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及其译本是什么,边城的主旨是什么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王婧尧

1922年，19岁的沈从文，走出湘西，到北京闯荡更宽广世界。两手空空的他，并非一无所有。他携带的是一个积蓄了丰富信息和能量的顽强“自我”。这个“自我”在此后与周围世界的不断摩擦中，逐渐成长、显现。重要的是被他自己发现并且确认，在严峻的考验中调整、坚持、扩充，进而发酵，成为他成就独特文学事业的核心种子。

1988年，沈从文去世后，他的这份“自我”也得到后辈读者、研究者的挖掘、发现、研究和欣赏。这其中就包括文学批评家、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沈从文的“自我”吸引着张新颖，从1997年至今，他沉浸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已经持续了20多年。

沈从文与张兆和

2018年是沈从文逝世30年。大众读者自发地怀念他。他的作品耐读，《边城》、《湘行书简》、《从文自传》等仍是各大书店的常销书。学者则会思索，沈从文文学的生命力在哪？张新颖拿出他的一本专著《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再次将目光投向这位为人为文都耐人寻味的作家。四年前，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出版，因见解新颖、诚恳，文笔洗丽，向读者们呈现了一个更复杂的沈从文，受到业内及广大读者的赞赏。

此次“后半生”和“前半生”合璧，完整呈现出一个文人，从家乡走向外界，所承受的波折、苦痛与光芒。张新颖说，他之所以对沈从文青睐有加，最终是想弄明白：一个人该如何处理自己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关系，在面对外界与时代动荡的时刻，如何为自己找到一个安放灵魂的稳定磐石。说的是沈从文，但何止是沈从文。

一个个体的人生浮沉，活得真诚而执着，痛苦而深刻，在时间的河流中，找到自我，完成自我，是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作家何大草说，一个作家最好不要为时代写作，而要为时间写作。沈从文无疑是一位“为时间写作”的作家。

独自探索的“前半生”

“任何派别和沈从文是没办法公约”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细究《边城》里的故事发生时间，都超过一个甲子了。可是，读来完全无障碍，无隔膜，一切似乎就是发生在昨天，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多情的翠翠，侠义的天保、傩送兄弟，在沈从文舒缓而柔情的文字传送下，好像依然鲜活地存在着某一个时空。读之，让人有一种超越具体地点的时间的乡愁感。

《边城》电影剧照

《边城》里的人物是悲剧性的。但这种悲剧的原因是深沉的，不是表面的。我们很难准确说出，悲剧因为谁的错误造成的。或许是性格的瑕疵，或许是时运不济，总之准确些说应是生命本身的悲剧，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读了以后，感觉自己的世界变厚了，心变轻了。其实也不是悲剧。再读《边城》，很奇妙。不觉得悲，倒觉得喜，因为处处有出路，窄门有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小说在故事发展完了之后，又写当地的人出钱把塔修起来了。那个年轻人也许明天就回来。让人看到希望虽然微弱，但终究还是在，柔韧而绵延。人类就是这样活下来的。

《边城》电影里的翠翠

好的作家倒不是他本人的思想有多高深伟大，而是因为他的文字里有种宽厚和内敛，一遍一遍读下去，依然能触摸到那种温度，能读到天地的气息，感受到远古的时间节奏。如溪边白塔旁的老人女孩和黄狗，如游过石滩载着黑色鸬鹚的小小渔船，时间被拉得很长，边城的声色仿佛融进永恒的宁静。 在张新颖的研读看来，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之所以特殊、可贵，正因为文中回荡着“天地的信息”，大于一般的“人的信息”，这个人的位置是在天地之间，而不只在人间。天地浩浩荡荡莽莽苍苍，人在天地里，人的行为、人的生息是和天地互相沟通呼应的，人才更有力量。国外译本将《边城》翻译成了《翠翠》，张新颖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因为翠翠只是里面一个角色，而沈从文写的是有天有地的边城。”

