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争议,乾隆戏称他为“贰臣”,爱他的人说他是“神笔”、“后王”,浮浮沉沉中,他唯把情思寄托于书法,情至浓时,如滔滔江水奔腾万里。
故事藏于笔墨,抱负跃然纸上
王铎,何许人也?他是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字觉斯,号嵩樵、十樵、雪山道人,世称“王孟津”,有“神笔王铎”之誉。
他生于1592年,6岁临习王羲之《圣教序》,9岁时,已字字逼肖。18岁中举,20岁中进士,21岁入翰林,22岁放江南主考。
早年的工作与学习经历,也让他有机会博览古代书法家名帖。他喜欢临摹王羲之、米芾、颜真卿、张芝、王献之、柳公权等书法家的碑帖,这也为他的书法创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期间,王铎通过科举考试一路攀升,1644年3月,更被任命为礼部尚书,主编《明史》。眼看王铎前半生,走得非常顺利又令人羡慕,这架势就是要步入人生巅峰的节奏。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上任,就面临着明朝灭亡。尚书不能做,此时正处明末清初之交,他经历了鼎革之变。1646年,他接受清廷任命,从明朝旧臣变为清廷新贵,担任礼部侍郎兼管弘文院事。
王铎 草书《杜甫秋兴》卷
旧时“忠臣不事二主”,而民众也非常痛斥服侍二主的臣子。晚年时期他背负诸多骂名,曾几度奔溃。而在这之前,其妻儿等家人相继离世,巨大打击早已让他喘不过气来…国破家亡,满腔爱恨,更与何人说?王铎把所有的理想抱负,都付诸于笔墨之中。
王铎 书杜甫诗《空囊》
降清后的第二年,王铎一口气草书十首唐诗,长卷末端,他写下这样一段话:“丙戌三月十五日,戏书于北畿,为天政贤坦。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王铎五十五。”
王铎 草书《杜甫秋兴》卷
不服,既是写给命运与时代,同时也是致敬书法界的前辈,表达自己的书法相比草圣张旭等人也丝毫不逊色。
王铎 临张芝《冠军帖》(1650)
日本人被王铎书法征服,轰动全球
王铎是旧社会时期的悲剧,他的作品也随着他离世而沉寂多年。直到很久之后的某天,日本书法界大神村上三岛带领弟子到访孟津,在王家祠堂中找到堆放的《琅华馆帖》并对其极力助推后,才让更多人欣赏到王铎书法的精妙之处。王铎在日本的声望更盖过王羲之,甚有“后王胜先王”之说。
王铎 草书《杜甫秋兴》卷
村上三岛本人也从王铎书法中获益良多,他临摹王铎书法,形成自己独有的奔放书法风格,还被誉为开辟了日本书法的新境界。创立书法团体长兴会的村上三岛,连续担任日本书法展览会顾问、日本书艺院理事长、日本书法教育会副会长。由于村上三岛在日本书法界的影响力很大,也促进王铎的书法被更多海外书法爱好者欣赏。
相比严谨无趣的旧时书风,王铎书法更有创造力,既暗藏古法规章,又融合创新,用笔如蛟龙肆意千里,挥洒自如,自成一派风格,日本人将其称作“明清调”。
王铎《临阁帖》轴
王铎书法备受欢迎,其收藏价值更是一直往上升,国内众多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等地均有珍藏。而2010年的北京匡时秋季拍卖会上,村上三岛旧藏王铎《雒州香山作》就曾以4536万元(人民币)成交,可见其作品影响力不容小觑。
王铎《七月写怀之十九》局部
超迈雄奇行草,开创一代书风
如果说王铎早年的书法是飞腾跳踯,狂野自如。那么,降清后那段时间,王铎的书风更显成熟老辣,技法已开始出神入化。王铎在最失意时,每日以创作书画诗文来排遣,“字画诗文,吾辈之寄耶、爱耶、憎耶”。风驰电挚般书写草书,淋漓尽致的表达自我,气势磅礴、犹如滔滔江水停不下来。
王铎 《冠军帖》(淳化阁帖游相本第二卷)
“眼前突兀山险巇,文安健笔蟠蛟螭”是吴昌硕对他的赞誉之词,将其书法比喻成险山峻岭般俊美,如蟠蛟螭健步疾驰。
王铎《七月写怀之十九》局部
书法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钻研书法可以让他忘却痛苦。加上他非常重视学习古人,在《琅华馆帖册》中,他认为“ 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如琴棋之有谱。然观诗之《风》、《雅》、《颂》,文之夏、商、周、秦、汉,亦可知矣。故善师古者不离古、不泥古。必置古不言者,不过文其不学耳。”
