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和步兵 骑兵与步兵

战场上的骑兵与步兵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对抗，步兵与骑兵的对抗，是军事历史领域一个永恒的话题。本文从装备，组织，战术这三个方对这一问题进行规律性的探讨。    是装备决定战术，还是战术决定装备，是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不展开谈。在一般情况下，装备决定战术的情况似乎更多。复合弓，金属箭簇，高桥马鞍，马镫。是骑兵具备攻击能力的决定性装备。在复合弓和金属箭簇发明之前，游牧和农耕文明的对抗不是主流，因为游牧文明不具备强悍的攻击能力。    

　　高桥马鞍的出现要早于马镫，正是两种装备的出现，才使得骑兵具备了强悍的冲击能力。而游牧骑兵三大决定性优势：机动力，冲击力，轻后勤，是在高桥马鞍和马镫被发明和普遍运用之后，才真正的具备。  组织能力是一个经常被人忽视的的问题，但其实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通常来讲，渔猎部落的战力要强于游牧文明，游牧文明的战斗力要强于农耕文明。这里有野蛮程度和战斗素养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组织问题。

　　孙子曾经说过：上下同欲者胜。本质是一个组织的问题。渔猎部落和游牧文明的部民，先天在要比农耕文明具有更强的组织性。  严格，精密，上下同欲的军事组织是在对抗中获得优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所以清朝皇帝才会不厌其烦的举行木兰秋狝，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而木兰秋狝的停止，恰恰是清走向衰落的开始。2018年的中国，全军上下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合成与合同训演，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组织性，纪律性，上下同欲不仅仅对军事组织是决定性的关键，对几乎所有需要两人以上来进行的活动都是决定性的关键。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夫妻同心，黄土成金其实都是用朴素的语言对这一决定性关键的描述。  但组织性，纪律性所爆发出的能力，与组织规模大小有密切的关系。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游牧和农耕的强力对抗，其实并不是主流，在历史的大多数时候，都是农耕占有优势。唯有各个渔猎部落，各游牧文明出现了共主之后，才能对农耕文明构成决定性的威胁。  

　　匈奴真正变得强大是匈奴统一北方之后，之后的苻坚，鲜卑，突厥，吐蕃，契丹，女真，蒙古。无一不是如此。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雄主必定知兵，大阅的不一定是雄主，但雄主必定大阅！  前文已经明确，游牧骑兵的三大优势是：机动力，冲击力，轻后勤。农耕或农牧混合也有骑兵，但农耕骑兵不具备轻后勤的优势。在对抗中，将这三者发挥均衡，方可获得决定性的战略战果。不对这三者有深刻的认识，不足称知骑兵。  公孙瓒界桥败于袁绍，是因为公孙瓒忽视了骑兵的机动力，对于骑兵的冲击力过于迷信。中国历史上和西方的重骑不能远征是对机动力和轻后勤的主动放弃。唯有蒙古的西征，将这三大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并取得了前五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决定性战果。  而农耕对抗游牧的方式主要是如下几种：长城，坚甲，强弩，长矛，重盾，骑兵。长城不仅仅是防御工事，同时也是情报节点和调兵通道，本身具备限制游牧骑兵机动性的特殊能力。强弩的射程要远于步弓和马弓，限制了游牧骑兵的非接触攻击能力。

　　而坚甲，长矛和重盾。则是对游牧骑兵冲击力的反制。农耕骑兵建立在重后勤，好马，重甲，强械的基础之上。本质上是战术上的反制。非在帝国大一统，国力非常强劲时不具备战略的进攻性！  农耕文明的发展受降水和纬度的限制，所以当游牧文明统一并且强大时，农耕总是被动的。  

　　但制造业和工业品却不受这种限制，我们的文明和文化是混合型的文明和文化。汲取了各文明的精华和营养。面对强敌，我们像我们的游牧祖先那样，机动并且灵活，由我们选择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进攻和退却。进则猛烈，退则消散。面对强敌，我们像我们的农耕祖先那样，勤奋而扎实，用我们的劳动成果，去占领一块又一块的地盘。  观今宜鉴古，无故不成今。明晰历史，以利当下，这就是我们研究军事历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