沈从文的文学难以被归类。他出身农村，但他并不批判国民劣根性，他反而看到普通平民身上有很多美德，在船夫、最下等的士兵身上，他寻到了生命的庄严、诚实、诚恳。所以他的小说算不上启蒙文学。他的小说里也没有斗争，因而也算不上革命文学。

因而张新颖总结说，“沈从文其实是不能划分到任何流派里面的。像刚才你说的，哪怕和他比较亲密的新月派，他和徐志摩他们关系很好，但他个人的气质、经历以及他的文学，和新月派的差异还是很大的，这也是沈从文很有意思的地方。根源在于他有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我，他坚持从这个非常独特的我出发来看待来描述世界，描述他对这个世界的感触。文学会有潮流，会有派别，那是有一个共同差不多的东西来看待、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而这个可以公约的东西才能形成一个派别，但沈从文一直坚持自己非常独特的东西，任何派别和沈从文是没办法公约的。”

默然沉潜的“后半生”

偏安一隅的文物研究者

1934年沈从文从北平返回家乡，在湘西的一条河流上给张兆和写了一封封长信。这就是后来沈从文的家属整理发表的《湘行书简》。1992年，张新颖读到这些书信，深感震动。尤其是沈从文写道：“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

《沈从文全集》收录的书信达九卷之多，每卷大概40万字，总共有1500封左右，而其中的八卷300多万字都是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所写。这些书信不是有意的文学创作，但真正保存了那个时代的信息、人的心灵的信息，张新颖认为，这些书信也是“那个时代里特别重要的文学”，这些书信填补了沈从文被迫离开文学界的遗憾与缺失。

张新颖认为，沈从文乘船在河上时写出的这句话，也许普通读者可能会把这些文字当成自然景物描写，可河流除了是一条自然的河流，也和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劳作和生活紧密相连，它也是一条“人”的河流。张新颖从这些书信中能看出沈从文真正关心的问题，他关心普通人平凡的喜怒哀乐，关心普通人日常的劳动、创作和智慧，他为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而深深折服。

在后半生，沈从文停止他的文学创作，开始从事文物研究。文物研究虽然不是文学创作，但对于沈从文也是精神的好寄托。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很早就表露了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物产生的热切兴趣：他早年在湘西当兵，一个月3块钱津贴，但他背包里还装着一份小小的产业，价值远甚于3块钱，一本值6块钱的《云麾碑》，值5块钱的《圣教序》，值2块钱的《兰亭序》，值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

沈从文为民国人物陈渠珍当过一段时间的文书，陈渠珍的偶像是王阳明和曾国藩，每天读书，就让沈从文管理一个大书房，这一时期，沈从文读了很多古代典籍。他刚来到北京那段时间，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前门一带有许多文物，这为大多数接受了新思潮的进步青年所鄙薄，认为它们毫无价值，可沈从文为着它们流连在那一带，每天在那里揣摩。“研究文物的种子自少年时就埋下，只是经历了漫长的破土时间。”张新颖说。

不过，半路转行研究文物的沈从文，依旧选择的文物研究中的窄门。因为他研究的不是精妙的工笔画或庙堂上的青铜器，而是历史上寻常百姓人家使用过的衣物、扇子、马鞍、镜子、杯子和破破烂烂的布。他要从中寻找普通百姓、民间的智慧信息。他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同行说他浪费国家的钱，甚至专门为此开了个拒绝浪费的展览，展出的物品就是沈从文买来的“破烂”，还要他陪同参观。

沈从文还被派去做解说员，给一拨又一拨观众耐心、细致甚至庄重地讲解文物，观众中有学戏曲的女孩子，有乡村干部，有给外宾做翻译的女联络员，有老大娘，也有听完讲解派个代表来鞠一躬的学生群……虽然做的工作不受重视，但他对自己有信心。他曾经在给丁玲写信中提到，自己暂时不回去写作，“因为写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就去做我的杂文物研究好了……我做这个研究，给后代留一份礼物吧。”

