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大师|熊彼特的矛盾人生

作者 ｜ 慈玉鹏

来源 ｜《管理学家:实践版》

人是什么？一堆矛盾而已！

----大卫·休谟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是经济学家而不是管理学家，但他提出的创新理论，却在管理学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1983年，为了纪念熊彼特诞辰100周年，管理学的泰斗彼得·德鲁克撰文，将熊彼特比做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认为“他有大智慧”，必将“永垂不朽”。的确，现在看来，围绕着熊彼特的是数不清的荣誉和光环，然而，在他生前却没有如此荣光。正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言：“伴随着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而来的始终是一种悲情与孤寂，他的理论（主要是创造性毁灭理论）在其去世多年后才为世人所接受与推崇，其‘经济财富守护神’的盛名与匆忙的一生相比，也显得姗姗来迟，步履蹒跚。”那么，在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成就的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熊彼特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在一篇未曾发表的自传性小说的开头，熊彼特写道：“请把我放在这样的背景中去看！否则将很难理解我所描写的一切。想要了解一个人，他的民族和他所生长的社会背景是关键。”

在经济学历史上，1883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的2月8日，约瑟夫·熊彼特出生；6月5日，约翰·凯恩斯出生。看看熊彼特和凯恩斯两人后来的际遇和影响，不由让人发出“一时瑜亮”的感叹。同年3月14日，卡尔·马克思逝世，这又预示着经济学界老一代的谢幕和新一代的出场，历史往往就是由这些偶合改变的。也是在这一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出版了《经济学方法论探究》（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conomics），同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代表的德国新历史学派展开了经济学史上著名的“方法论论战”。一定意义上，马克思、门格尔、施穆勒三人，构成了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前提，而与他同龄的凯恩斯，则是了解熊彼特的一个绝妙的参照。

约瑟夫·熊彼特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的特里希市（Triesch, Austro-Hungary，即今捷克共和国境内的Trest，在布拉格以南120公里处）的一个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担任特里希市长一职，19世纪30年代早期，约瑟夫的曾祖父创办了当地第一家纺织厂，引发了特里希的工业化进程，此后，约瑟夫的祖父和父亲先后继承了该厂的所有权，由于经营有方，该厂一直生意兴隆。这一家三代，无疑就是后来熊彼特描述的“企业家”原型。他的母亲乔安娜（Johanna Schumpeter）出生于医生世家，约瑟夫的外公时任伊赫拉瓦市一家市立医院的院长。

这一家庭在当时的奥匈帝国具有代表性，他们家境殷实，能够博得周围人们的羡慕，然而却很难进入社会上层。帝国社会崇拜的是贵族，人们对名字中是否带有冯（von）和被别人尊称为“阁下”是极为在意的。熊彼特的母亲乔安娜不甘于现状，一直梦想着更上一层楼，跻身于贵族阶层。然而，天不遂人愿。1887年1月14日，在一次狩猎事故中，约瑟夫年仅31岁的父亲意外死亡。此时熊彼特还不满4周岁，母亲也刚满25周岁。祸不单行，乔安娜的父母也随后双双去世，一连串的打击，反而更加激发了乔安娜翘首期盼进入上层社会的意志，这位坚强的母亲，把对丈夫的期望全部转移到儿子身上。为此，她反复向年幼的熊彼特灌输这样一种信念：“你应该成功！你应该成为贵族社会的一员！”可以说，乔安娜这种出人头地的强烈渴望，塑造了约瑟夫的矛盾性格，也成为日后约瑟夫忘我工作的动力之一。

进入上流社会离不开良好的教育，1888年10月，母子俩搬到了位于维也纳南150英里的格拉茨（Graz），约瑟夫·熊彼特进入格拉茨公民小学就读。在母亲的督导下，约瑟夫的拉丁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进步迅速，为日后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也许是为了让儿子有资格、有条件接受最好的教育，1893年9月9日，32岁的乔安娜同比自己年长33岁的奥匈帝国陆军副元帅西格蒙德·冯·凯勒（Sigmund von Keler）结婚，由于继父的贵族身份，约瑟夫·熊彼特得以进入特蕾西娅人文中学读书。这所中学是赫赫有名的玛莉亚·特蕾西娅女王（Maria Theresia）于1747年创办的，女王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兼有奥地利国王、匈牙利国王和波西米亚国王三个头衔，这个学校就是女王为了推行她的开明专制改革、培养有学识的外交官和政府官员而举办的，是贵族子女接受教育的地方。后来奥匈帝国大多数有影响有地位的人，几乎都在该校读过书。对于乔安娜而言，约瑟夫能够进入特蕾西娅人文中学，犹如打开了一扇通往上层社会的大门，从此，儿子辉煌的未来不再是梦。

