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风流·杨海霞 | 金农：丹青不知老将至

《中国美术报》第52期 美术副刊

多年前，郑板桥这样评价自己的朋友金农：杭州只有金农好。

时间的过滤往往公正不倚。出生在杭州的金农被贴上“扬州八怪”之首的标签，这一标签的意义就是，直到如今，人们依然会认为，金农以神奇的方式，超越了他的时代和文化，他的价值无法低估。一如他毕生有金石之好，这种对永恒的追求，同时铸造了他的书画语言。

金农小像

八怪之中，我尤喜金农。他首先应该是以诗人雄名于世。几年前买到一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的《冬心先生集》，爱不释手。据说还有线装本的《冬心先生集》，看孔夫子旧书网，价格太高，却又极其想收入囊中，这几天辗转反侧，想来就为此事纠结。

金农的画，笔法古朴，拙趣横生，而他的漆书，“金农墨”浑厚如漆，与画相得益彰。我们看他的《杂画册》之《荷塘忆旧图》，就是如此。这是金农的一幅设色点染之作。画面，长廊，栏杆，荷叶清丽，一人凭栏赏荷。倒也是寻常景致，深深浅浅随意点染的绿便是那荷，并无技法精深之感。右上角题为：“荷花开了，银塘悄悄。新凉早，碧翅蜻蜓多少？六六水窗通，扇底微风。记得那人同坐，纤手剥莲蓬。”

【清】金农 荷塘忆旧图

清人方薰《山静居论画》云：“画有可不款题者，惟冬心画不可无题，新辞隽语，妙有风裁。”金农则自言，“每画毕，必有题记，一触之感。”读者无法不被金农浑然天成、耐人寻味的题识触动，又被这沉厚古穆的书法所吸引。纤手剥莲蓬，手有余香。荷塘清香四溢，静默不言。同坐的“那人”是谁？而今“那人”又在哪？夏荷之清香，阵阵袭来。“那人”寻遍画面不见，却又无处不在。你看着这花开了，这花又败了，世间的事情谁也说不准，你也无法一一去细说，然而此时说不定就在这荷塘边，你正与“那人”相逢。

此画作于1759年，即乾隆二十四年，此时金农已有73岁。

这一年，他自写小像，一飘然长须的老者，沉然前行。他以焦墨渴笔勾勒自己形象，漆书题款，曰：“予今年七十三矣，顾影多翛然之思，因亦写寿道士小像于尺幅中。笔意疏简，勿饰丹青，枯藤一杖，不失白头老夫古态也。”他也曾“家有田几棱，屋数区，在钱塘江上，中为书堂，面江背山，江之外又山无穷”，却终身布衣，五十岁以后才学画，老年时生活困窘，寓居扬州西方寺，靠抄经刻砚度日。1763年，金农77岁，殁于扬州佛舍。次年，由友人、弟子筹资归葬杭州。

与刚到扬州的落魄相比，金农也有“岁得千金”之时，但他好游历，卒无所遇而归。工书善画，好鉴藏，加之传统文人品格的束缚，“千金之财”也只能“随手散去”。

我倒以为这是金农乐意的归宿，不被世间财物所累，也不求闻达，一室之外，不过山水而已。

何况，金农还有两个最为得意的弟子，罗聘和项均，对他来说，也是圆满。后世也有许多金农的追随者。微博上有个叫老树画画，他的画面很简洁，不过是长衫、春光、山村、田园之类，人生智慧却也非常独特。每次看到老树的画，我总会想到金农。但是，看到老树的一个访谈，他正色说：我没有临摹过金农。

好吧。这位时常能创作出“非复尘世所见，盖皆意为之”的画作的金农，涉笔即古，脱尽画家之习，却又现代感极强。他宜古宜今，并不孤独。

《昔年曾见》，女子青衣素钗，清简素妍，神情安详，怀里抱着婴儿，静静地坐在树下。树冠上是一簇簇的朱红色叶子。她的眼前是淡青色的远山。右上题款“昔年曾见”，有着无尽意味。小字款云：“金老丁晚年自号也”。钤“金老丁”印。有说此图为金农在古稀之年所绘，寄托了对亡妻和早夭小女的怀念。

