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

  近期以来,围绕外籍球员归化成为了当下中国足球的一大热点,各种争议不断。从有关方面为中国足球发展、提高中国足球水平而出台相关政策的本意来说,“归化”原本应该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希望起到某种催化作用,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却开始全面走样,逐渐成为当下中国足球急功近利的另一种体现。如此势头,不要归化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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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功近利阻碍中国足球发展

  当前,中国足球无论是整体的社会影响抑或还是竞技运动成绩不佳,原因很多也涉及各个方面、各个层面,但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急功近利!”无论是管理者抑或还是从业者本身,都希望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目前中国足球落后之局面,心情可以理解、出发点或本意也不错,拟定了诸多良策。但在具体的实施与执行过程中,常常采取“极端”的手段与方式,“毕其功于一役”,尤其是在对待作为中国足球“龙头”的国字号队伍建设方面。从职业化改革之前到职业化改革之后、以及当下正在进行的二次深化改革,这个过程中,有着太多的深刻教训,甚至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里就不再赘言。[无需下载注册即玩!最强H5足球经理球王之路]

  从“扬弃”的角度,当中国足球再一次准备更换领导层、再一次准备全面实施深化改革之时,如何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与做法?这应该是相关的管理部门首要思考的问题,营造中国足球公平而正义的“大环境”,尤其是在制定政策时要注重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以及社会影响,关注民众以及球迷的实际需求,让中国足球真正走上健康发展之路、让中国球迷真正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应该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唯如此,中国足球才能真正“站起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相关管理部门与单位还应当积极地完善中国足球的各种体系与保障体系,减少从业人员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以及恐惧感,从而提高整个社会对中国足球的那种积极情感、帮助各界消除对中国足球的负面情绪,从而促进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并为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可以这么说,这应该是当前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个基本共识,只有达成了共识,才能更清楚、更准确地理解、消化高层出台的相关政策,确保政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不走样、并扎扎实实地为中国足球的发展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之于“归化”政策,恐怕同样如此。过去这么长时间以来,外界诟病中国足球最多的,就是只顾眼前利益、不注重培养年轻球员,职业俱乐部也是只知道“挖人”,把青少年球员的培养从“青训”变成了“青购”,导致中国足球在人才方面出现断档、青黄不接显现越发严重,到国家队层面问题更为突出。所以,如果将有关方面出台的“归化”政策理解成为当下解决中国国家队人才青黄不接的一种手段与方式,则无疑又在重复过去这么多年来为外界所诟病的“急功近利”的老毛病。这应该为有关方面所坚决抵制,不能让“归化”成为当下中国足球的一种“时尚”,更不能让其成为某些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投机取巧”的一种新手段,加剧中国足球的“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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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化”仅是一种有益补充

  今年5月底,第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和中华海外联谊会五届一次理事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充分肯定了中华海外联谊会四届理事会取得的成绩,深刻分析了港澳台及海外联谊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号召广大海联会理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化新一轮对外开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推进人类文明互鉴作出更大贡献。会议期间,习总书记回见了全体代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祝贺,向世界各地华侨华人致以诚挚问候。

  某种程度上,习总书记此次回见华侨华人,可以说是为当下中国足球的“归化”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指明了方向,或者说是确立了一个大原则,就是:当下中国足球运动员的归化事宜,当以华侨华人为首要目标,也就是首先是有血缘关系。足球梦是“中国梦”中的一部分,无论海外华侨华人,抑或还是中国人,大家都有共同的梦想、共同的目标。作为侨务工作,吸引这些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起努力,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哪一方面来说,都有着现实意义与积极意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引进李可之后更受到欢迎、而不像某些投机的俱乐部欲引进埃尔克森、高拉特等这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外籍球员引发激烈争议的原因。

  事实上,在这方面,我们早就有过成功的案例,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出生在英国的华裔运动员华天代表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马术比赛,填补了中国体育史上的一个空白。而且,无论是具体的实施效果以及整体社会反应来看,都是积极的、正面的。这应该成为中国足球在运动员归化的一个参照、一个标杆。

  所谓的“参照”与“坐标”,就是让华天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马术比赛,仅仅只是一个“有益的补充”,起到某种“催化作用”,毕竟马术运动在我国并不普及,通过吸纳华天参赛,以进一步推广马术运动在国内的开展与普及。只要稍微看一下目前社会上开设的各种青少年马术班,或许就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其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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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并不是归化的首要标准

