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普实:老山汉墓出土主要文物刍议

老山汉墓出土主要文物刍议

祁普实

2000年2月—11月，由于1999年年底，在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地区发现有私自盗掘古墓的现象，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北京市文物局主持下，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这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在发掘工作完毕后，确定老山汉墓1为“二椁三棺”规制，虽然没有全部采用柏木，但墓葬整体仍为“黄肠题凑”结构，属西汉时期的高等级墓葬。由于此墓早年被盗，且劫掠得较为彻底，故而出土的文物数量和种类均较少，所幸的是，在此情况下，意外出土了一批能够反映其时代特征和墓主身份的文物，本文即以此为题，着重对墓中出土的这批主要文物分别作如下阐释和探讨：

一、织物类棺饰

老山汉墓第二层棺板上部表面发现的长方形织物为汉代身份较高者的敛葬用具，是一种棺饰，品种属于汉代的“长寿绣”，其功用应为古籍文献中所记的“荒”和“褚”2。

老山汉墓第二层棺板上覆盖的织物长235厘米，宽47.5厘米，出土时图案的正面朝下，残破（见图1上），表面呈朱色，提取修复后朱色渐渐消褪。此外，织物表面有几个圆形印迹，推测为第二层棺板上原有饰物所留下的印压痕迹，由于受到上面第一层棺板的长期覆压，饰物与其发生粘连而脱离织物及第二层棺板。

这种织物材质的棺饰在我国最初起源于商代， 1976年，在安阳殷墟发掘了小屯5号商墓，葬具为木椁和木棺，椁长约5米，宽3.4～3.6米，高约1.3米，大部分塌毁，棺木也已腐朽，根据对现场残留物的分析，棺表面有多层黑朱相间的漆皮，漆皮外铺有一层较粗的麻布，麻布外又有一层薄绢，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织物类棺饰。

有关织物类棺饰的古文献记载很多，如《通典》卷第八十六丧制之四记3：“ 周制，大丧，及祖，丧祝饰棺，乃载，遂御之。祖，为行始也……饰柩，为设墙柳也。巾奠乃墙谓此也。墙有布帷，柳有布荒。”又记：“饰棺者，以华道路及圹中……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由上文可知，周代饰棺，主要指安置墙柳，墙上的装饰称“帷”，柳上的装饰称“荒”，而且“帷荒”是先安置在运送棺的车上，在车到达墓圹后，“帷荒”再用于装饰棺，在侧面的称帷，在顶面的称荒，铺设在柳上。

除了文献记载外，周代及汉代“帷荒”的实物在国内考古发掘中也屡有发现，如：2004年至2005年，山西新绛县横水地区发掘了一座西周晚期大墓，命名为横水1号墓4，墓主为女性，葬具为“一椁二棺”，随葬铜礼器有五鼎、五簋等共25件，其中8件有铭文。铭文证实墓主为倗伯的夫人，名“毕姬”。

在此墓椁室的内壁上，发现了一段色彩艳丽、图案精美的织物痕迹，织物痕迹是夹在两层淤土之间的，图案同时印在内、外淤土层上，内淤土层上的图案尤为清晰，最终确定其为古籍文献中所记载的“帷荒”中的“帷”。

“帷”呈朱色，由两幅织物拼成，下有扉边，推测下葬时总高约1.8米～2.0米，四壁现存下来的总面积约10平方米，“帷”上图案为多层回形纹和线条勾勒的凤鸟纹（见图1中），在其外面紧贴有多层苇席的网状痕迹，席条已炭化，其附近还散落有大量的玉、石、蚌质的小饰件。1号墓为木质棺椁，椁内有棺，分内外两重，外棺表面有绳索棺束，外棺与椁间发现有方格木构痕迹和小铜构件，推测其应为先在棺椁间用木构和铜构搭成棚架以罩住外棺，这个棚架即所谓的“墙柳”，再在其上铺设“帷荒”，并在“帷荒”上面挂坠各类饰件，椁室内壁和底板都铺设多层苇席，最后盖上椁板，椁板上也铺设有苇席。另外，此墓的荒未见，笔者推测可能其原与“帷”拼接相连，在随淤土下堕时位移为“帷”，而古文献中所记的墙柳实原为一体，都是指铺设“帷荒”的棚架，然其所指具体部位不同。

