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几下撞得很用力 融媒·见证|最后的馈赠！心跳虽然微弱，可每一下都撞击出了光和热

　　曾是医学生的周丽(化名)，深知遗体紧缺，身患癌症晚期用尽全力填写遗体(角膜)捐献申请表;

　　深爱妻子的郑军(化名)，顶着他人的不解，只想帮助妻子完成最后的心愿;

　　红十字遗体、角膜捐献工作志愿者张镜宇，12年来看到了越来越多人加入这个队伍，燃烧生命最后的光和热。

　　济南白云医院的病房里，周丽看着郑军和张镜宇没有说话，眼神中尽是感谢。而周丽，也值得我们道一句：谢谢你。

　　“我知道，遗体太紧缺了”

　　2019年8月，周丽终于受不了了，不知道从身体何处传来的隐隐疼痛，折磨得她整日打不起精神。丈夫郑军陪她前往齐鲁医院检查，得到的结果让正处不惑之年的夫妻二人，僵在了医生办公室里。

　　“肺癌晚期，骨转移。”郑军说，诊断书上的这两个名词熟悉又陌生，医生的解释他只机械地点头，其实自己头皮发麻，一句也听不进去，因为最终的结论几乎是毫无希望的——错过了做手术的最佳时机，只能用药“熬”着了。

　　今年8月11日，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周丽躺在济南白云医院的病床上，乳白色的药液正输往她的体内。病房里温度不低，郑军额头上都是汗珠，而周丽还盖着厚厚的棉被。她说话的声音已经非常轻微，多说几句就要用力地大口吸气。

　　周丽用最大的声音，说出了自己最想表达的几句话。1994年，周丽在山东医科大学的一所卫校读书，解剖课需要用到遗体。那时候遗体非常紧缺，她记得很多同学围着一具遗体，看得到却碰不到，甚至得不到动手解剖的机会。那时候，周丽心里对遗体捐赠者充满敬意。

　　“我知道，遗体太紧缺了，我就想把我的遗体捐出去。”

　　周丽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她唯一还能活动的眼睛透出一股坚定。郑军在一旁看着妻子，“从检查出癌症，她就下定决心了。”

　　“只要能完成她的心愿就好”

　　生病前的周丽体重60多公斤，如今只有不到40公斤了，现在的她每时每刻都忍受着癌症带来的疼痛。确诊后，他们先后在齐鲁医院、省立医院进行治疗，却始终没有好转，于是喝中药调理身体。7月，周丽的病情急转直下，开始慢慢丧失活动能力。

　　“那时候她一天还能走个七八里地呢，突然就不行了。”郑军一边帮妻子整理着枕边的杂物，一边讲起了她的近况，“晚上睡觉一阵一阵的，睡不踏实，这几天也不怎么吃饭了。”郑军说，他和妻子都清楚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于是放弃了去市区的大医院，住在了离家最近的白云医院，方便家人探望、照顾。

　　说起家人，郑军再次强调不想让自己出现在镜头中，因为直到现在，郑军的父母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周丽捐献遗体的决定。其实，最初郑军也是不能理解的，因为遗体捐献对于普通市民来讲是只听过没见过的事，他也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后来，在周丽的坚持下，郑军和他们的孩子最先接受，“虽然她毕业以后没有从事医疗工作，但心里的大爱一直都在。”

　　郑军说，他只希望妻子最后的心愿能顺利完成。

　　“我看到大爱正在延伸”

　　8月1日，张镜宇和几位工作人员，带着遗体(角膜)捐献申请登记表，来到白云医院帮助还有一丝力气的周丽完成了填写，郑军也在“执行人”一栏签上了字。郑军说，那天妻子就像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一样，整个人都格外轻松。

　　从第一次见到周丽，张镜宇就真心佩服这个被病痛折磨还心存大爱的女人。11日上午，张靖宇带着相关材料来做手续的完善工作。“看，这是您的申请表，这是登记证书，都已经签好字了。”张镜宇蹲在病床旁，轻声询问着她的近况。

　　这两天，周丽怕癌细胞扩散，能用的器官变少，有点想快点离开，故意不吃饭。得知此事的张镜宇显得有些焦急，“您可不能为了捐献遗体就不保重自己了，您能多留一天在世界上，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

　　张镜宇同样也是角膜接收医院的工作人员，他说起了2008年自己刚从事医疗工作时的经历。那时候，角膜、遗体捐献都还没有系统的工作机制，捐献的人一年到头也没有几个，他接触的第一名捐献者，是一名只有2岁的儿童。“孩子的母亲提出要捐献眼角膜，她做通了家人的工作，又千方百计联系上红十字会。”张镜宇说，那位母亲当时的观念，让他的内心深深触动。

　　根据济南市红十字会提供的信息，截至7月底，济南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登记3795例，已实现509例;角膜捐献登记1826例，已实现341例。“这个数字，相较12年前发生了质的飞跃，我看到大爱正在延伸。”张镜宇说。

　　病床上的周丽只能用眼神送别访客。她身体虚弱，却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最火热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