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代谢肇淛撰《五杂俎》卷十六载:“东坡与温公论事,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温公不谕其戏,曰:‘鳖安能厮踢?’曰:‘是之谓鳖厮踢。’”
所谓“鳖厮踢” ,其实是苏轼即兴发明的一个新词儿。鳖,俗名甲鱼、脚鱼、团鱼。“厮踢”,就是厮打踢蹬。了解鳖的习性的人都知道,它遇到情况时会一个劲儿地往泥里钻,同时不顾一切地用后腿胡乱踢蹬,行为十分愚蠢可笑。于是,苏轼就用“鳖厮踢”来讽谑司马光。
苏轼的这个比喻确实很生动贴切,很快就传开了。人们背地里都用“鳖厮踢”来笑骂司马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只会瞎厮踢的老甲鱼!这个词儿后来被推广沿用,成为无端批评指责的代名词。钱锺书在《管锥编》里就讲“学者观诗文,常未免于‘鳖厮踢’,好课虚坐实,推案无证之词,附会难验之事”。
《五杂俎》这部笔记里还说:“一日,相与共论免差役利害,偶不合,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可见苏轼与司马光论事不合,是关于差役法以及王安石变法的争论。而且苏轼内心很有些气愤,当面只用“鳖厮踢” 讽谑,回家就气得不行,连呼“司马牛”。也就是说你司马光简直就是一头犟牛!看来,苏轼对司马光的批评还是很尖刻的。
苏轼和司马光关系还是挺好的。司马光比苏轼大二十多岁,与苏轼的父亲苏洵同辈份,而且关系很好。苏轼母亲程夫人的墓志铭就是司马光撰写的。苏轼兄弟参加的最重要制科考试,司马光就是他们的考官,按规矩也就是苏轼的恩师。最重要的是,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坐牢贬谪,是司马光向皇太后进言,才赦免苏轼后来又召回朝廷任职的。苏轼自己也称 “从游司马光二十年”。那么,苏轼为什么会如此讽谑司马光呢?
这其实是因为,司马光在重新执政后,对王安石变法派的打击迫害和对新法的一概否定废止、实在是搞得太过份了。
就拿苏轼和司马光争论的“免役法”来说,“免役法”是对宋初定下的的差役法的改革,即把原来按照主户户等轮充差役的办法改为当役者交纳役钱,然后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应役。这样一来,免役钱就逐渐成为国家财政中的一笔固定收入。苏轼认为这项改革还是比较可行的,大多数老百姓也都很赞成,继续推行完全可以富国强兵。但司马光偏偏听不进苏轼的正确意见,非要一杠子打翻,绝不通融。
不仅如此,司马光还要把新法全部废除光。他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是“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他甚至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要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就是将新法全部废除,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司马光就限令开封知府蔡京依,必须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他迫不及待地废除了“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司马光如此“革新布旧”,操劳过度累病了,居然还念念不忘没有废除“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不无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
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新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守旧主张,他这样做对社会的危害,比熙宁以前还要严重。国家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都在保守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
同时,司马光还把朝廷中蔡确、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一大批参与变法官员一一清算,统统贬谪。其中吕惠卿被贬建州,一贬就是九年。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进行过批驳,司马光就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
对于司马光的如此做派,正直的苏轼当然就顾不得长辈、师生和恩公的关系了,他不能不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苏轼用“鳖厮踢” 讽谑司马光,确实是对其顽固保守的绝妙讽刺。
苏轼对司马光的做派作过尖锐批评,但他对司马光还是保持着应有的尊敬的。司马光去世之后,苏轼为他撰写了墓志铭,还写了长达数千言的《司马温公行状》,对司马光的品德学问有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苏轼为人处世的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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