二，三文鱼一辈子只产卵一次，一个卵子像豆子一样大，直径7毫米左右，色泽红润透明，是制作鱼子酱的上等原料，在美国、日本、俄罗斯市场畅销。

正是这种商业价值极高的鱼，黑龙江出现了“资源锐减”的现象，自然资源濒临崩溃，黑龙江渔民也失去了“财富密码”。

三文鱼到底经历了什么？

据黑龙江水产局称，20世纪50年代三文鱼的渔获量达59.58万只，总重量为2085吨，创造了诱人的经济效果。巅峰时期的1963年，渔获量为128.6万尾，创下了4501吨骄傲的成绩。这反映了当时资源相当大。

70~80年代，三文鱼的资源不再强劲，产量波动大，生产年可捕获60万尾(1976年)，低产年仅为3万尾(1981年)，渔获量不足100吨。20世纪90年代，这种趋势进一步恶化，渔获量集中在30~100吨区间，过去的盛况再也没有回来。

随着渔获量的减少，亲鱼游泳面积的流失。20世纪90年代初期，业界专家对鲑鱼的储量进行了调查和估算，得出了令人遗憾的结论。

当时我国拥有的马哈鱼产卵场达到420万平方米，每平方米理论上可以产生2.24公斤的增殖量，可见我国潜在的马哈鱼渔获量应该在200万~ 250万米之间。但是90年代的实际捕捞为1.8万~ 13.7万尾，平均为4.5万尾，大大低于调查结果的评价。显然，鲑鱼资源已经陷入了明显的衰退。

黑龙江各地的渔民也表示了实情。历史上，三文鱼游泳的现象非常普遍，绥芬河的词源、饶河、虎林、洛北、黑河等地都有三文鱼的产卵场。直到20世纪90年代，很多产卵场开始消失或消失。例如汤王江、老丽江多年来鱼类洪水消失，黑龙江老北江段1999年仅生产了5条鲑鱼，2000年产量为零，这反映了亲鱼产卵场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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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的大马哈鱼也显示出了“难产”的迹象，具体“证据”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肥满度下降，亲鱼个体变小。据检测，雌鱼的肥满度系数下降至0.87，雄鱼则下降至0.91，大马哈鱼的平均体长、平均体重也都显著减小，和60年代的大规格群体差距明显。

其次是亲鱼的产卵能力降低。根据张觉民等学者的研究，1963年时大马哈鱼的成熟系数为15.6%~19.7%，但90年代时平均只有14.5%，雌鱼性腺成熟度差，平均排卵量不到3600粒/尾，卵子小型化的问题也非常突出。

大马哈鱼的危机

诸多调查表明，90年代是大马哈鱼资源锐减的关键时期！这一悲剧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

我国渔民作为传统开发者，自然负有一定的责任。国内形成了捕捞大马哈鱼的庞大队伍，专业船网发展到340~370只，配合三层挂网实施流刺网作业，捕捞对象全是远道而来的繁殖群体。多数渔民本着“能捕尽捕”的原则，重视捕捞但缺少资源养护，这是资源量减少的重要原因。

同样后患无穷的还有水质污染。2005年11月，约100吨硝基苯等苯类物质流入松花江，江面形成了80km的污染带，对黑龙江的水质造成了不利影响。诸如此类的污染事件均不利于大马哈鱼的繁殖——受天性影响，亲鱼只在遍布卵石（石块）、水质清洁的水中掘坑产卵。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黑龙江下游的拦捕。事实上，能成功洄游我国的大马哈鱼只是九牛一毛，充其量只占洄游资源的一个零头。早在下游的阿穆尔河，绝大部分大马哈鱼就已经遭到了大规模捕捞，河口的产量远非我国所能比肩。

资料显示，能成功洄游到中俄界江的鱼群约占总群体的5%，越往上游洄游，雄鱼的比例越低。在河口处，雄鱼占比为43%~47%，繁殖能力最佳；从河口上溯1500km处，雄鱼占比仅剩13%，繁殖能力大降。凭借着天然的地缘优势，俄渔民每年能稳定捕获上千万尾的大马哈鱼。

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大马哈鱼的年出鱼量维持在20~30万吨左右。以2010年的登记量为例，这一年的总产量为31.1万吨，对应着9100万尾成鱼。其中，日本的产量最高，独自占50%（北海道是重要的大麻哈鱼产卵地，且资源量丰富），俄罗斯和美国各占25%。

简单计算可知，俄罗斯的渔获量约为2275万尾，是黑龙江历史最高产量的17倍。因此，从鄂霍次克海洄游到黑龙江的这批大马哈鱼，基本都进了俄罗斯渔民的“口袋”。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而且还有实例佐证。在2011年，日本核泄漏事故引发海水污染，导致西北太平洋的捕捞业受到影响，俄罗斯在当年暂停了对大马哈鱼的捕捞。同年，黑龙江出现的鱼群便开始大幅度增加。而到了2012年，俄罗斯恢复的渔业生产，国内监测到的亲鱼数量再次锐减。这说明，下游的捕捞确实会影响上游的繁殖情况。

在各种威胁之下，黑龙江的大马哈鱼已经陷入危机，驼背大马哈鱼更是在多条支流绝迹，2007年时监测到的数量不到10尾。同年，我国将大马哈鱼列进了第一批重点保护的水生动物名录，资源恢复迫在眉睫。

黑龙江上游放流60年，全是在给俄罗斯“做嫁妆”？

为保护大马哈鱼，我国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增殖放流，即人工孵化鱼苗后再放归到自然水域。我国的放流历史可追溯到60年前，哈尔滨水产实验场率先在乌苏里江放流鱼苗。数十年来，抚远市已累计放流3400多万尾，东宁市放流1400多万尾。

有人可能会认为，我国的放流是“出力不讨好”，4年回归后大部分还是会在下游被拦捕。事实上，放流鱼苗是一件多方获益的活动，我国也不例外。例如：在2015年的放流效果评估中，我国的实测回捕率达到了0.295%，这表明放流确有成效。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坚持放流还能增加我国的“资源权重”。前文已提到，我国是大马哈鱼的鱼源国，而增大放流力度、提高资源的贡献比重，恰恰有利于我国获得前往公海捕捞的“入场券”（即获配额）。若真如此，那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也将是对黑龙江放流的最大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