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分析的研究现状

学界对话语及其研究方法的界定莫衷一是，不同的研究者因不同的立意给 “话语”以不同的诠释。语言学家把“话语”看做是超句单位，社会学家把“话语”当成是不同群体行为方式在语言层面上的反映，传播学家把“话语”视为信息的载体，文艺学家把“话语”作为叙事行为方式和批评对象，政治学家则把话语当做权力和权势的象征。在日常语言中，“话语”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言语”、“语篇”、“文本”、“篇章”、“谈话”、“讲话”、“演讲”、“语词”、“文辞”以及“文章”、“书籍”等都可看做是“话语”的不同形态。由于话语涉及范围极广，且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和方法，因此描述话语研究的现状，只能介绍不同的研究理论、途径和方法。与本研究有关的是话语分析，下文就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概述其研究现状。

一、关于话语的界说

无论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布龙菲尔德的描写主义，还是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其共同特点是将言语行为排除在语言系统研究之外。自然语言处理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实验研究结果证明，很多问题在句子内部无法解决。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开始承认语境的重要性，并且开始摈弃脱离语境研究孤句的方法。1952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Z.S.Harris）在《话语分析》中指出，“语言不是在零散的词或句子中发生的，而是存在于连贯的话语中”，试图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动态地研究话语。此后，话语和话语分析受到语言学家的普遍重视，在语言学研究中广泛使用。

一般来讲，人们认为话语是大于句子的单位，话语的构成单位包括词、短语、小句、复杂句，话语的体裁可以是一首诗歌、一次对话、一场演讲或一部小说等。威多森（H.G.Widdowson）把话语定义为“句子组合的使用”，强调其分析单位和功能；系统语言学家斯蒂那和伟特曼（Steiner & Veltmen）把话语解释为“作为过程的语言”，强调其动态本质；克拉申（C.Kransch）则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把话语定义为讲话方式、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同时也是某一话语社区的行为方式、交际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些观点表明话语的定义因语言学家不同的着眼点而不尽相同。

关于话语分析，斯塔布斯（R.Stubbs）认为，话语分析是对“自然发生的连贯的口头或书面话语的语言分析”，其分析单位是大于句子或从句的语言单位，如口头会话或书面语篇，并强调分析社会语境下语言的使用，即“自然发生的”话语。辛克莱和库尔哈德（J.Sinclair & M.Coulthard）认为话语分析是话语语法学，应当对语篇衔接和话语连贯进行研究。威多森认为话语分析是“对句子用于交际以完成社会行为的研究”，强调话语的交际功能。布朗和尤尔（G.Brown & G.Yule）也认为话语分析是对语言使用功能的研究。范·戴克（V.Dijk）和韩礼德认为话语分析是一种社会分析方法，其目的是揭示人类如何理解彼此的话语。拉波夫指出话语分析就是制定规则“把所做与所说或所说与所做联系起来”，强调话语规则的先决条件。由此可见，话语结构形式、话语规则、话语模式等都是话语分析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不同侧面。话语分析学者由于各自不同的语言观念及理论侧重，对话语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分析。所有对话语分析的定义无外乎两个层次：一是话语分析是对超句单位结构的静态描写，一是话语分析是对交际过程意义传递的动态分析。

英美国家的学者常用discourse（话语）来指称话语，而欧洲大陆的学者则多用text（文本、语篇）。美国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以句子作为分析单位，欧洲语言学家则认为篇章是最高的分析单位，因此有些学者把“discourse analysis”译为“话语分析”，而有些学者却将其译为“语篇分析”。

二、话语分析的流派

根据研究目标、方法、理论以及研究重点的不同，话语分析的研究通常分为三种。（黄国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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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学派的功能话语论

英美学派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衔接与连贯、语篇、话语结构、信息结构、语篇/话语类型、篇章语法、图式理论、体裁理论、会话分析、言语行为理论、互动社会语言学、交际文化学、语用学、变异分析等等。英美学派主要活跃在应用语言学和语言教学领域，理论基础主要是广义的功能语言学，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在研究中，考虑语言使用的场合（语境），考虑语言成分出现的语境，包括组合关系、聚合关系、上下文语境，也考虑言语活动的参与者，以及与言语活动和言语活动参与者有关的各种因素，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他们的研究重点从语言结构的使用（如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逐渐向图式、体裁（如文化语境）转移。英美学派方面的论著很多，国内出版的话语分析方面的著作，如黄国文的《语篇分析概要》（1988）、李悦娥等的《话语分析》（2002），都属于英美学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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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学派的社会话语论

该学派以法国哲学家福柯（M.Foucault）的理论为基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话语秩序、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社会联盟等有关社会实践和社会变革的问题。在他们的研究中，语言使用本身不是重点，他们更关心的是通过语篇和话语分析所折射出的社会实践、社会事实以及相关问题。在他们看来，语言不仅反映社会秩序，而且形成、建构社会秩序，建构个人与社会的互动。语言、篇章（文本）和话语非常有效地建构社会，调节并控制知识、社会关系和机构，它们具有建构和体现人的社会身份和行为的功能。在我国，属于福柯学派的研究比较少，尤其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界。代表著作有辛斌的《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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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话语学派的话语权理论