图1

另据先秦文献记载，周制，大夫礼用五数5，横水1号墓随葬有五鼎，墓主身份应属于“卿大夫”的配偶，而器铭中的“伯”正是属于上卿（上大夫）身份，所用“一椁二棺”也符合周礼中关于卿大夫(伯)用棺的规制6。“帷荒”作为棺饰，在使用时也同样具备严格的等级制度，关于棺饰的规制，在《通典》中记有：“饰棺：君龙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锦褚……大夫画帷，二池，不振容，画荒，……” 横水1号墓墓主为大夫配偶身份，帷上饰回形纹和凤鸟纹，应属画帷7。

再如：1976年，在湖北荆州凤凰山发掘的167号西汉早期墓8，主棺表面有绳索棺束，棺束外的棺顶及四侧棺板铺罩有多层织物，织物可分为两类，之间有竹编的池相隔，池上为黄色素绢，即为周礼中的布帷、布荒，池下为菱格绣花绢，是周礼中的褚，但不再是素锦褚，两种绢都是用几小块拼合而成的（见图1下），这反映出汉初的葬制对两周时期葬制的继承和发展，此时的“帷荒”从独立安置于棺外，演化为直接安置于棺上，而褚已经使用图案花纹进行装饰。

关于“帷荒”的记述，除了上文提到的《通典》卷第八十六丧制之四以外，《檀弓》中又云：“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9” 其文意是：商代的人（开始使用）棺椁，周代的人（在棺外）设墙放翣（一种扇形装饰物），在《周礼注疏》中，唐贾公彦疏《檀弓》云：“墙，谓帷荒，与柩为鄣，若墙然，故谓之墙。10” 其文意是： “墙”是说“帷荒”，给棺作为屏障，样子像一堵墙，所以称它为墙。

而《周礼注疏》中又有疏记： “释曰：及，至也。至圹脱载，谓下棺於地。‘除饰’，谓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讫，其帷荒还入圹，张之於棺。11” 其文意大略是：解释说：及，就是到达，至圹脱载，是说将棺从车上卸下，放在地上，“除饰”，就是说除去（车上的）“帷荒”，把棺放下，运到墓坑里，完后，再将“帷荒”放入墓中，铺展开，放在棺上面。

上面三部古籍所记关于“帷荒”的定义及对“帷荒”在墓中的安置方法彼此间皆所述有异，那么，唐杜佑所编著的《通典》、西汉戴圣所编著的《檀弓》和东汉郑玄注释、唐贾公彦所疏的《周礼注疏》，其关于“帷荒”使用方法的记述，到底谁是谁非呢。

根据《通典》的文意理解， “墙”是棺车上悬挂帷的立面架,后专指“帷”,“柳”是棺车上铺设“荒”的平面架,后专指荒，帷荒在从车上卸载后再分别安置于墓中的棺顶和棺侧。《檀弓》则以墙为帷荒，只在棺外侧旁立面安置，《周礼注疏》以为“帷荒”是在由车上卸载后直接铺在棺上面的。从上文的横水1号西周墓考古发掘实际来看，周时的墙上只有“帷”而并无“荒”。故《檀弓》中所说“墙，谓帷荒，”则仍有不确，《周礼注疏》就更甚了，由此可知，《通典》中杜氏对“帷荒”安放位置的描述较为符合两周时期尤其是符合西周时期的实际情况，戴氏所说较接近周制，郑氏、贾氏所说应为西汉和东汉早期的葬俗，实为周制的演化和变异。