沈从文的速写

195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沈从文在上海。在给张兆和的信中，他画了一组速写。在外滩的渡桥上出现的轰轰隆隆而过的游行队伍之外，沈从文看到的是依然是沉静的水。在其中一幅从一扇半开的窗户望出去的江景图旁，他写道，“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的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这就是沈从文。他要给后代留礼物。这份礼物中，最有份量的当属《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被后代学人称为是“中国服饰史的第一部通史”。

“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很多人喜欢这样评价沈从文。但或许比起是否能得诺奖，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多远。1988年沈从文去世，可关于他的研究从未间断。张新颖认为，如果把沈从文这一代的作家比成球星的话，上半场的他们光彩夺目、文字激昂，下半场却被时代淹没，大多数作家的文学生涯都是不完整的。沈从文不一样，他的后半生和前半生一样精彩，甚至可以说，他胜在下半场。

沈从文研究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

对话张新颖：

沈从文是一个丰富、复杂的人，他有一个特殊的“自我”

（张新颖，1967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文学评论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等多种奖项。）

封面新闻：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在众多的阅读和研究对象中，沈从文应该是让您感觉最特殊，也应该是您投入研究精力最多的一位。如果让您总结和形容，对于来讲，这种特殊性主要有哪些？

张新颖：他有一个特殊的“自我”。从这个特殊的“自我”来观察和描述世界，来和世界发生关系。他的写作，其实没有办法划归到文学史上常说的任何一派里面去。我愿意强调沈从文的“自我”，他的“自我”吸收能力非常强，他的“自我”一直是向外界，向自然、人世、文化敞开。20世纪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被不断变化流行的理论、思想所影响，把外在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对他们自身可能起到启蒙的作用，然后凝固。沈从文的好处是他对这些东西不是很感兴趣，并不是说他完全不感兴趣，而是当他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有一个衡量的标准，这个衡量的标准说起来很简单，是要用他的“自我”，用他亲身的生命体会来看待事物。

封面新闻：先写《沈从文的后半生》，再写《沈从文的前半生》，会不会导致“后半生”影响或者决定了“前半生”的叙事？在写“前半生”的时候要经常想到“后半生”吗？有没有什么时候感到写的其实是两个人？在研究沈从文的过程中，有哪些非常深切的感受、感慨？

张新颖：他的生命阶段性非常明显，各个阶段的特征也非常突出，但有这个生命贯穿始终的东西。后半生不会影响前半生的叙事，但前后的联系会清晰一些。我没有感到写的是两个人，始终是那一个人。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个生命强韧的贯穿始终的东西，对那个特殊的“自我”的坚持。

封面新闻：据我的观察，学院内专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除了能被业内认可，还能抵达学术生产系统之外，被专业外的普通知识读者阅读、喜爱，这是很难的。而张老师的文学批评著作，得到学院外的广大读者的喜爱。您是怎么把握资料的详实陈述与大众阅读对于文笔流畅的需求之间的关系？

张新颖：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有一些学术研究，就是专业性很强的东西，不一定要到专业之外的读者那里。也有一些，可以在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之间尝试沟通。我自己的文章，也有不同的情况。写《沈从文的前半生》和《沈从文的后半生》，因为是传记，又因为沈从文是很多读者喜欢和关心的人，所以应该没有太强的专业障碍。

封面新闻：对于很多人来说，对沈从文的阅读和了解多局限于他与张兆和的书信集，《边城》，《湘行散记》。但从你的研究视角看过去，沈从文的形象更丰满、复杂、立体。如果请您来给大众总结一下，在您看来，沈从文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作家？

张新颖：正是因为沈从文是一个丰富、复杂的人，所以没有办法很简单地概括、总结。我也不想用我的一个概括、总结，去代替之前的概括、总结。我还是更希望进入到那个生命的丰富性中去。

封面新闻：就您的研究看来，您觉得沈从文给后代的文人的启示是怎样的？

张新颖：不同的人有可能从他那里得到不同的启示。或者，什么也得不到，也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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