熊彼特在特蕾西娅人文中学的课程主要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地理、文学、自然科学和历史。这个学校不仅课业繁重，而且要求非常高，例如，希腊语课程的教材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读本。这些课程，对一般学生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由于外语基础较好，再加上天资聪颖以及母亲的严格要求，熊彼特一直保持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因为学有余力，他还开始阅读社会学、哲学、建筑学的著作，甚至到附近的大学旁听感兴趣的课程。

1901年，熊彼特从特蕾西娅人文中学顺利毕业。这8年的“准贵族”学习经历，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熊彼特在这里从少年转变成了青年，性格逐渐定型，积淀了日后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某种意义上，扎实的语言功底，为他日后从事研究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优异的学业成绩，助长了他的桀骜不驯；贵族公子云集的环境熏陶，养成了他的风流倜傥；母亲的期望，种下了他自我奋斗的不竭动力。更重要的是，出身中产阶级的残酷现实，造就了他内心深处无法驱除的自卑。就身份而言，在贵族子弟中他明显属于异类；就才干而言，他又瞧不上那些纨绔公子的水平。恃才傲物与自卑情结的交织，伴随了熊彼特的一生。

中学毕业后，同大多数出身贵族的同学不同，熊彼特申请攻读维也纳大学法学和政治学学位。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奥匈帝国是讲门第的，尽管他有优异的成绩，也养成了贵族式的举止习惯，但由于自己出身中产阶级，若选择仕途或进入军界，很难有光明的前途。在熊彼特及其母亲乔安娜看来，屈居人后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学术道路。虽然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熊彼特一直强调理论的纯学术性，反对学术过于现实化，以一个超俗脱凡的纯学者自居，但考虑到熊彼特以后闯荡政界和金融界的事实，笔者认为，此时他选择学术道路，肯定带有一定程度的无奈和功利。

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学术之都、艺术之都，而维也纳大学，则是这个学术之都中最璀璨的明珠。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时，由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经济学，历经“方法论论战”的洗礼，经由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和庞巴维克（Eugen Bohm- Bawerk）的继承发展，已经蔚然成型，成为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匹敌的理论体系。由于熊彼特选择攻读法学和政治学学位，所以进入大学的第一学年他并没有过多关注经济学。从第二学年开始，他被经济学吸引，并创作了他平生的第一批学术论文（统计学方面），这可以视为他日后强调经济学要注重应用统计学知识的滥觞。

随后几年的大学生涯，熊彼特一方面是位才华横溢、勤奋刻苦的学生，为了钻研一个理论问题，可以整日待在图书馆中，废寝忘食；另一方面是位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哥儿”，在教授和同学们面前夸夸其谈。为了满足谈资，他会在私下花费大量时间充实自己的脑子。这种似乎是为了炫耀，或者是为了掩饰什么的“两面性”，正是中学时代贵族子弟圈子留下的印痕。此时的熊彼特，吃饭总要去最高档的餐厅，点最贵的红酒，穿着必定考究，言谈必定高傲。由于人长得帅气，能讨女生喜欢，还得到了“风流多情”的评价。

大学最后一学年，熊彼特参加了庞巴维克主持的讨论课，一同参加的同学包括奥托·鲍尔（Otto Bauer）、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埃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等。这几位后来都名闻遐迩。鲍尔和希法亭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米塞斯则得到庞巴维克真传，坚持自由竞争和宪政民主，成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为了激发学生的热情，庞巴维克选取“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讨论的主题，如此一来，庞巴维克、米塞斯为一方，鲍尔、希法亭为另一方，课堂就成了辩论场。而熊彼特在这种辩论中最为特殊，他摆出一副超然姿态，一会儿代表这一方，一会儿又为另一方辩护，在双方之间不停地转换立场。对于熊彼特来说，立场是次要的，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才是重要的；观点是次要的，方法的精到和思辨的缜密才是重要的。这一点，在熊彼特后来的经历中也不断有所表现。