【清】金农 昔年曾见

昔年所见，不只是回望，也不仅仅是眷恋，更多的是对当下以及未来可安顿精神之处的寻觅，那是更宽广，更为豁达的所在。而人的存在，会使画面展现的不仅是一个空间，还是一个时间停止的瞬间。

金农在绘画里加入如此多的文化因素，而不是追求本体绘画。在他的作品中，时常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时间感，同时也有很强的哲学意识。有人称其为“传统中国最后一个文人画家”，并不夸张。

我们看到了《荷塘忆旧图》中并未出现却又无处不在的纤手剥莲蓬的“那人”，看到了《昔年曾见》中若有所思的女子……一切无常事物，无非譬喻一场。想起浮士德的呼唤：“请停留一下！”请停留一下。回望过去，还有如此旖旎的情绪。内质风雅，沉静如水，不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的哀伤。画家以或浓或淡的朱青勾勒，或深厚饱满或清淡苍茫，都已在丹青不渝中潜入读画人的心中。而你也会惊觉自己许多细微的情绪，正被他叙述。那种感觉，就如那日我走在绿荫蔽日的南山路，突然听到肖邦G小调叙事曲，这种平静而又惊艳的渗透。

金农30岁时始用“冬心”为号，取自唐崔国辅《子夜冬歌》中“寂寥抱冬心”之“冬心”。金农善画马、画竹、画佛像，尤喜画冬日之物，譬如，梅花。

我也爱梅。住的地方有个小院，前后都种了梅花，有婆娑的白梅、朱砂梅……有一日看一个画家的绿萼梅，雅致得不行，于是再补了绿萼梅种上。

【清】金农 梅花

吴昌硕自号“苦铁道人梅知己”，每每看他的梅花，我就很想在立春前后的时候去余杭塘栖的超山探梅，那是郁达夫笔下的超山的梅花：“梅干极粗极大，枝叉离披四散，……故而开的时候，香气远传到十里之外的临平山麓，登高而远望下来，自然自成一个雪海。”但是，终归觉得吴昌硕的梅花太气势捭阖，疏阔纵放。说起来，我还是喜欢金农的梅花，不疏不繁，松紧自如，在萧瑟冬日，有春风浩荡之姿。

“扬州八怪”中，不止金农，李方膺、汪士慎等也擅长画梅。据说李方膺画梅尤精，有印章曰“梅花手段”。汪士慎老年失一目，却挥写自如，自称“尚留一目看梅花”。金农之梅冷艳，或无数花枝颠倒开，或枝繁花繁地成长，或横枝疏影，或冻萼一枝，长在溪边，长在原野上，长在庭院中。它们是“水边林下两三株”，或是“驿路梅花影倒垂”，或是在“客窗偶见绯梅半树”，还有“吾家有耻春亭，亭左右前后种老梅三十本”等等。这些梅，总有清气，冷香裹在寒气里，有时以千花万蕊夹之，有时一枝梅花，影影绰绰的花朵，有时千枝万朵，占尽风雅，而点蕊时笔端有力，风神俱足，似乎将毕生心力一并融入画面，又有漆书题在一边，你不着迷都不行。

迷金农梅花的人很多。张大千最后的一个生日，台静农画了一幅繁枝，求简不得，多打了圈圈，张大千视为珍宝，竟说：“这是冬心啊。”记得董桥有写道：“四十多年前沈茵的舅舅收进大风堂旧藏金农墨梅一幅，画好诗好，还有张大千藏印，标价贵，买不起，错过了。”又有一处，“金冬心的梅花其实更可喜，一圈一圈圈出清白乾坤，听说代笔多，假的多，我不敢要。”董桥对金农的作品是心心念，他说自己金冬心的真迹买不起了，只好看看李智刀下刻的金农让自己心中舒服下。

就是这样，金农的梅花，在初春，在深冬，一朵两朵梅，一束梅花，或者一树梅，或者万枝梅，突然会花光迷离，让人将六朝山水弃之一边。

冬心是单纯的，有时甚至是寂寥的，他用笔简单，圈圈点点，不疏不繁，全是文人画的微妙之处。

在密萼繁枝之中，或者在寂寥的一树梅穿过篱笆而来时，看似漫不经心，却笔简意远、片片含情……

我早已奢望自己是金农笔下的一朵梅花（岂敢有一树之妄想啊），被他的笔轻轻润过，那一刻，想必就是他所指的“晚香冷艳尚在我毫端也”。

丹青不知老将至。无论何时，读金农，他都不老。

“扬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

□曹宗国

为什么人们把清代中期活跃在扬州地区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称为“扬州八怪”？权威的解释说是由于他们的艺术风格被正统画派视为不入流，这种解释其实是有意模糊和掩盖了他们的真实面目。