批评话语学派因其理论支持主要来自批评语言学而得名。批评话语学派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话语如何产生权利和权势并使之合法化和合理化、话语如何反映说话者之间的权势关系、话语如何维持不平等的权势关系、话语如何操纵社会活动。他们的研究不是为语言分析而关注语言使用，这个学派分析话语的目的是揭露并最终试图抵制权力的不平衡，抵制不平等、不合理的行为和其他不公平现象，从而最终达到质疑、改变话语使用现状，改变社会活动，消除不公平的目的。他们一方面接受英美学派和福柯学派的启发，另一方面从批评语言学里寻找理论支持。该学派采用了韩礼德关于语言是社会符号的观点，无论是其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视角都受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影响。我国学者越来越关注这一学派的研究，介绍该学派研究的主要有辛斌（2005）、廖益清（2001）等。

三、话语分析的方法

哈里斯虽然明确提出了话语分析的概念，并用替换和分布的方法对句子以上的话语结构进行了分析，但他只分析形态音位结构和句法结构，而不顾意义与内容，因此至今没有一个人采纳或发展其提出的方法。由于话语分析跨学科特性，学者们采用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相关学科中的理论和方法来进

行话语分析，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和方法。根据斯科福林（D.Schiffrin，1994）和刘红艳（2009）的总结，目前有七种有代表性的话语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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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理论的方法

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塞尔和格莱斯所建立的言语行为理论是话语分析的一种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揭示语言如何用之于行，它解释了意义、行动和语言的关系。奥斯汀（1962）将言语行为分为三大类，分别称为“以言表意的行为”、“以言施事的行为”和“以言取效的行为”。以言施事的行为是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塞尔对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有所修正和发展。塞尔（1969）认为，通过话语实施以言施事行为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归纳起来大致有命题内容条件、准备条件、诚意条件和根本条件四大类。此外，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贡献还表现在他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对话语分析的贡献，在于它所提供的一套用以定义不同的言语行为的组构规则。虽然言语行为理论最初并不是作为分析话语的方法发展起来的，但是它的一些基本思想被许多学者用于话语分析之中。在这方面做出引人注目成绩的学者主要有拉波夫、辛克莱、库尔哈德等。其中辛克莱和库尔哈德通过对课堂话语的研究，构建出包含“课”、“交谈”、“交换”、“步”和“行为”五等级，由上至下逐级细化的话语结构分析单位。波通和巴特进一步扩大了该模式的适应范围。

言语行为理论关注通过话语实施的交际行为，话语在使用中是什么样子正是该理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虽然对话语分析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用此理论分析话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把会话过程看成是由一系列的行为构成，就需要把一句句的话语“翻译”成行为，然后再找出行为构成系列的规律，但这并不容易做到，原因在于话语常具有多种功能，同一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又能行使不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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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民族志学的方法

交际民族志学把语言与交际看做文化行为加以研究，其核心思想是交际能力。该理论首先注意的是交际情景的组成部分与言语环境的关系。海姆斯（1972）认为交际能力既包括对语言形式的掌握，也包括对与语言使用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的了解。交际能力由四部分组成：形式的可能性、实施手段的可行性、语境中的适宜性和现实中的实施情况。海姆斯将交际情景的组成要素归纳为“SPEAKING”模式，即背景及场合（setting and scene）、参与者（participants）、目标与效果（ends）、信息形式及内容（act sequence）、风格（key）、交际工具（instrumentalities）、交际规范（norms）、言语体裁（genres）。这八要素只为研究言语事件和言语行为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并不是每一条话语都同这八要素有关。

交际民族志学研究的特点是注重实际的言谈交际，力图把握构成人们日常言语生活的全部方面，包括言语行为、言语事件、会话参与者和言语情景。交际民族志学对话语研究的发展有很大贡献，在它的影响下，一些学科分支应运而生，如互动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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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

互动社会语言学把话语看做是一种社会互动。意义在语言的互动使用中得以自然建构。该方法重视分析社交语境中真实自然的话语，侧重研究如何根据社交意义的互动关系理解语句并进行交际。戈夫曼（E.Goffman，1967）提出谈话人交际时的两种面子要求，即谈话参与者要表现出和对方融洽的积极面子和不要得罪谈话对象的消极面子。布朗和莱文森进一步把其归结为普遍礼貌原则，这些都对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冈佩尔兹（J.J.Gumperz，1982）指出谈话人常使用一系列诸如非言语特征、习惯说法及套语等“指示线索”来表达自己意图，并指明当前言语事件的类型。互动社会语言学研究重心在于自我、他人和语境的互动。较之于交际民族志学的方法，互动社会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更加广泛、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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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分析的方法