受教于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家，同未来世界上的一流学者朝夕相处，并与他们进行知识上的交锋，使熊彼特领略到了经济学的无穷魅力，享受到让无数人羡慕不已的美味佳肴。1906年2月16日，熊彼特获得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顺利毕业。为了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他随即开始横跨亚非欧的游历。舟车劳顿之余，熊彼特依然以独特的风格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一方面，他积极投入学术活动，在柏林参加施穆勒的经济学讨论课，在法国参观世界著名的巴黎大学，在伦敦拜会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并开始构思自己的处女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精髓》（The Nature and Essence TheoreticalEconomics）；另一方面，他讲气派，住豪宅，骑高头大马，频频出入上层社交场合，结交各界名流。此时的熊彼特，颇有些志得意满，他曾对人戏言说，自己一生有三大目标：做维也纳最完美的情人、欧洲最出色的骑手、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1907年，才华横溢的熊彼特，遇到了貌美如花的英国女子格拉迪丝·西维尔（Gladys Richarde Seaver），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两人随即陷入热恋， 11月5日，熊彼特和西维尔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生活虽然美好，却因两人聚少离多，感情日渐淡薄，随着两人双双出现外遇，这段婚姻后来变得有名无实。

游历结束后，在老师庞巴维克的推荐下，熊彼特到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大学任教。切尔诺维茨是个距离俄国边境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地方（今属乌克兰），但熊彼特初出茅庐，意气奋发，桀骜不驯的性格依然如故，令校方头疼不已。官方开学集会，所有教师都正装按时到会，唯有他一人迟到而且还穿着马裤猎装，院长指责他，他反而对院长说，会议时间同他的骑马时间冲突，干脆调整会议时间来适应他。再如，因为档案管理员不允许学生自由查阅档案，他一怒之下，竟然去找管理员进行决斗。虽然生活上放荡不羁，但是他在学术研究上却成果迭出。1911年，《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顺利出版。在这本书中，熊彼特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的灵魂人物，创新与企业家共同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兴衰和经济发展的周期。该书出版之后，好评如潮，熊彼特一举成名。1911年，他申请格拉茨大学的教授席位，然而，这个学校的聘任委员会反感他的言行与狂放，对他的学术成就不认账。最后，凭借庞巴维克的推荐和政府的干预，由奥匈帝国皇帝弗朗兹·约瑟夫在胡浮堡皇宫亲自接见熊彼特，并授予他大学教授头衔，从此，熊彼特成为了“整个奥地利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对熊彼特最大的教训来自于格拉茨大学学生的反抗。就在熊彼特来到这个学校的第二年，学生们对他的不满爆发出来，指责熊彼特的课程难度太大，书目太多，分数太低，讲课内容太乱。学生们把熊彼特赶出教室，还要求校方换人。骚乱持续了三星期，惊动了州长和教育部。经过这一事件，熊彼特有了明显的改变。

三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熊彼特得以免除军役，但奥地利已经难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自1916年开始，熊彼特逐渐走出书斋，介入政治活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失败而告终，奥匈帝国解体为奥地利和匈牙利等部分。由于熊彼特积极奔走，再加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鲍尔和希法亭等人的推荐以及形势的需要，他先后出任德国社会化委员会经济顾问和奥地利共和国的财政部长。这时的熊彼特，仅仅36岁，可谓前途无量。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在熊彼特人生的这段巅峰时期，他的性格弱点也全都暴露了出来。熊彼特的血液里，没有政客和商人的基因，所以，别人看起来相当好的从政经商道路，都被他自己搞砸了。在他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中，他强调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重要性，这无疑同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的“社会化”政策格格不入。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化，是指把生产资料由私有转化为社会所有。这种政策违背熊彼特的学术逻辑，但却在战后具有应急性质，所以，在德国社会化委员会中，熊彼特出人意料地主张迅速、全面地推进社会化。对此，他对那些诧异者给出的解释是：“当有人想要自杀的时候，最好留个医生在他身边。”在待人接物方面，熊彼特也显得幼稚，缺少政客的圆滑，在同事们中间难以取得支持和信任。在私生活方面，面对当时国内一片混乱的经济形势，作为财政部长，熊彼特呼吁国民多多储蓄，勒紧腰带过日子，而他自己却租下了一整座城堡，在一家豪华酒店里有一间套房，甚至还养着几匹宝马。通观上述种种，熊彼特为人诟病自然在所难免，不得不辞职。