事实上，“扬州八怪”就是一群不合时宜的文化精英，他们远离庙堂官场，退居民间江湖，用故意搞怪的书画来愤世嫉俗、秉持清高，于是世人就用“扬州八怪”来赞许他们的为人和艺术。

首先，从社会经历和身份地位来看，“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都是些看透封建官场内幕，要么终生不仕，要么仕而退隐的读书人。比如最有名的郑燮（郑板桥），他本来在康熙年间曾经应试科举为秀才，雍正十年为举人，乾隆元年为进士，在山东范县、潍县当了知县，可是因为在遭遇大饥荒的年头请求救济饥民，态度、措辞激越，得罪了朝廷大官僚，于是托病辞官，归于江湖。

又如李鱓，他于康熙五十年中举，五十三年以绘画召为内廷供奉，但被排挤出来。乾隆三年又出任山东滕县知县，也是因为得罪了上司，在两革科名一再贬官之后，心灰意冷，从此到扬州卖画为生。

还有一个李方膺，本来是“官二代”，还当过乐安县令、兰山县令、潜山县令、代理滁州知州等职，而且为官时“有惠政，人德之”，却因为被人诬告而罢官，他愤而退隐南京，在借园当了寓公。

除此之外，另外几位更是以“鲁连”“介之推”为楷模，终身不仕。如高翔，终身一介布衣；金农一辈子未做官，虽曾被荐举博学鸿词科入京，却未试而返；黄慎自号“东海布衣”，家境困难，宁愿寄居寺庙也不去求一官半职；而罗聘则更是以江湖野老自居，自称“花之寺僧”“金牛山人” “洲渔父”，以示不与士大夫同流合污。

这样的社会经历和身份地位表明，“扬州八怪”都是些有着强烈正义感和高尚志趣的文化人。他们对当时盛行于官场的卑污、奸恶、趋炎附势、逢迎拍马等作风深恶痛绝，决心不与之为伍。他们才华出众，有着敏锐洞察力和社会良知，同情民间疾苦，于是就将自己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融汇在诗文书画之中，并借以抨击丑恶的事物和人，表达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因而形成了一种有别于正统主流的独创“怪异”的艺术风格。

比如郑板桥的书画就是如此。他把竹子画得艰瘦挺拔，节节屹立而上，直冲云天，有的“如雷霆霹雳，草木怒生”，有的则墨色水灵，浓淡有致，逼真地表现竹的质感，也传达出他的思想情感和志趣。他用汉八分杂入楷行草，自称“六分半书”，这种字体的意趣和精神是什么，从至今广为传世的“难得糊涂”那幅字里，人们完全可以体味出来。郑板桥公然宣称：“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一语道破了他的思想和艺术之所以“怪”的奥秘。

还有那个爱画鬼的罗聘，他笔下的鬼形形色色，但共同点是“遇富贵者，则循墙蛇行，遇贫贱者，则拊膺蹑足，揶揄百端”，而且“凡有人处皆有鬼”。你看，他哪是在画鬼，分明是在揭露那些趋炎附势、欺压贫民的贪官污吏。他的《鬼趣图》就是描画形形色色的丑恶鬼态，讽刺当时的世态人情，无怪乎当时的一些权贵官僚，看了他的画都摇头直称“怪哉、怪哉”。

“扬州八怪”都喜欢画梅、竹、石、兰。他们以梅的高傲、石的坚冷、竹的清高、兰的幽香来表达自己的志趣和精神追求。徐悲鸿曾在郑燮的一幅《兰竹》画上题云：“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奇，书画尤奇。观其诗文及书画，不但想见高致，而其寓仁悲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确实，作为封建时代的文化人，“扬州八怪”之怪， 正是他们傲世独立的高尚人格和艺术风骨之所在。

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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