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初 黄建初：为围棋不忘初心 为建设法治国家出力

黄建初

　　文章来源：黄建初

　　一、上海市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

　　1960年秋天，我进入上海市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这是一所实行教育改革的五年制小学。小学校长李鸿钧是一个围棋爱好者，大约在三年级时，他请校外的一位姓王的老先生办了一个课外的围棋班。我参加围棋班之后开始入门，立刻对围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步也比较快。大约一年之后，参加当年的上海市少年儿童围棋赛，在儿童组获得第五名。之后，我又参加了上海市黄陂北路304棋室的围棋培训班，印象中是每周末去上一次棋课。我当时加入的是中级班，初级班的围棋老师是邱佰瑞，中级班的围棋老师是1964年国家体委正式确定的第一批职业棋手中的孙步田三段。他是苏州人，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他一口浓重的吴侬软语，教孩子们下棋很认真，也很有耐心。

　　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是上海市开展围棋活动较早的重点小学之一。文革中曾中断了几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又开始恢复。现任国家围棋队领队华学明和她哥哥华伟荣当年也都是在这个小学受到围棋的启蒙教育。

黄建初迎战韩国高手

　　二、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1965年夏天，我小学毕业，正准备考中学。上海市青少年体校的老师到家里征求意见，希望我能去少体校的围棋班。父母都是医务工作者，一开始不太同意我上少体校，希望考重点中学将来能学医。但他们比较民主，征求我的意见，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要下围棋。于是，我就免试顺利进入了位于虹口区水电路的上海市青少年体校。上海市青少年体校是培养上海市体育后备人才的一个基地，各项运动都有，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网球、田径、游泳、体操，等等。当时的围棋班中，师兄有华以刚、邱鑫、韩启姚、宋连富、吕国梁、戴庆中、潘秋荣、谢裕国、杨以伦、周幸中等，师姐有朱耶兰、许宛云。我1965年秋天入校，同时入校的还有一个女孩，我们是文革前进入少体校围棋班的最后一批学生。

　　入校以后，一般是上午半天文化课，下午半天进行围棋训练。少体校的围棋指导是国家体委1964年确定的职业四段赵之华，他身体不太好，但对我很关心。当时我们每次下训练棋，都要记谱作为训练笔记，并在下课时交给赵指导。他有良好的国学底子，在每一次的训练笔记上，都会用红笔勾出棋谱中下得比较好的着法，并言简意赅地批注“此着甚好、妙手”；也会用蓝笔勾出我下出的臭棋“此着大恶、俗手”，等等。这样比较规范的训练大约持续了一年。我入校的时候定的是五级，一年后已经升到了二级。当时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两件事：一是，在上海市体育俱乐部观摩1965年的中日围棋友谊赛。赛场是在市体育俱乐部的一个室内篮球场中，我们在赛场周边复式二楼的楼道里从上面往下看棋，由于楼层不是很高，居高临下，棋盘上的黑白棋子看得很清楚，棋手沙发边的小桌上还有茶、咖啡和点心等。中方参赛棋手有陈祖德、吴淞笙等。二是，每周六下午在我们回家度周末之前，到当时的上海棋社，请一批老棋手给我们下指导棋。我记得有刘棣怀、王幼宸、林勉、曹钧石等老先生。有一次，刘老给我下了一盘授三子的指导棋，我小胜，这盘棋后来还刊登在1965年上海围棋月刊第12期的少年园地上，刘老亲自作了点评，给我很大的鼓励。

　　三、上山下乡北大荒十年

　　1966年夏天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将围棋作为“四旧”给彻底砸烂了。因此，在少体校的后两年，训练已经无法正常进行。1968年9月，我初中毕业，主动报名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上山下乡、屯垦戍边。当时一起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少体校同学前后两批有30多人，我是唯一一个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围棋队也就我一人。一师一团三连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地区瑷珲县，在黑龙江边，是战备值班连队。我在连队六年，先是农工排战士，后来调到连部班任班长，兼任出纳、统计、文书，还担任过连队的司务长。1974年入党后被调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司令部计划建设科任参谋。1976年，兵团撤销，一师并入黑龙江省北安农场管理局，继续在农场管理局计划财务处工作。1978年恢复高考，在北安县城参加高考，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在北大荒的十年，我没有摸过围棋。