1919年10月份，熊彼特不再担任财政部长一职，开始进入商界冒险。1921年7月，鉴于熊彼特前任财政部长的身份以及经济学教授的头衔，奥地利的彼得曼银行（Biedermann Bank）邀请他担任行长，并且待遇丰厚，以换取政府对这个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许可。对熊彼特而言，这正中下怀，一方面自己的奢侈生活可以延续，另一方面自己的经济学知识有了用武之地。不过，银行只是想用他的名头，并不给他决策权，这倒也合熊彼特的心意，他把精力用在股票市场的投机上。开始，熊彼特运气不错，财源滚滚，于是，他更加趾高气扬，生活越来越奢侈，甚至完全无视世人的目光。据说有一次他甚至租了一辆马车，怀拥两个妓女招摇过市！还有一位在熊彼特家住过一段时间的妓女，自称奈莉·熊彼特（Nelly Schumpeter），四处宣扬自己是他的妻子！然而，这种富贵终属黄粱一梦，他给一个特蕾西娅中学同窗的骗子提供担保，使他几乎破产。1924年，奥地利发生经济危机，他在股市的投资也血本无归。9月11日，熊彼特被濒临破产而改组的彼得曼银行辞退，进入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阶段。他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积蓄用来偿债，即使这样，彻底还清债务，仍然花了他此后15年的时间。

铩羽而归，熊彼特不得不重操旧业。1925年10月15日，他被获准进入德国波恩大学公共财政学院担任教授。熊彼特的到来，在德国经济学术圈引起不小的轰动，一位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学生写道：“在波恩，让熊彼特授课的想法对经济学的学术世界是引起轰动的事情。几十年来这是第一次，德国大学重新讲授经济理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波恩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经济学家的麦加。”除授课、研究经济理论之外，熊彼特还要撰写大量迎合公众口味的时评短文，以赚取外快，因为他还欠着一屁股债。但即便如此，熊彼特也绝不会勒紧腰带过日子。他的身边从来不缺少女人，就在成为波恩大学教授之后的第20天，他以改信路德新教的方式，同比他年轻20岁的安娜·莱辛格（Annie Reisinger，即安妮）结婚。此时的熊彼特，可谓身心俱疲，只有在安妮那里，才能找到久违的宁静。为了不让新婚妻子受委屈，熊彼特不惜重金，租下了德国皇帝年轻时曾经住过的房子。很快，安妮怀孕了，这对新婚夫妇翘首盼望着新生命的诞生。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1926年，当一切似乎正在好转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6月22日，65岁的母亲乔安娜因动脉硬化在维也纳去世。自从4岁始，熊彼特就与母亲相依为命，无论何时，母亲都是他的信心来源和精神支撑，不论政界失意，还是投资缩水，都不会使熊彼特气馁，只要他的母亲在，斗志就在。如今，母亲已逝，熊彼特在世上惟一的亲人就只有妻子安妮了。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8月3日，安妮因产后大出血不幸去世，而尚未来得及取名的儿子，也在出生3小时45分钟之后夭折。遭受一连串的打击之后，熊彼特的精神几近崩溃，当天晚上，他写道：“我可怜的、心爱的安妮不在了……我也许应受许多惩罚，但不应该受这种惩罚。”妻儿去世后，熊彼特将他们安葬在离家不到1000米的波普尔斯多夫墓地（Poppelsdorf Cemetery），他甚至买了一对墓地，以便自己死后能够葬在安妮身边。在以后的日子里，熊彼特每天都要独自一人到妻儿墓前献上一支玫瑰。而在他家里，则挂着妻子和儿子的遗像。安妮自己的房间，一点都没有变动，甚至她的衣服仍旧挂在衣柜中。安妮去世之后不久，熊彼特发现了她的一本日记，从此开始每天摘抄其中的段落，这个习惯，他终生都没有改变。