会话分析的创始人主要是一些社会学家，早期的会话分析学派也被称为“民俗方法论”。“民俗方法论”的创始人是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H.Garfinkel），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有萨克斯（H.Sacks）、谢格罗夫（E.Schegloff）、杰斐森（G.Jefferson）等。会话分析学派认为会话有很强的结构规律，提出了一整套相应的概念工具来分析会话的结构方式，解释自然会话的连贯性及其构成规律。会话分析的著名理论就是萨克斯、谢格罗夫和杰斐森于1974年，在研究大量口语材料的基础上提出的“话轮转换理论”和“相邻对理论”。

会话分析理论假设的中心是把交际看做有组织的结构，并把对功能的分析从属于对结构的分析。这一理论在话语层面上是对话语相互位置的序列分布进行分析，而不是对话语作语言学结构的分析。话语分析的最大贡献在于对大量真实录音材料分析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然而会话不同于句子，其牵涉众多语言和非语言因素，相当一部分话语并不是由相邻对构成的，因此把相邻对看做“谈话的基本结构单位”是不能令人完全信服的。其次，这一理论的劣势还在于覆盖面较窄，几乎排除了书面语言和正式口语的研究。此外，会话分析注重一系列结构，不太关注语言学范畴中的声音、结构、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也使其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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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的方法

语用学方法主要基于格莱斯（H.P.Grice）的哲学思想。格莱斯提出“会话含义理论”（1967），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活动中，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一种双方都应遵守的原则，即“合作原则”，而且该原则的几个准则为推测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提供了有效途径。同格莱斯一样，语用学家利奇（G.Leech）和莱文森也关注语言的功能而非结构。利奇（1978）提出的礼貌原则和格莱斯的合作原则成为话语交际中的两条重要原则。布朗和莱文森对礼貌现象和面子问题的研究和分析都成为话语分析的重要理论支持。

会话含义理论对于解释听者如何理解话语的意图以获得话语的连贯性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虽然语用学研究方法注重对意义的研究，但只是个人的会话含义，而不是社会、文化的意义。与言语行为理论研究方法相似，语用学研究方法的诸原则已经考虑到会话双方（主要是说话人一方）在语境中使用语言的情况，不过还是显得比较理想化，没能揭示出更加动态和互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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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理论的方法

斯波伯（D.Sperber）和威尔森（D.Wilson）于1986年提出以人类认知特征为基础的一般交际理论，即关联理论。该理论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交际双方之所以能配合默契，主要由于有一个最佳的认知模式——关联性。关联理论把交际看做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示意—推理过程”，从交际者的角度来说，交际是一种示意行为，从听话者的角度来说，交际则是一种推理过程。促成关联有两个因素：一是语境效果，一是为获取语境效果所付出的努力。他们认为，关联性程度的强弱与语境效果成正比，与人们为获得语境效果所付出的努力成反比。在同等条件下，具有最佳关联性的认知过程的特点就在于，以最小的心理处理投入取得最大的语境认知效果。关联理论可以解释一些单词、单句语篇的连贯性，可以解释计划性语篇的连贯性，也可以解释非计划性语篇的连贯性，此外，对非语言交际也有独到的解释力。有些话语学家认为关联理论是对格莱斯理论的一种简化，但似乎有些简单化了。关联理论所推崇的关联性是一种心理特征，依靠直觉做出判断，这样很难避免直觉的任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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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系统理论的方法

韩礼德强调语言的社会性，语言系统和语言结构被看成是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的体现形式，他把语言看做社会符号，认为符号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表意过程。语言作为符号系统，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及组成部分，并且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表达一定的意义。社会交际总是以话语这样的语言形式进行，话语是许许多多意义选择的产物。话语的环境是情景语境，它是一种符号结构。作为语境的组成部分，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分别决定了语义系统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因此也就决定了语域，决定了与语境有密切联系的意义潜势，并体现在话语里。

传统的理论研究把符号和行为隔离开来，不考虑使用，只追求纯语言的研究。韩礼德符号理论的目的是根据社会语境来解释语言，语言形式是语言功能的反映，语言既是符号也是行为，可以根据行为来解释符号。韩礼德把语义系统界定为语言系统和上层社会符号的接口，重视语言符号的系统和功能，其贡献在于把话语分析和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

根据几十年的实践来看，话语分析的任务主要有：（1）句子之间的语义联系；（2）语篇的衔接与连贯；（3）会话原则；（4）话语与语境之间的关系；（5）话语的语义结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6）话语的体裁结构与社会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7）话语活动与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等。（朱永生，2003）关于话语分析的研究取向，范·戴克（1997）认为不外乎三大类：一是侧重于语篇本身，即对语篇结构的研究；二是从认知角度对语篇加以研究；三是侧重于从社会结构和文化角度的研究。顾曰国（1999）认为，研究者因不同的目的和需要产生四种研究取向：第一种是从篇章到句子的结构派；第二种是从句子到篇章的传统派；第三种是从话语到社会；第四种认为话语与社会机构活动“同生同长”，是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

话语分析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历程，虽然在口头即兴话语分析和书面话语分析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不少进展，但在理论建设方面，话语分析家们仅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用学等各种语言理论中寻找对话语分析有用的部分并加以应用，并没有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话语分析充其量只能停留在纯粹应用性的语言研究层面上，称不上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朱永生，2003）。

选自《幼儿话语行为效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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