　　四、北京大学

　　1978年秋天到北大报到后，法律系宿舍在37楼第三层，一楼有图书馆系等，二楼为经济系，四楼为国际政治系。78级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经过全国统一考试入学的学子。当时法律专业恢复还不久，法律系在北大还是个小系。当年就招了我们一个班。法律系77级同学有80多人，78级有65位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年龄最大的31岁，最小的17岁，期间跨度达14岁。我当时25岁，在班里属中等偏上一族。入学没多久我就发现，同学们中竟然有为数不少的围棋爱好者。不少宿舍的床上、桌上随处放着棋具；有的同学上课时还带着棋书，随时翻阅；一有空闲就摆开战场，大砍大杀。我很自然地就参与其中。由于比较扎实的围棋童子功，很快崭露头角。1981年北京大学全校运动会，我获得了围棋项目的第一名。1981年北京市高校围棋赛，我代表北大参赛，获得个人第五名。还记得当时班与班之间、系与系之间经常有一些友谊对抗赛。每当我代表班、系出战时，班里的棋友都紧紧地围在一边观看、助阵。不论我是以微小差距险胜、还是屠龙成功而班师回朝时，同学们的兴奋之情都溢于言表，年青学子们的争强好胜之心在纹枰对抗中得到宣泄。记忆中，在当时的这类对抗中我很少“铩羽而归”，能在北大这样一个人文荟萃之地“捷报频传”，使我也颇有一点“成就感”。从围棋中获得的自信也使我这个并未接受过完整中等教育、基础较差的学生顺利完成了北大四年法律专业的学习，为毕业后从事立法工作打下了基础。我们法律系78级同学当中，大约有一半以上都成了围棋爱好者。其中，孙晓宁同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北大、清华的“京华杯”比赛中多年作为北大教工队的主力参加了比赛，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班同学段艳芳的父亲曾经在北京棋院工作，与过惕生老先生相熟，通过她的引荐，过老在家里给我下了一盘指导棋。下棋前我直接放上了两子，但过老坚持只能让先，这盘棋我小败，过老又为我作了详细的复盘指导。

　　五、全国人大常委会

　　刚到机关初期

　　1982年夏天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经济室。1983年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后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当时分管经济法室的法工委领导是宋汝棼副主任，他酷爱围棋，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下棋是人生的模拟”，当时他还兼任北京棋院的院长。到人民大会堂机关办公室报到的第二天，他就邀请我到家里下了一盘棋。我的直接领导傅洋也是围棋爱好者，我们经常在工作之余对弈，乐此不疲。这一段我棋下得比较多，1983年北京市首届业余围棋定段赛，通过比赛，取得北京市业余5段证书。此外还参加了当时北京市的各类业余围棋比赛，有时候还到位于西城区西旧帘子胡同的北京棋院下棋。

比赛照片

　　1988年5月13日，全国人大机关成立了弈友围棋社，名誉会长是叶飞和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社长是宋汝棼，顾问有曾涛、项淳一、陈祖德，教练有华以刚、吴玉林，我是围棋指导。弈友围棋社成立后，宋主任与中信集团总经理王军商定，我们与中信集团的棋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过一次友谊赛。双方各出了十多名棋手，中信集团的整体实力明显在我们之上，我们几乎全军覆没。我在第一台执白与常振明对弈，奋战到终局粘劫收后半目胜，总算为人大机关挽回了一点面子。

　　中国棋院陈祖德院长曾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每年春天的两会期间，我经常被机关派到上海代表团驻地担任联络员，收集对法律草案的意见。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请陈老下指导棋。一般先放上三子，但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了，每次都坚持只授两子。后来他以中国棋院的名义给我颁发了中国棋院业余5段证书。

　　1989-2010

　　这一期间，由于经济立法的工作任务越来越重，我全身心地投入了经济立法工作，先后任经济法室副处长、处长，室副主任、主任。参与了统计法、会计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公司法、农业法、草原法、水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防震减灾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反垄断法、城乡规划法、可再生能源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企业破产法、水土保持法、海岛保护法、旅游法、预算法等五十多部法律草案的起草、修改等工作。因此，这一期间我很少下棋。但是，我始终关注着围棋事业的发展，长期订阅围棋刊物，观看电视围棋节目。在紧张繁重的工作之余翻阅围棋书刊，一直是我用脑转换、减缓脑力疲劳、涵养身心的有效方式。

　　2011年春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吴邦国委员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当年，我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011年至今

　　2011年之后，我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又开始与围棋续缘。宋汝棼主任是北京燕山手谈社的创始人之一，还长期担任中国围棋协会、北京市老同志围棋协会的顾问。我也因此较早成为燕山手谈社的成员，但是前期由于经济立法工作任务繁重，很少参加手谈社活动。2011年后，我逐步恢复参加手谈社的有关活动。

