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蝉寄贾岛什么意思

蝉，也叫知了，有的叫贱命！

度娘说，它一生要在土里潜伏17年，然后脱壳而出，歌唱却只有7天，而后生命就归于终结！

这是一只用生命在唱歌的虫！

历代咏蝉诗歌

王籍《入若耶溪》： 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 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

“造化生微物，常能应候鸣”（唐·许裳．闻蝉）。

“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音”（宋·朱熹．《南安道中》）。

南朝诗人萧子范就曾在《后堂听蝉》一诗中这样写到：“流音绕丛藿，余响彻高轩”；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酬令孤相公新蝉见寄》一诗中也写到：“清吟晓露叶，愁噪夕阳枝。忽尔弦断绝，俄闻管参差”；而唐代另一位诗人卢同在《新蝉》一诗中对此描写得更为形象生动：“泉溜潜幽咽，琴鸣乍往还。长风剪不断，还在树枝间。”

“今朝蝉忽鸣，迁客若为情？便觉一年老，能令万感生”（唐． 司空曙《新蝉》）。一样的蝉鸣，在不同的人听来往往会有不同的感受，生发出各种不同的感慨来。这蝉声曾使长年漂泊在外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乡愁顿起：“一闻愁意结，再听乡心起。渭上新蝉声，先听浑相似。衡门有谁听？日暮槐花里”（《早蝉》）；这蝉声也曾使唐代另一位大诗人刘禹锡心生凄凉：“蝉声未发前，已自感流年。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答白刑部闻新蝉》）；这蝉鸣还曾使有志无成、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无处施展的唐代诗人雍裕之潸然泪下：“一声清溽暑，几处促流身。志士心偏苦，初闻独泫然”（《早蝉》）。蝉本无知，蝉鸣也本不关愁，然而许多诗人却闻蝉而愁，这都只不过是因为诗人自己心中有愁、“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缘故罢了。正如宋代诗人杨万里所说：“蝉声无一添烦恼，自是愁人在断肠”（《听蝉》）。因此，我们不难明了：五代楚诗人刘昭禹在《闻蝉》一诗中对蝉“莫侵残日噪，正在异乡听”的劝阻，唐代诗人卢殷在《晚蝉》一诗中对蝉“犹畏旅人头不白，再三移树带声飞”的抱怨，唐代另一位诗人姚合在《闻蝉寄贾岛》一诗中对蝉鸣“秋来吟更苦，半咽半随风”的描写，宋代词人刘克庄在《三月二十五日饮方校书园》一诗中对蝉“何必雍门弹一曲，蝉声极意说凄凉”的感受，都只不过是诗人各自的内心情感的外现与物化罢了。

“得饮玄天露，何辞高柳寒”（南朝·陈·刘删《咏蝉诗》），“饮露身何洁，吟风韵更长”（唐·戴叔伦·《画蝉》）。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蝉的幼虫生活在土壤里，是靠吸食植物根部的汁液维持生命的，而成虫则靠吸食树木枝干的汁液为生。然而，古人误却以为蝉是靠餐风饮露为生的，故把蝉视为高洁的象征，并咏之颂之，或借此来寄托理想抱负，或以之暗喻自己坎坷不幸的身世。隋朝旧臣虞世南，被唐太宗李世民留用后，由于才高学广，为人正直，深得器重，于是，他笔下的鸣蝉就成了具有高标逸韵人格的象征，成了诗人自己是因为立身高洁而不是因为凭借外在的力量才被重用的表白。在这首题为《蝉》的诗中，诗人写到：“垂委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而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生活时代与虞世南相去不远的骆宾王，在高宗仪凤三年（公元６７８年）也写过一首《咏蝉》诗：“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写这首诗时，本来担任任侍御史的骆宾王，已因上疏论事触忤武后，遭诬，以贪赃罪名下狱，身陷囹圄。这首诗借蝉抒怀，以“霜重”、“风多”喻处境的险恶，以“飞难进”喻政治上的不得意，以“响易沉”喻言论被压制，以“无人信高洁”喻自己的品性高洁却不为时人所理解。全诗取譬贴切，用典自然，语多双关，于咏物中寄情寓兴，由物到人，由人到物，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是咏蝉诗中的不可多得的佳作。而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蝉》诗则是这样写的：“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诗人满腹经纶，抱负高远，然而却由于为人清高，生活清贫；后来，又意想不到地陷入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不受重用，潦倒终身。因而诗人在听到蝉的鸣唱时，自然而然地由蝉的立身高洁联想到自己的清白，由蝉之无同情之人联想自己同样也是无同道相知。于是，不由自主地发出“高难饱”、“恨费声”的慨叹。三首诗都是唐代借咏蝉以寄意的名作，但由于三位诗人的地位、际遇、气质不同，使三诗旨趣迥异，各臻其妙，被称为唐代咏蝉诗的“三绝”。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对这一点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借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

与颂扬蝉的高洁相反，咏蝉诗中也有讥讽蝉的污浊的。唐末诗人陆龟蒙和罗隐的《蝉》诗便是如此。在陆龟蒙的笔下，蝉是卑鄙无能之辈：“只凭风作使，全仰柳为都；一腹清何甚，双翎薄更无”。而在罗隐的笔下，蝉则是趋炎附势之徒：“大地工夫一为遗，与君声调偕君绥。风栖露饱今如此，应忘当年滓浊时”。两诗借蝉言志，对唐末的社会腐败、官场污浊，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和批判。

此外，唐朝诗人雍陶的“高树蝉声入晚云，不唯愁我亦愁君。何时各得身无事，每到闻时似不闻”（《蝉》）、清代诗人朱受新的“抱叶隐深林，乘时慧慧吟。如何忘远举，饮露已清心”（《咏蝉》），也都是借蝉抒怀的佳句，句中各有比兴寄托。而南朝陈朝诗人陈正见在的“风高知响急，树近觉声连”（《赋得秋蝉和柳应衡阳王教诗》）、唐朝诗人徐夤的“朝催篱菊花开露，暮促庭槐叶坠风”（《初秋行圃》）虽是即景写景，却亦具有一番清新别致的机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