上三排:王铎;下一排:王羲之
在临摹王羲之书法的时候,他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只知道要如何临摹得像。他在重视古法与结构后,更懂得如何学古求新,将范本中的许多字进行个性改动。王铎在get到传统书法技巧后,更多的是开始自我创作,自成一派。重要的是,早在他练习楷书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端倪,不按套路出牌。
看王铎楷书,奔放不拘束的笔法,夸张的字形,加之骨节点也很大气,没有过多修饰字的衔接转折处,让人粗看有种颜真卿的豪迈之感,但细看就是王铎本人的大胆风格。
王铎 临张芝《冠军帖》(1649)
或许正是他对书法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态度,让他在行草书中放飞自我,把满腔热血挥于笔上。而在此基础上,他还能做到收放自如,实属难得。
王铎 临古法帖扇面
他已经找到“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入帖,与“不规则摹拟“的出帖之间的平衡。而这也正是村上三岛一生钟爱王铎书法的原因。
王铎 《西山积翠图》
除了杰出的书法作品外,王铎也擅长绘制国画。清人张庚称王铎山水“沉沉丰蔚,意趣自别”,又褒其花草“超脱名贵”。王铎在书画上的造诣,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书法家。
王铎的情绪
文/ 胡西林
王铎书法宗二王,而对待即使像怀素这样的大书法家,也照样排斥。有人评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脉,这当然是褒其书法,绝无贬义,不料王铎十分反感,引发了情绪。他甚至不止一次将这种反感和情绪发泄到了他的草书杜甫诗卷上。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这里所谓情绪,不是指王铎仕清之后对朝政或者对满人的不满,而是指他对于自己的书法因为某些人的看法所引发的情绪。他当然对朝政会有看法,但是仕清之后与在明末崇祯朝时期相比较,这方面他是大大收敛了。崇祯朝时,他曾经在皇帝面前针砭现实,差一点酿成大祸。比如崇祯十一年,其时国难当头,一方面是满洲的皇太极举兵关内,明朝官军接连受挫,一方面是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分别攻占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明王朝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而这个时候朝廷内部因为主战主和分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令崇祯皇帝不知所措。其时王铎任礼部右侍郎、教习馆员,这一天经筵开讲,由王铎讲孔子《中庸·唯天下至圣》章。本来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王铎只要照章述意即可,可他偏偏结合实际,论及时事,讲着讲着竟然斥责起现实来,且措辞尖锐,以至触怒了崇祯皇帝。但是入清之后,他再也没有也不能这样做,虽然清廷是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事、充明史副总裁”“重用”于他,但是毕竟改朝换代了,前朝旧臣事新主,他的精神脊柱无法直立,不敢公开发牢骚,也不可以对朝政说三道四,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但这是不是没有情绪了呢?不是。我们可以从他留下来的诗文,特别是一些诗文信札的手稿中读到他的这种情绪,而更多、更大的情绪则转移了,转移到了他的书法上。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即他一生中以杜甫的诗为内容,并且以草书手卷的形式来书写的书法作品许多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还有,这时他每每书写杜诗便会得意,一得意便下笔无滞,仿佛神灵给力,纸上墨迹灵动极了。