为了排遣心灵上的苦痛，熊彼特试图通过发狂的工作来暂时忘却精神上的痛苦。在安妮去世后的第一年里，他发表了15篇文章和5篇书评。此外，朋友们的无私帮助，也让他逐渐从悲痛中走出，重新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学研究上。1927年，熊彼特接受哈佛大学邀请，在马萨诸塞的剑桥镇教了一个学年的经济学课程。这一个学年的工作，使哈佛和熊彼特都在心中接受了对方。1928年秋回到波恩时，熊彼特已经从伤痛中恢复，但他依然每天会到妻儿墓前献上一支玫瑰。在随后的几年中，熊彼特重访哈佛，并且接受神户大学邀请到日本讲学。这段经历，使他对日本产生了深厚感情，另一方面，熊彼特也对日本经济学界产生了持久影响，由于他强调要研究数理经济学，“以至于今天一些最为出色的数理经济学家是日本人”。至今，日本一桥大学仍保留着一座“熊彼特教授图书馆”。

1932年9月，熊彼特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正式成为该校的经济学教授。熊彼特的到来，为哈佛经济学院注入了巨大活力。他俨然是经济学术圈中的“企业家”，在他的带领下，哈佛大学经济学院的学术水平焕发了勃勃生机，聚集了号称“熊彼特之七贤会”的一批青年经济学家，包括爱德华·梅森、爱德华·张伯伦、华西里·列昂惕夫（获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哈里斯、道格拉斯·布朗、奥佛顿·泰勒。他还培养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生，包括弗里茨·马克卢普、罗伯特·海伯纳、保罗·斯威齐、保罗·萨缪尔森（获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都留重人、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等等。正是从熊彼特开始，哈佛大学经济学院进入了历史上的辉煌年代。

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熊彼特一刻也没有停止理论研究工作。经过近十年的思考和写作，1938年12月，《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Business Cycles: A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终于杀青并出版，在这部两卷本巨著中，熊彼特以其独特的视角，对经济大萧条提出了迥异于凯恩斯的观点和解决方案。1941年底的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爆发使熊彼特郁郁寡欢，因为奥地利是他的故乡，德意志文明和日本文明是他精神家园。为了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战争中转移开，他开始撰写“小杂文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年出版之后，这本他自己不看重的书却受到广泛好评，成为畅销书。随后，熊彼特开始撰写《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Analysis），直至去世，该书仍未杀青，最终由其遗孀伊丽莎白·熊彼特（Elisabeth Boody Schumpeter）编辑整理后于1954年出版，而此时，伊丽莎白也已因积劳成疾去世两年了。

承受了政坛和商界的折磨，经过了母亲、妻儿去世的打击，熊彼特依然在同命运进行抗争。在风格上，他依旧是那个贵族气息浓郁的教授，每次上课都踏着最后一分钟准时出现在门口，“优雅地脱下那件制作精良的大衣，黑色的帽子被搁到一边，然后一根手指接一根手指地脱下手套……”感情生活上，虽然他对母亲和妻子的思念一点都没有减少，而且一直保持着摘抄安妮日记的习惯，然而，他身边不乏年轻漂亮女人的身影。在安妮去世后一年左右，熊彼特的研究助手米娅成为他实际上的情人，两人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了八年，最终因熊彼特移居美国而不得不分手。在哈佛，熊彼特的身边同样不缺少女人，包括在一次讨论课上认识的女博士莫丽，也成为熊彼特的挚友。

不知不觉，熊彼特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他日益厌烦了无所拘束的单身汉生活，渴望有一个宁静的居所，能够让他“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此时，有一个女人，恰恰能够给予熊彼特这些，她就是伊丽莎白·布迪·法鲁斯奇。1937年8月16日，54岁的新郎和39岁的新娘在纽约的一所新教教堂举行了婚礼，而这位曾经的“浪荡贵族公子哥儿”，随后迎来了自己在学术上的第二个高产期。

1950年1月8日，熊彼特因动脉硬化去世，享年66岁。纵观熊彼特的一生，传记作者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曾说：“矛盾、失败、灾难和失望是熊彼特生活和工作的主要音符。他过着一种矛盾的生活，从事着一种矛盾的事业。他思考着矛盾的思想，写着充满矛盾的著作。……然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这一失败的事业作为整体却是一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