  今年早些时候,韩国媒体曾披露过这样一则消息。2018年平昌冬奥会之前,韩国方面为寻求在家门口进行的冬奥会上的全面突破,先后归化了15名运动员,分布在各个冬季项目之中。但奥运会之后仅仅一年,15名归化运动员中就只有6人还留在韩国,其他9人则已经全部离开。此外,在留下的6人中,3人已经选择前往美国留学,至于学成之后是否还会返回韩国?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地答案。平昌冬奥会结束之后,围绕着这些归化运动员与归化过程,出现了各种腐败甚至是性丑闻,对整个韩国冬季运动不仅没有起到正面的积极意义,反而令韩国民众好不生厌。

  这似乎与中国足球当下的“归化热”毫不相干的一则新闻,但实际上,当我们在大力推行“归化”之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并存,在充分肯定归化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其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甚至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换而言之,韩国冬季运动项目的归化,完全可以作为中国足球的“前车之鉴”。

  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第三十一条曾明确写道:“精心打造国家队。发挥制度优势,强化组织领导,增强国家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打造技艺精湛、作风顽强、能打硬仗、为国争光的国家足球队,以优异表现振奋人民群众信心、激发青少年热情、促进全国足球发展。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符合球员身心特征和当代足球发展趋势的技术路线,稳步提升国家队水平。”习总书记在去年曾明确强调:“对国家队运动员,要提高运动素质能力,也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他们的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

  可以说,不管是总书记的指示,抑或还是足改“五十条”,都为当下足球运动员“归化”做出了明确的规范与要求,即归化球员首先应该是人品、球品,要对中国这个国家有认同感、自豪感,进而对中国国家队有认同感、自豪感与使命感,是真心实意地愿意代表中国国家队参赛,而不是首先看在“钱”的份上,“为钱出战”。如是,则与“洋雇佣兵”毫无区别。

  今年1月份亚洲杯小组赛上,出战中国队的菲律宾国家队11名首发球员中,10人为归化球员,但绝大多数连菲律宾国歌都不会唱,如此队伍何以有战斗力?卡塔尔国家队在今年亚洲杯赛上夺冠,靠的是一批从多哈精英学院中培养出来的运动员,但在靠“青训”培养出自己的优秀球员之前,卡塔尔因为国家小、人口少,“雇佣”成瘾,早在1997年十强赛期间,就曾爆出过临阵拉拢“雇佣军”出战十强赛的消息,但由于成绩不理想,“雇佣军”成为众矢之的,最终不得不将“雇佣军”清理出队,而在大连金州3比2击败中国队的卡塔尔国家队,恰恰是在“雇佣军”被清理之后。以史为鉴,以邻为鉴,这些情况决不允许出现在中国足坛!

1997年十强赛期间卡塔尔雇佣兵被清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归化”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火烧身”。就像笔者在2008年世界杯预选赛20强赛期间“打掉”卡塔尔队的归化球员埃莫森那样,尽管国际足联是明文批准了的,但依然还是被笔者揪出其中的“漏洞”。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各种共享,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球员入籍,哪怕是得到了国际足联的批准,也随时有可能被人找出漏洞或把柄。所以,以笔者的实战经验,在“归化事宜”的操作上,必须要确保百分之一万不出任何纰漏。

  打掉埃莫森

  所有这些,其实都为中国足球如何更好地使用好目前的“归化”政策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断然不能仅仅盯着世界杯出线而忽略了这些基本的原则与要求。所以,我们在执行政策之时,首先要正确理解出台政策的本意,站在中国足球整体发展的高度与角度、立足长远,确保政策落地不走样,而不应该让政策成为某些有钱人、投机者“投机取巧”的一种手段与方式,进而扰乱中国足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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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归化前细则需先行一步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想当初,中国职业联赛中推出“U23政策”,从拟定这个政策的出发点与本意来说,无可厚非,就是希望能够让中国的本土年轻球员能够在职业联赛中得到更好的锻炼,从而加快年轻球员的成长,不能让金钱左右职业联赛、砸钱靠外援来拯救职业联赛。但是,之所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出现“幺蛾子”,甚至在今年上半年联赛中出现“闪上闪下”的情况,恐怕并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在于执行之前的诸多细则指定出现了问题、留下了太多的漏洞与操作空间,导致政策的初衷得不到贯彻。