于是他要抒怀,当然不是抒发政治怀抱,而是抒发他的艺术情怀———非常有趣,每作这样的抒怀———即在卷末作题识的时候,他总是拿怀素来开涮,并且行文语气都带着一种情绪,所开涮的是关于书法所谓正脉和野道的问题。大家知道,王铎书法宗二王,一辈子崇拜羲献父子,至晚年依旧按日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而其临帖,主要就是临《淳化阁帖》中羲献父子的法帖,这是正宗,被王铎视为必尊之古,否则就是野道。而其对待“野道”的态度,即使像怀素这样的大书法家,也照样排斥。比如中年之后王铎的书法在当时的明代书坛名气很大,欣赏他的人很多,有人评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脉,这当然是褒其书法,绝无贬义,不料王铎十分反感,引发了情绪。他甚至不止一次将这种反感和情绪发泄到了他的草书杜甫诗卷上:
其一,上海博物馆收藏,王铎草书唐人诗卷。诗卷作于顺治三年,纸本,纵30.2cm,横698.5cm,书唐诗十首,书法恣意汪洋,写得极为痛快,规模之大,在王铎传世书法手卷中也属少见。卷末有题识:“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这是他拿怀素等宣泄自己书法情绪最著名的一则题识。
其二,王铎草书杜甫诗卷,现不知藏于何处,收录在《王铎书法全集》中。也是纸本,作于顺治丙戌年,规模虽不如上博本,但是这卷作于“北畿”琅华馆中并且是在“带酒微醺”状态下写成的草书诗卷,也是气势张扬。卷末题识中王铎是这样写的:此卷乃“书于北都琅华馆,用张芝、柳(公权)、虞(世南)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谛辩”、“勿忽”就是仔细看、仔细辩,不要疏忽。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其三,首都博物馆也藏有一卷王铎草书唐人诗卷,该卷未署作年,依其书风应该也是王铎仕清之后的作品。纸本,该卷规模也很大,纵34.5cm,横654cm,共书唐诗九首,其中五首为杜诗。观其气势,王铎仿佛手握天纵之笔,随意挥洒,写得非常自如。完了,他仅用几个字作题识,依然开涮怀素:“有客曰此怀素家法也,则勿许观。”听听这语气,不顾及观者情面也不顾及儒家“礼数”,那其实是对视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路的人下了逐客令,如果这样,他不允许人家再看他的书法作品。
还有一个手卷中王铎也宣泄了同样的情绪,鲜为人知,这个手卷在美国,也是草书,纸本,纵29.8cm,横418.5cm,书杜甫近体诗六首。此卷作于“丁亥三月”即顺治四年三月。王铎一定也很得意此卷的书写,于是又开涮,拿怀素说事,这一次他说得更明白:“我学献之、伯英(张芝)、诚悬(柳公权),恐人误以为怀素恶道,则受其谣琢矣!”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这四个手卷是相继书写的,体现了王铎对自己书法的自负和骄傲。但是检索王其传世作品,此前似乎并不多见他如此集中书写杜诗,也不见他有如此小觑怀素的言论,这值得寻思。王铎崇拜杜甫,并以杜甫况比自我,在诗中常有对现实的抱怨,流露了真性情。他对自己的诗是自负的,仕清之前作书法经常书写的就是自己的诗作。而晚年境况大变,仕清使他精神压抑,作书法多写杜诗是因为书写杜诗既解心情,还可以托古避嫌,并且洋溢他的才情,说到底是因为政治情绪受到了压抑,艺术情绪才得以张扬。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书写畅意,“好书数行”便屡屡出现在他的草书杜诗卷上,这个时候埋藏在心底的艺术情绪得以爆发,终于说出了小觑怀素的话,若早五年十年,且书写的是自己的诗作,我想他不会如此小觑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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