另外，老山汉墓出土织物的品种为汉代典型的“长寿绣”，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12出土的竹简“遣策”中记有织物的名称，如“信期绣、乘云绣、长寿绣”，其中的长寿绣在此墓中出有两种，都是以云纹、龙纹、茱萸纹为主题，寓意长寿，故称“长寿绣”。目前国内出土汉代长寿绣的墓葬主要有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江苏高邮神居山2号汉墓13、江苏东海尹湾2号汉墓14及北京老山汉墓，通过比较发现，老山汉墓出土的长寿绣（见图2上左）与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一种长寿绣的纹饰构图极为相似（见图2上右），但具体纹饰线条更为简化，两者风格差异较大，马王堆1号汉墓的时代属于西汉早期（约公元前160年），神居山2号汉墓出土的长寿绣（见图2下左）的纹饰构图基本与马王堆1号汉墓所出的另一种长寿绣（见图2下中）相同，惟云纹和龙纹稍为简化，构图较之疏朗，两者风格差异较小，可谓一脉相承，其时代属于西汉晚期早段（公元前54年～前 40 年），而老山汉墓长寿绣的云纹造型与神居山2号汉墓长寿绣的云纹及尹湾2号汉墓长寿绣(纹饰分解组合图)（见图2下右）的云纹近似，纹饰细节较尹湾2号汉墓的细致规范，而线条不及神居山2号汉墓的流畅有力，尹湾2号汉墓的下葬年代为西汉晚期晚段的新莽时期（公元9年～公元23年），故推测老山汉墓长寿绣的时代上限应不早于西汉晚期早段（公元前62年～前39年），下限不晚于西汉晚期晚段（公元前16年～公元8年）。汉代的云纹飘逸起伏灵动，综合了战国时期楚文化的精致诡异和秦文化的质朴，老山汉墓出土的长寿绣，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纹饰风格，都继承了前代织物的传统，云纹主体轮廓采用索绣，大小云纹采用平绣提花，且相互配合，间饰有小龙首纹，云纹与龙首纹各用一色，并用朱砂色地为衬托，极显精致华丽。

（图2）

再者，根据老山汉墓长寿绣出土时安放的位置分析，其应属于古籍文献中所记的棺饰中的“褚”或“荒”，但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在西汉早期之后，棺上的池已经消失不设，此墓内棺上也没有发现设池的痕迹，只是在主室盖板上铺有席，这样，“褚”和“荒”之间的界线也就消失了，而且，周制的“褚”为素地无纹，故而，把此件长寿绣看作为“荒”也是合理的，在经历了两周礼制的发展和兴衰后，到了西汉中晚期，葬制形式已发生很大变化，可以说，此时的“荒”即为“褚”，“褚”即为“荒”了。

二、其他几类棺饰

老山汉墓此件长寿绣在出土时发现上有7枚铜泡钉，另外绣品表面有白色菱形网格印迹，应为棺束痕迹，它们具有固定“荒褚”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种棺饰，此类棺饰在汉初始有，至魏晋后逐渐消失，此墓绣品上的铜泡钉则具有更为特殊的寓意，而棺侧的圆形印痕，也应为棺饰留下的痕迹。

首先，从绣品上可以清楚地分辨出这些铜泡钉的位置，由于铜泡钉上部与第一层棺板粘连，下部又与绣品粘连不能分离，故在提取修复后最终使绣品上产生了相应的缺失空洞，目前从绣品上可以明确辨别看到的共计有5枚圆形铜泡钉和1枚柿蒂形铜泡钉，另有1枚圆形铜泡钉的位置因绣品修复时出现局部的错位而不能显示（见图3上左），实际数目合计应为7枚，其分布状态是由绣品的一端开始，呈不规则状态，向绣品的中央逐步延伸，在我国，圆形铜泡钉初始形态为圆形铜泡，最早见于商周时代的盾饰和车马器的附件，用于棺饰的圆形铜泡钉迄今始见于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的内棺，柿蒂形铜泡钉的初始形态为四叶形饰，源于东周，盛于战国楚地，一般装饰在铜礼器的盖上、铜镜钮旁以及织物表面，用于棺饰的四叶形迄今始见于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的内棺。纵观国内考古发掘简报，一般在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晚期，身份地位稍高者墓葬的内棺上都会装饰有圆形铜泡钉或柿蒂形铜泡钉，有鎏金与不鎏金之别，如在2006年发掘的安徽六安双墩1号汉墓的主棺上，装饰有鎏金柿蒂形铜泡钉和菱形铜泡钉15，数量较多，排列整齐，有一定的规律，几乎铺满了棺身（见图3中），双墩1号汉墓为诸侯王等级，而其他中、小型汉墓，多数只用圆形铜泡钉或柿蒂形铜泡钉当中的一种，且数量较少，排列也比较规律整齐，而像老山汉墓这样两种兼用，排列无规律，位置偏于棺盖上半部而并未将棺身均匀装饰的，实属罕见，但考虑到作为一座高等级墓葬，应不会随意对主棺进行装饰，于是笔者尝试将这些空洞由一端开始向另一端以直线方式按两点之间最近距离依次连接（见图3上右），结果发现这些空洞共同构成一副图形，极像是星图。