　　2013年，我年龄到限，全国人大常委会预工委副主任职务被免。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在2013年延续当年的弈友围棋社，成立了全国人大机关围棋协会，我任会长。从有关方面了解到韩国国会议员中有很多围棋爱好者，他们有一个议员棋友会，大约有30多位成员，一直有与我国立法机关开展围棋交流的意向。而我国人大由于无适当人选，一直未能实现。在参加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经济界别小组会议的时候，我遇到了几位多年的棋友，包括原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看到政协中有不少棋友，就想能否以中国政协委员的名义与韩国议员开展围棋交流。当时的全国政协机关的有关领导对此也很支持。中韩双方后来的沟通、联系、协议进程非常顺利，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从2013年开始，连续三年进行了交流。2013年夏天，韩国议会棋友会10位议员来访；2014年夏天，中国政协10位委员回访；2015年夏天，韩国议员再次来访。三届团体交流，我们两胜一负，双方个人总胜负局数不相上下。我三次比赛六轮全程上场，四胜两负。在第一届比赛后的双方联谊棋赛中，我和中国围棋协会王汝南主席执黑对阵韩国议会棋友会会长元裕哲和著名棋手曹薰铉九段，结果黑棋盘面七目，按照中国规则，需要贴七目半，我们负半目；但如果按照韩国规则，贴六目半，则我们胜半目。王老赛后对我说，这个结果太好了。在此后的几次交往联谊中，我先后与李昌镐、刘昌赫、曹薰铉都下过一盘授子指导棋。2014年访韩期间，韩国棋院授予我韩国业余五段的证书。2016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政协委员与韩国议员的围棋交流暂时中止。

　　2014年，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杜鹰、常振明和我联名提交了关于围棋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提案。全国政协办公厅每月在政协礼堂举办一次在京委员活动日，活动项目之一是请专业棋手给委员和政协机关中的围棋爱好者下指导棋。我只要没有紧急公务都争取参加。王元、方天丰、金茜倩等专业棋手都给我下过指导棋。

　　此外，我先后参加了全国老同志围棋协会的“劲松杯”、北京市老同志围棋协会的“陈毅杯”“忘忧清乐杯”比赛，还参加了“京贤杯”“炎黄杯”“名人教授杯”“老知青杯”“谁是棋王”“铁军杯”“校友京华杯”，以及中韩业余围棋赛等比赛，以棋会友、以棋为乐、胜固可喜、败亦欣然。

　　为了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促进围棋事业可持续发展，参与了一些围棋推广普及活动，例如全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和全国城市围棋联赛的有关活动等。此外，作为全国人大机关围棋协会会长，还组织机关围棋协会的棋友，与全国政协机关、北京市机关、中国通用集团公司等单位的棋友开展交流、联谊活动。

　　六、参加围棋活动的感悟和收获

　　围棋是我终身的爱好，从小学棋，一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围棋带给我很多。新中国围棋事业的奠基人、老一辈革命家陈毅元帅关于围棋的三句话从小就印入了我的心底。一是，“围棋易学难精，愈精则趣味愈浓”；二是，“棋虽小道，品德最尊”；三是，“国运兴，则棋运盛”。回过头看，围棋使我树立了自信，懂得了输赢，学会了顺其自然，围棋是我心灵的港湾。围棋不仅仅是竞技游戏，而是艺术、是哲学。棋盘就是宇宙，纵横19乘19形成的361个交叉点代表着360个天体和位于中央天元的太极。360在我国农历中是一年的日数，将其一分为四，分布于棋盘四隅即为春夏秋冬，白子与黑子形成昼与夜，围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世界。在对弈中无处不在的先与后、快与慢、轻与重、大与小、厚与薄、弃与取、张势与夺地、进攻与防守、局部与全局，处处闪耀着人类辩证思维的智慧之光。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利益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可以想见，围棋这个集“天人合一”、“厚德载物”等中国传统哲学、道德精粹于一身的中华瑰宝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并将最终推向世界。通过下棋形成的两项习惯使我获益非浅：一是下棋形成的大局观。毛主席曾在其文章中指出，胸中没有全局，是落不下一个好子的。在经济立法工作中，中国是一个东中西部地区差异较大、发展不平衡的大国，经济立法经常要在矛盾的焦点上砍一刀。因此，必须要有大局观念、全局意识，坚持党的领导，做好统筹兼顾。在国家预算编制审查工作中，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也非常重要。二是下棋养成的复盘习惯，使我在工作学习中随时注意复盘，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经济立法工作中，每完成一部立法，我都组织经济法室参与该法工作的同志撰写释义，一方面是为了宣传法律，另一方面也是对该项立法工作进行复盘。人生如棋，棋如人生，围棋中的布局、中盘、收官大体相当于人生中的青少年、中年和老年，人生中的顺境与逆境、成功与失败、得意与悔恨、欢乐与烦恼在三尺棋盘中都能体味到，但人生与棋局的最大区别是“人生”是无法“悔棋”的。无论是对于下棋还是工作，我总结了四句话：争下先手棋，多下本手棋，慎下强手棋，不下随手棋。

饭桌上的黄建初

　　我现已退休，进入了人生的收官阶段，有条件更充分地享受围棋的乐趣了。人工智能介入围棋，进一步彰显了围棋以简驭繁、博大精深的价值，也使围棋更加有趣了。我很喜欢名字中的“初”字，出生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成长和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为建设法治国家、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出了一点力。所谓“初心”，就是在人生起点所许下的梦想，是一生渴望抵达的目标，围棋就是我的初心。不忘初心，就有不断前行的力量；不忘初心，方能善始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