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锣的爱情是什么爱情、真正的爱情是什么

武汉一位女性市民，疫情初期医疗资源不足，她母亲在家发病，无法住院，急之余这名女子跑到阳台敲锣和口毛。

彼时，很多人转发了她的敲锣微博。凄惨的求助声引起关注，其重症母亲终求到一张床位，其本人确诊后也住进方舱医院。

如此一来，大家都记住了，武汉不光有吹哨人，也有敲锣女。

吹哨人从没自称“吹哨人”，而敲锣的女子将名字改成“敲锣的我”，生怕别人抢了“敲锣”的雅号。

敲锣女也写了长日记《武汉敲锣记》，分上下篇。作家方方在微博转发了《敲锣记》的上篇。

方方转发时加了一段按语：“永远要记住武汉人的奋斗，还有无数人的相互帮助。这些事都必须记录在案。”

敲锣女昨天鸣金，发文指责一大堆人，说她能治好病靠的政府和医生护士，如今她被方方“拖下水”，当了“工具、武器”云云。

意思很明显，方方碰瓷她，利用她为了自己出国，是加害于她。

本来方方日记，已有降温趋势，敲锣女再度“敲锣”，方方话题在网上骤然升温，又一次撕裂了舆论。

很多人对敲锣女嗤之以鼻，称她把帮过她的人都当成了“姨妈巾”，用过就丢，乃是典型的恩将仇报、不仁不义。

由此甚至引出一个话题：今后还该不该轻易出手，去帮那些需要帮助的弱者。

也有很多人藉此将矛头对准方方，说方方在“抢功”，强往自己脸上“贴金”。

事实上，方方从来没说过，因为她转了该女子敲锣的视频，或在日记中加以记载，从而救了她们母女。

救人之功那些话，是别人说的——正如上上流传的“一地手机”图片，是好事者给添上的——手机还吱吱响，也是某位不屑于读书的院士所强加。

万般无奈之下敲锣舅母，高喊“不行了”“冇得办法了”，这条视频刚上网时，曾被指为“传谣”，被视为“负能量”。

治愈回家，成功上岸，就翻脸不认人。这让诸多网民耿耿于怀，对于敲锣女的道德谴责铺天盖地。

也难怪，连大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中也强调：在人类一切道德罪恶中，最吓人、最忤逆的罪是忘恩负义。

一个月前，我写过一篇题为《如此仇视方方，你的弱势不再值得同情》的文章。

方方日记是一种底层写作，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之下，表达对人性的反思，对个体命运的悲悯和对生命群体的忧患。

如果说，远离人间烟火的“食肉者”，无法与方方日记产生共鸣，尚不难理解；而那些事实上在底层蜷缩和挣扎的弱者，何至于对与他们情感和立场更接近的方方，恨到骨子里呢？

当时感叹于鲁迅所说的“弱者拔刀向更弱者”，我在此文中发出“她为苍生说人话，苍生把她骂成狗”、“她为苍生鞠捧泪，苍生齐声要她死”的喟叹。

“如此仇视方方，是仇视者的宿命，他们的弱势自此不再值得同情”，我当时的忿忿然，与今日网上对于敲锣女的鄙薄，是一样的。

当时甚至说出“如果以后某一天，不幸再坠入不堪境地，尽可以张扬你们的战天斗地精神，用满脸红扑扑的光彩，去感动那些左右和掌握你们命运的人”之类的赌气话。

这话当然也适用于敲锣女。除非她今后总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每天都如她在《敲锣记》中所说，“继续游刃有余地驾驭着病毒后烟火浓烈的新生活”。

对于敲锣女此番再敲锣的置喙，如果仅仅止于道德的层面，我觉得有些低估了其人，没完全听懂她的锣外之音。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句经典台词，出自京剧《沙家浜》第四场中，阿庆嫂与刁德一的智斗场景。

阿庆嫂说，“听刁参谋长这意思，新四军的伤病员是我给藏起来了！这可真是呀，听话听声，锣鼓听音。”

所谓“弦外之音、意在言外”，只要对方一讲话，虽然主题没明说，也能从对方的语气里，判断讲话之要义。

敲锣女此次反咬方方一口，当初锣敲得多响，如今咬痕就多深。这似乎有某种传统。

1980年代之前，国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基本公共生活训练之一，就是“站队”。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站队”考验。

当年的主流政治把“站队”当作“正能量”，美其名曰“划清界限”。

这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要求，还是一种违抗者“挨整”、顺从者获得奖赏的生存逻辑。

为了表忠心，显积极，求进步，避不利，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父子告讦、师生对立，诸如此类的现象层出不穷。

这种颠覆人伦的选择，驱使诸多人去公开指责亲人、朋友、恋人和老师，当面与之切割，用阶级意识消除一切缓和“阶级斗争”的道德障碍。

为了表明“灵魂深处闹革命”，各色人等不惜用对血缘、亲情、家族和社会伦理的背叛，去讨好组织，完成亲社会行为，寻找类似亲情、友情、爱情的代偿品、归属感。

敲锣女年龄似乎不大，该是连那个年代的尾巴都没赶上。对“工具”“武器”这类充满斗争哲学色彩的词语，却运用得娴熟老道，恰到好处。

有人说，敲锣女能在那样的境地，想出这样的办法，得到预期的结果，说明她适应社会的能力超级强。

如今对于方方日记的批判乃至围攻，动辄上纲上线，甚至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从一般的文化现象争论，演变成一场政治上的批判。

对于眼下这种舆论环境和风向，是不是对自己有利，她绝对不会无感，甚或遇到有形无形的某些压力。以她的极致精明，不会不做出一番权衡。

在她看来，此时与方方扯到一起，就是一种不幸。尽管她彼时在阳台上敲锣，现今也可被人视为“递刀子”，是不可饶恕的“武器”“工具”展示和形象“抹黑”。

愈是如此，愈要敲一记响锣，愈会成为一种与过往、与方方“划清界限”、“从此决裂”的宣示。

至于方方转发她的《敲锣记》上篇，目的不过在于褒扬武汉人抗疫中体现出的坚韧顽强、守望相助，敲锣女是无感或不愿有所感的。

这种褒扬，能对她造成怎样实际的祸害，她也未必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她就要昭示某种“政治正确”。

“手拿铜锣敲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直接说出“要与方方划清界限、永远决裂”，其实更能明白表达立场。

毕竟有过受惠于舆论的“家史”，过于直白多少会有一些道德上的风险。

话到嘴边，敲锣女还是表现出某种节制，说得委婉一点罢了。这并不等于她的厚道。

明末将领袁崇焕，被押赴刑场的途中，围观群众有吐口水的，有投掷可伤害身体的物件的，有跑上去撕咬肉身的。袁还未被到刑场，全身几乎只剩一具骨架。

假设方方到了那步田地，第一个扑上去撕咬的，未必不是是敲锣女。

不能不说，敲锣女是政治掏空人性良知的现代版存在，视为文革手艺重现江湖，并不为过，更非危言耸听。

敲锣女或是被裹挟的众多盲从者中的一个。

但正如一位为当年行为道歉的老者道歉时所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文章转自老萧杂说；作者为资深媒体人，三届中国新闻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