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尹子 林建超棋谈 《敦煌棋经》之“经”的意义

　　2016年7月5日晚，2016女子围甲敦煌专场第7轮比赛结束后，前总参办公厅主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林建超将军在敦煌山庄“凉州别院”接受了新浪记者的专访。林将军定义《敦煌棋经》为中国南北朝围棋的黄金时期发轫的围棋经典理论的现存最早的实物文本，后世唐宋元明清，如《棋经十三篇》等围棋理论著作的体例也是沿用《敦煌棋经》的范式，几无二致，所以《敦煌棋经》的价值不啻为围棋的《圣经》。

　　如何解读《敦煌棋经》，尤其《敦煌棋经》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林将军旁征博引，纵论围棋大系，以下为专访林将军的实录。在必要的部分，酌情加以注释和解读。

　　关于围棋的竞技属性

　　借《敦煌棋经》，对围棋做个文化思考，这是抓住了一个关键点。现在我们一般说的围棋文化，容易说得有些泛，有时候呢，我们也没必要什么都觉得是围棋文化，而是要对围棋进行文化思考。围棋的本质，是竞技与文化的高度的统一，有机的统一。我们说竞技的时候，我们往往就竞技，说竞技，而且说文化的时候就文化，说文化，这两者有分离的现象。这是不对的。围棋的本质是竞技和文化的高度的、天然的统一。

　　为什么呢？围棋从他最早的形态，就是围棋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著名的关伊子，大致上和《左传》是一个时期，就是距今2500年左右，就是春秋时代。关尹子是老子的学生，传承了《道德经》。《关尹子》中，有一些内容时后人伪托，但是相当精彩的内容，经宋代硕儒考证是真的。即《关尹子》中保留了大量的、真实的古代的思想内容。其中关于围棋的，最著名的就是“两人奕相遇，则胜负见”。什么意思呢？两个人下围棋，遇到一后一定要分出胜负。这是两千五百年前说的，是什么概念呢？围棋从他的早期成熟形态，即两千几百年前，人们就一应意识到，围棋要分出胜负的，是要竞技的。也就是围棋有竞技的天然的元素或者要素。

老子和关尹子

　　注：《关尹子》九篇篇首“宇篇”：两人射相遇，则巧拙见；两人奕相遇，则胜负见；两人道相遇，则无可示。无可示者，无巧无拙，无胜无负。

　　关尹子塑像，应该立在国门海关，因为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海关官员。老子是周朝国家图书馆管理员，他饱览“集天下之典籍”后，把知识装在脑袋里竟要离开周朝。函谷关海关负责人尹喜就扣留老子，向他索取“知识关税”。待老子上缴五千言《道德经》后，才放他出关。《史记》载：“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言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始终。”

　　《关尹子》真伪难辨，大抵成书于唐、五代年间，但“疑古之风”也需要警惕，如《文子》被平反。应该是春秋季的“真实材料”的基础上，后人伪托成辑。“两人奕相遇，则胜负见”，强调的是“围棋即胜负”。与此相较，“射”也是竞技，但《关尹子》说，比的是“巧拙”。以此类推，其他竞技项目无非比“更高、更快、更强”，惟围棋的“竞技属性”是“胜负”。林将军认为，中国古人在围棋“成熟形态的早期”，就抓住了围棋即“竞技、胜负”的本质核心。

　　围棋的文化属性

　　同时呢，围棋又是文化的。为什么呢？因为从最早的记载围棋，描述围棋，解读围棋，理解围棋，传播围棋，人们所采用的都是文化的形态。总结来说，对围棋的表述既有竞技的形态，也有文化的形态。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是“五赋三论”。“五赋三论”是东汉、三国、魏晋到南北朝期间出现的最优秀的围棋辞赋和围棋论文，我们姑且叫做论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这些带有很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辞章非常华丽的围棋论述，宋朝以后概括为“五赋三论”。这八篇对围棋做了概括性的、高深的且非常华丽的描述，读“五赋三论”，首先是巨大的艺术享受。这些都是在隋朝以前完成的，“五赋三论”最晚的一篇就是梁武帝的《围棋赋》，包括收录到《敦煌棋经》的梁武帝的《碁评要略》。

梁武帝《碁评要略》

　　注：宋代高似孙的《纬略》一书，高似孙曰：‘棋有赋五，一曰汉马融《围棋赋》，二曰晋曹摅《围棋赋》，三曰晋蔡洪《围棋赋》，四曰梁武帝《围棋赋》，五曰梁宣帝《围棋赋》。棋有论三，一曰汉班固《弈旨》，二曰魏应玚《弈势》，三曰梁沈约《棋品序》。

　　东汉至南北朝是围棋的烂熟时代，尤其南北朝“隔江而治”吵“中华正朔”之余，还“史上首次”搞过围棋“南北对抗赛”。北魏孝文帝派学棋少年范宁儿访南齐，下赢了齐武帝指派的一品高手王抗，其轰动效应不亚于当今的“擂台赛”。“五赋三论”是当时围棋繁盛的文学表现，但不属围棋本身的专业理论著述。

　　《敦煌棋经》的价值和意义

　　那么《敦煌棋经》，它出现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敦煌棋经》里面包含着很多很多的围棋的“中国之最”或者“世界之最”。而且在围棋史上具有开端、发端性质的很多东西。而我们刚才所说的“五赋三论”，基本上还是以文学体裁的形式出现的，对围棋的描述、解读、认识其目的基本上是为了传播。这种文学体裁固然有它的优势，但是也不能说是传播围棋理论，围棋思想，围棋法则的标准载体，能够系统、完整地予以表述。《敦煌棋经》的出现，这里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几个重大的意义。

　　第一个呢，是正式地发端了一种围棋经典理论著作的载体形式，就是“棋经”。“经”中国古代，对各种学派、理论体系，甚至某些领域最经典的著作的称谓。比方说，《道德经》。更早就有《易经》。这些都是我们最初认识宇宙、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认识各种事物的最根本、最经典的东西，所为“经典”就是回答最根本问题的东西。所以“棋经”就是回答棋最根本、最经典问题的理论著作的载体形式。而《敦煌棋经》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此。

　　但是过去，我们的研究并没有注意到它和“五赋三论”为代表的，文学体裁的围棋著述的区别在哪里，即以前的研究没有抓住“经”的意义。《敦煌棋经》被尊为“经”，被赋予的高度就不一样，即《敦煌棋经》是围棋领域理论法则的经典，即回答最根本的问题，同时也是诠释最根本问题的依据。遗憾的是我们过去从文化的角度解读《敦煌棋经》的时候，没有抓住这个核心，和其他围棋理论作品同等看待，一律看待，或者是一般化地看待。这就忽略了《敦煌棋经》最根本的意义好价值。

　　实际上你只要读了《敦煌棋经》，你就一定会得出结论，它比所有的描写围棋的文学作品都要高深得多，系统得多，理论性、指导性、可操作性都要强得多。我所说这几点，都是客观存在，不是刻意拔高。

敦煌棋经

　　围棋的黄金时代，士大夫文学家们讴歌围棋的“五赋三论”得以留存后世，围棋的技术类专业理论著述则不见经传，是可以理解的。《敦煌棋经》为什么是“经”，是因为以“实物”证据揭示了南北朝围棋的黄金时代，围棋专业的理论体系已经建构起来的这个事实。《敦煌棋经》虽然只是残卷，所余不过2300余言，但比“五赋三论”更能雄辩地证明南北朝围棋所取得的成就。简言之，四千年围棋至南北朝时代发展出了形而上的围棋理论体系，《敦煌棋经》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