（图3）

那么，如是星图，又是什么星呢。我国古代先民对天文星象的观测和认识历史极其久远，根据考古资料分析，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先民对天象的观测方法就已经十分成熟了，通过对日月星辰的运行变化规律的观察和总结，计算时令，安排耕种，筹备衣食，决定祀戎，星象在古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配有文字的星象图为1978年在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漆衣箱上的二十八宿方位和名称图16，以为墓主升天的引导，使其在转世复生的路上辨别方向，趋吉避凶。而辨别方向的星宿，又以北斗为最。北斗是大熊座的主要组成部分，大熊座是北方天空中最明亮、最重要的星座之一，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在我国古代墓室壁画和画像石上的北斗多是以七星构成（见图3下），也有以八星构成者。另外，在《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第五中记：“斗为帝车”17，即把北斗看做是帝王的座驾，故而北斗愈加得到当时统治阶级和贵族们的重视。

汉代也非常注重星象，在《汉书》18中记有武帝在咸阳及长安建“通天台”、“飞廉馆19”的史实，武帝在执政晚期痴迷方术，其建台馆的用意在于观测天象，以占卜吉凶，并保自身长生不老及国泰民安。又如，1981年发掘的江苏徐州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20，推测为西汉楚襄王刘注（公元前128年～前116年）夫妻合葬墓，在墓室的顶部雕凿有二十几个半球乳突状造型，分布无一定之规，考虑到其位于天花板的位置以及浑圆的形状，应是象征天上的日月星宿，意使墓主在冥界中升天长生或转生帝王之家。经过比较，我们可以推断出，老山汉墓绣品上的铜泡钉，其用意当同于此，且构成的图形和数目都应乎北斗，故笔者以为，这7枚泡钉棺饰应代表北斗七星，柿蒂形铜泡钉的位置是北斗七星中的 “天璇”，“天璇”代表“地”，而“地”进而象征女性，这也恰与墓主暗合。

而在绣品表面隐约可见的白色菱形网格印迹，实为固定“荒褚”的棺束纽带遗留下的叠压痕迹（见图4左），棺束纽带最初的形式为十字网格形，多为单股粗绳索或多股丝带构成，在棺身上纵横捆绑，具有加固棺体的实用功能，在西汉早期之后消失不见，演变为固定在棺盖上的菱形网格状丝带，除了能固定棺盖上的荒褚外，主要功能为装饰棺体。菱形网格纹出现较早，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外表、商周铜礼器的外腹、外底上，时有此类纹饰（见图4上中），战国早期吴越国兵器上常常装饰有菱形网格纹，另有一种战国晚期楚地流行的菱形折带纹应与菱形网格纹存在密切联系（见图4上右），而长沙象鼻嘴1号汉墓21内棺板上的菱形纹、马王堆1号汉墓绣品上的菱形纹、洛阳宜阳县牌窑汉墓22空心砖上的菱形纹（见图4中左）等，都属于战国晚期楚地菱形折带纹的演化，此类纹饰，其形曲折而互相贯通，周而复始，连续不断，象征长久。根据现状推测，老山汉墓第二层棺上的棺束纽带在被盗时遭到破坏，被从织物表面拆下，在发掘中于第二层棺的底部被找到，共计6条，丝质，其最初的固定方法已不能了然。