  类似的情况其实有很多,说到底,根本还是管理部门、管理单位在理解政策方面出现了偏差,或者是受到了某些私利的影响,无法站在整个中国足球发展的高度与角度,去拟定合理而科学的细则,确保政策落地并保障初衷不走样,进而让“新政”成为扰乱中超联赛、偏离正确发展轨道的“弊政”。

  同样的道理,对于现在的“归化”政策,中国足球相关的管理部门应该更进一步细化相关的规则。譬如,明确在一个赛季之中,一家俱乐部就只能有一名或者两名归化球员。而且,不管是有血缘关系还是没有血缘关系,必须要尽快规定具体的人数限制。之所以提出这一点,很重要就在于任何一国或地区的联赛,公平、公正是首要问题,不能让一家俱乐部成为“雇佣军”的集中营。迄今为止,所有没有血缘关系的外籍球员的入籍问题,都是国内某些俱乐部以高薪吸引对方入籍,然后完成相关手续。这些球员与“雇佣军”并无太多差异,也就是说,谁有钱谁就可以这么“玩”。不管是从公平、公正的角度抑或是从发展本国足球事业的角度,绝对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与继续。在近些年的职业联赛发展过程中,类似以往“七外援”等不公平政策,决不允许再现。更进一步,如果“归化”球员过多,对中国青少年球员培养与体系的建设也是相当不利的。

  在这方面,不管是东南亚抑或还是西亚,都有相关的限制规定。譬如,以越南联赛为例,除了规定了每队可以最多注册3名外援之外,每家俱乐部最多只能拥有一名归化球员。而在西亚,不管是阿联酋、卡塔尔,除了外援之外,都规定每家俱乐部最多只能注册2名出生在本土、但并未入籍的外国球员。类似这样的规定,中超联赛中同样需要且应尽快出台。

  单纯指责某些俱乐部“投机”、“功利”并没有太多的意义,真正的核心问题恐怕还是在于如何从源头杜绝这种“投机”与“功利”的做法,让这些行为没有“市场”与“空间”,这才是管理者真正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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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足球引领问题亟待重视

  这些年来,中国足球形象不佳、成绩不理想,各方面都很着急,也在想尽办法尽快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忽略了一个“引导”问题,即某些人总是想着用“金钱”来解决问题。譬如,一谈到“青少年球员的培养问题”,就大谈“8年投入26亿”进行所谓的“深耕青训”,并号称“已经开始取得阶段性成果”。可徐根宝基地用8年的时间已经培养出了一批有有特点的青少年球员,且个别球员已经开始在国家队崭露头角了,总花费也就不到1个亿;鲁能足校8年的时间里也培养出了多名球员在中超赛场上驰骋了。而号称“8年26亿”的某些球会不仅没有无人真正成长起来,反而像台野蛮的挖掘机让中国的青少年球员这片土地留下满目疮痍。

  而今,在“归化”欲掀起“大潮”之际,某些俱乐部又开始“大撒金元”,这对中国足球其实是更进一步的伤害。在过去的一个周期中,恰恰是“一切向钱看”的这种完全错误的做法与导向,引导中国足球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如今,这样的趋势似乎还在进一步加剧,让中国足球除了“钱”之外还是“钱”。这是一种需要纠正的“导向”!

  当我们都在谈论着“足球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倡重视足球运动的开展时,我们不能忘记了习总书记有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的讲话精神。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价值追求的指引;中国足球的重振,更不可能离开足球文化建设。

  当我们感慨中国历史上盛唐之强盛时,不是因为唐朝的GDP有多高、有多少钱,而是因为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这样一批伟人为代表的盛唐文化。就像日本足球强大,不是因为他们自1998年以来连续进军世界杯,进军世界杯仅仅只是一个“表象”和“果”而已,真正强大的是他们的足球文化已经自成体系。所以,即便是日本职业联赛在亚足联公布最新的各国联赛排行榜上已经下跌至亚洲第六位,但依然有很强的号召力,在世界足坛,依然还是公认的“亚洲第一联赛”。而中超联赛尽管目前已经在亚足联公布的技术评分表上排名第一,但外界依然仅仅只是认可中超“烧钱第一”。

  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中国足球急需结束“有钱任性”的时代,而那些“有钱”的足球俱乐部需要在中国足球的引领方面扮演真正的正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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