（图4）

老山汉墓的菱形网格棺束纽带形式，在其他地区高等级汉墓中也有发现，如1980年，江苏高邮神居山1号汉墓主棺盖板有菱形网格纹，在网格纹的交叉点上都有圆形铜泡钉（见图4中右），之后还有将棺束纽带作为装饰图案的情况，如在2003年新疆楼兰故城出土的魏晋时代的木棺棺盖和棺板上面有彩绘的菱形网格棺束纽带（见图4下），即是这类菱形网格棺束纽带进一步演化成为的纹饰。

此外，在老山汉墓内棺东西两侧各发现四个分布规律的圆形印迹，直径约20厘米，推测应为镶贴于棺侧的饰物，至于是玉璧还是铜镜或其他物品，尚待考证，如为玉璧，则合乎汉代贵族阶层盛行玉匣敛葬的习俗，如1968年发掘的河北满城陵山2号西汉窦绾墓23即有多块玉璧和方形玉片出土于内棺，为镶贴于棺表面的装饰，又如在六安双墩1号汉墓内棺棺盖四角及中间两侧各发现有一面小铜镜，皆镜面朝上，镜背面的钮均被砸掉，以使镜体平铺于棺板，推测其用意为以此象征日月星宿。

三、其他文物与墓葬年代、墓主身份

此墓墓主应是西汉某一位诸侯王或王太子的后妾妃嫔，笔者根据上文对此墓出土的长寿绣所属时代的推测，以及下文中对此墓出土的其他几类器物的时代特征分析，认为老山汉墓存在属于燕王刘旦后妾或太子妃嫔的可能性，时代为西汉晚期早段至西汉晚期中段之间。

据文献记载，北京地区西汉时属燕国和广阳国所治，现在的石景山，即为西汉时期燕国、广阳国境内的梁山。燕国较广阳国封建为早，西汉的燕国都蓟（今北京市宣武门至和平门附近），辖境约相当于由今河北省怀来至辽宁省辽阳一带。

西汉初年，燕王是异姓王臧荼、卢绾，皆反叛，后改封同姓，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立刘旦为燕王，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刘旦因谋反而被赐死自杀，谥号“剌”，除燕国。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复封刘旦两子：太子建为广阳王，另一子为安定侯；广阳国亦都蓟，辖有燕王旦所封故地之一部。

老山汉墓的具体下葬年代，由于墓中没有出土简牍文字、货币、印章等可用以判断墓主人姓名和具体年代的参考器物，因此，只有根据墓中出土的棺饰、玉器、漆器、陶器等器物的制作工艺、造型纹饰的风格特征来推测判断。

棺饰的年代在上文中已经分析，不再赘述，以下对其他几类器物加以分析：

较为完好的玉器共出土3件，一件完整的蝉形兽面纹玉带钩（见图5上左），造型与1968年河北满城陵山1号西汉刘胜墓24（公元前154年～前113年）及1972年徐州龟山二号西汉楚襄王（公元前128年～前116年）刘注墓25出土的玉带钩近似，纹饰为单阴线勾勒，将兽面与蝉两者巧妙地融为一体，此类造型纹饰的带钩盛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多为铜质，故此件玉带钩可以作为墓葬年代上限的参考，另一件残断的玉带钩（见图5上中），其纹饰是以云纹为主体，间以菱形细网格纹，与1955年安徽合肥乌龟墩1号东汉中期墓出土的玉剑彘26、1986年河南永城县芒山镇僖山1号汉墓出土的玉凤形佩27及1975年陕西兴平县武帝茂陵遗址出土的玉铺首28纹饰近似，此类纹饰在玉器上出现的年代主要是在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晚期之间，残断玉带钩的云纹简化，以细单阴线为表现手法，不同于战国时期的双勾或单勾减地的工艺，更符合西汉中晚期的风格特征，可以作为墓葬年代下限的参考，一件扁圆形小玉块（见图5上右），推测为漆器上的镶嵌饰件，与北京大葆台西汉墓29出土漆器上的同类玛瑙饰件形状基本相同，漆器作为日常用具，较易损坏，故一般与墓主人的生活时代最为接近，另据大葆台西汉墓所出五铢钱和小型车马件的特征，可断定其年代下限大致在宣帝与元帝之间（公元前73年～前33年），这也从一个侧面为判断老山汉墓的年代提供了参考依据。

（图5）

漆器出土多件，两件朱漆纹案较为完整，其中一件为云龙纹，龙的形象为无角、虎身、圆睛短颈、回首顾盼、口吐云气，龙身采用朱线单勾、局部内填色块的手法，这种手法初为战国时期楚国所常用，在秦统一后至西汉时期还在沿袭，漆案云纹为细长朱线单勾配以细点，不同于汉初的单勾内满填色，整体纹饰风格与扬州西汉广陵国贵族墓出土漆器相近，符合西汉中晚期特征，另有一件残缺的漆耳杯底上有朱书“东宫”二字，说明墓主身份可能为王后、妾或王太子妃嫔。

陶器出土100多件，均残破，有钫、壶、鼎等，其中的陶壶有精美的彩绘（见图5下左），根据其圆腹长颈、弧阶矮直底造型的特征和颈部的三角纹、腹部的云纹、带状纹来看，与六安双墩1号汉墓出土的错银铜壶风格极为近似（见图5下右），三角（蕉叶）纹始见于商，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秦汉时期仍在器物上出现，双墩1号汉墓的墓主推测为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始封的第一代六安王刘庆或其子孙，刘庆立三十八年薨（公元前84年），谥号“恭”，双墩1号汉墓下葬年代另据该墓中出土的共府铜壶、五铢钱、日光镜和星云镜判断，应在西汉中期晚段至西汉晚期中段（公元前85年～前16年）之间，故推测老山汉墓的下葬年代也基本在此范围内。

综合分析老山汉墓现有出土器物所属年代的上下限，与刘旦为燕王的后期年代（公元前93年～前80年）有部分一致，而与广阳顷王刘建、广阳穆王刘舜、广阳思王刘璜为王的年代（公元前62年～前4）基本吻合。

但考虑到在正常情况下，作为诸侯王家族墓，象征其身份的金、银、铜缕玉衣在此墓中不应当不见一点踪迹，即使像大葆台汉墓和六安双墩汉墓这样严重被盗的墓葬,也会有一些玉衣残片遗留,而燕王旦因谋反而自杀，谥号“剌”，葬“戾陵”（剌：违背常情。戾：暴恶，乖张。），其谥号和陵号都包含贬低惩戒的寓意，联想到同样因获罪赐死的济北王刘宽30(公元前87年)的情况，就可以理解了。刘宽墓有“二椁三棺”的诸侯王级别葬具，并使用了玉璧和玉枕等高等级敛玉，甚至还有装饰华丽的真车马，但未行“金缕玉衣”之制，只有一副玉覆面31敛葬，且连谥号都没有，而作为获罪诸侯王的后妾、王太子妃嫔身份，老山汉墓随葬品自然会更加从简，如排除玉衣完全被盗的因素，则可以推测此墓墓主原无使用此制，没有陪葬车马，则也属合理。

故此笔者以为，如排除燕王刘旦后妾在当时全部从死的因素，则老山汉墓存在属于刘旦后妾或王太子妃嫔的可能，年代为西汉晚期早段至西汉晚期中段（公元前62年～前16年）之间。当然，属于元、成、哀时期的广阳穆王刘舜（公元前44年～前24年）或广阳思王刘璜（公元前23年～前4年）家族的可能也很大，但后两者的下葬年代均为西汉晚期中段之后，与墓中出土器物的年代上限有一定差距，加之没有发现使用玉衣敛葬，故尚待有更加有力的信息和实物资料予以证明。

本文刊载于《首都博物馆论丛》2011年。

个人简介：祁普实，首都博物馆保管部研究员

注释：

1该墓位于老山南坡中部，坐北朝南，依山势而建，平面呈“凸”字形，墓口南北长24.5米～26米，东西宽22米～23.5米，墓道长约24米。墓室南北长16米，东西宽13米，墓门由木方封堵，门前有塞石，墓室以木方题凑墙分隔出内外回廊，主室内分前室后室，在墓门与甬道之间发现有陶器、漆器碎片；漆器上的金箔图案等散落品，墓道内没有发现陪葬车马，在外回廊封门发现盗洞，在前室的西南角发现了一件精美的漆案，漆案旁有一具人骨及漆耳杯等漆器残迹。在对后室主棺进行清理过程中，发现第一层棺板内面附着有7枚铜泡钉，第二层棺板表面髹朱漆，正中铺有一块长方形织物，织物上依稀可见一些花纹，织物表面有与铜泡钉位置和大小相应的印压痕迹，在第三层棺板开启后，发现棺内除了一层淤泥和一些漆片外，没有其他物品，从而推测在外回廊发现的人骨可能就是墓主。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人骨进行综合分析，推断其为一名身高约1.60米、年龄约30岁～32岁的女性。而墓葬被盗年代应距下葬时间不远，故墓主尸体得以完整地被从棺内拖至回廊实施盗取，此外，在内棺西侧棺板还发现有几个分布规律的圆形印迹。此墓使用“二椁三棺”葬具，墓葬整体为“黄肠题凑”结构，推测为汉代诸侯王或其家族墓，共出土包括玉器、铜器、陶器、漆器、木器等各类文物近200件。详细内容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200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王鑫撰《北京老山汉墓》，文物出版社2001 年版，第72页～77页。李欣：《探墓手记——老山汉墓考古发掘全景纪实》，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 36页～264页。

2郑玄注、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第八《缝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4页。

3唐杜佑：《通典》卷第八十六，凶礼八，丧制之四， 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321、2322、2323页。

4宋建忠、吉琨璋、田建文、李永敏：《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第4—18页。

5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第三十二《礼器》第十：“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大夫五尺，”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73页；杨天宇撰：《周礼译注》春官宗伯第三《典命》：“子男五命，其国家、……礼仪皆以五为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

6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第八《檀弓》上第三：“天子之棺四重，尚深邃也。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35页，上引文中的“重”，字意为“复、再”，“不重”为一层棺，“一重”应为两层棺。

7唐杜佑：《通典》卷第八十六凶礼八丧制之四 ，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322页。

8纪烈敏、张柏忠、陈雍：《凤凰山一六七号墓所见汉初地主阶级丧葬礼俗》，《文物》1976年第10期，第47、48页。

9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第八《檀弓》上第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页。

10—11郑玄注、唐贾公彦疏、清永瑢、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第90册，《周礼注疏》卷第二十六《春官》丧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77页。

12熊传薪、游振群：《长沙马王堆汉墓》，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1页。

13黎忠义：《绢地长寿绣残片纹样及色彩复原》，《东南文化》1996 年第1期，第78页。

14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8期，第12、13页。

1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17辑，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111页。

16谭维四：《曾侯乙墓》， 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67页。

17《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第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91页。

18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帝纪第六《武帝》，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

19飞廉：亦作“蜚廉”，是我国古代神话中掌管风的神兽，古代楚地以飞廉为风伯。据《三辅黄图》中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

20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 第4期 ； 尤振尧、贺云翱、殷志强：《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第123页。

21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第121页。

22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洛阳考古集成》·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437页。

23卢兆荫：《满城汉墓》， 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6页、137页。

24—28卢兆荫主编：《中国玉器全集》4秦·汉—南北朝，河北美术出版社 1993年版第74页，（图99）；第101页，（图137）；第169页，（图236）；第132页，（图182）；第107页，（图146）。

29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第23页，另见图版5。

30王永波：《长清西汉济北王陵》，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9页、111页～122页、172页～174页。

31玉覆面：玉质丧葬用具，以覆盖死者面部，有缀玉和整玉两种，流行于我国西周至汉代，玉覆面的配置因墓主身份地位及所属文化的不同而形式繁简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