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海外名校女硕士回国后一头扎进农村垃圾场。为什么?连当地的村民都远远地看着她,却无法理解。他们好奇地问来这里的记者:这个人疯了吗?
但对陈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垃圾分类“实验”。
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垃圾是肮脏的,人们丢弃它,远离它。但是陈不这么认为。在她的逻辑里,“垃圾是人产生的。我其实不是在和垃圾打交道,而是在和人打交道。”
这个女的有多痴迷捡垃圾?她处理垃圾8年多了,还在认真“捡垃圾”。
她心里有一个“垃圾梦”。
一个痴迷于“捡垃圾”的女人
“追”垃圾从北京一直“追”到河南农村
陈自2009年研究生毕业以来,已经从事垃圾处理工作八年多了。她本科学习英语,研究生学习外国文学。结果她毕业的时候没有选择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进入了一个在北京注册的环保组织。据她说,“我觉得这个概念特别美。”
之后她的名字就和调查垃圾流向,监督垃圾焚烧联系在一起。她曾经在拾荒者那里呆了半年,以至于“北京至少有一半的拾荒者认识我。”她也在垃圾焚烧厂呆了一整天,衣服上的味道根本散不了。“我回家的时候,地铁夜高峰很挤,但别人还是要和我保持距离。”
2015年出国深造,去美国著名的南加州大学学习环境史,论文正在修改中。她回到中国开始她的旧工作,去了农村。
陈试点的大王庄,隶属于河南省平顶山市郊区的兴浦村。
河南十月不太冷。星浦村的农田里,玉米已经收割完毕,冬小麦播种了。新耕的土地透露出一种古朴和规律。电动三轮车沿着村际公路行驶。夕阳的余晖透过打在陈的脸上。光影斑驳。她说:“我觉得自己像个孩子。”她坐在后座,看起来很愉快,但她的眼睛从未远离道路。很快,一堆垃圾出现在眼前,她的眉头皱了起来。
垃圾场在路边。有食品袋、瓶子、肥料袋和建房留下的建筑垃圾。北方刮风,塑料袋被吹起来挂在附近的果树上。垃圾场的边缘有黑色的痕迹。陈告诉《红星新闻》,“这说明垃圾已经露天焚烧了。”
这只是一条街上众多垃圾场中的一个,村子后面的溢洪道上堆着一个更大的,有十几米长。据村民说,每次上游水库放水,垃圾就顺着运河被冲到下游河道,河道里全是水。
王渔洋是大王庄村民小组的组长。70多岁的他说:“村子东边的池塘以前是吃水的地方。你看看现在小孩子吃的五颜六色的东西,都会被扔进包里。”
陈说,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使农村地区的垃圾量翻了一番。“以前农村家家户户都养家禽家畜,厨余垃圾可以自己消化。现在很多家庭都建了两层楼,医院里的地面已经硬化了。动物不再饲养,厨余自然增加。还有网购等的兴起。,这是垃圾增加的原因。”
农村捡垃圾的日常“实验”
垃圾分类,村民交费,一个老人骑三轮车拉
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兴浦村,陈总是随身带着两样东西:一本书和一个小夹子。收垃圾时,她用夹子看村民的垃圾是否分类,分类是否精细;在笔记本上,她写下了村子里哪里有垃圾,有什么垃圾。
如果问陈垃圾收集有什么危害,陈可以轻而易举地列出20多条。“可以说混合回收除了简单粗暴以外没有任何优势。”
在陈来之前,大王庄村民李带着大家做垃圾分类,但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陈来这里主要是帮助李完善自己的工作。
村里的垃圾分类“三剑客:陈、李、李带着孩子”
李告诉《红星新闻》,她是广西桂林人,已婚,育有两个孩子。起初,我对这里随意倾倒垃圾感到完全无法理解。“垃圾随便扔,堆多了,烧了,但是烟味能持续一两天。”她的房子是顺风的,每当烟味飘来,她就带着孩子出家门,这让她终于下定决心要去做。
考虑到农民的生活习惯,李并没有按照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标准进行分类。她根据可堆肥和不可堆肥的分类选择了堆肥餐厨垃圾,这其实是农村的传统做法。垃圾收集过程并不复杂。每户准备两桶,可以沤也可以不沤,然后把农药瓶、节能灯、电池等有毒有害垃圾分别放在桶外。
每天下午三点半,村里负责垃圾收集的老人李随正准时从家里出发,骑着电动三轮车,挨家挨户的收垃圾,每天收半个村的垃圾。
可堆肥厨余垃圾经分类回收后,就地堆肥,发酵后的肥料返回大王庄村民耕种;在养不胖的垃圾中,能进入废品回收的瓶子、纸张、金属,都是老李曼仪征人工挑选出来重新卖钱的;最后,无法处理的塑料袋和食品包装被他的三轮车拉到了很远的一个市政垃圾桶,进入了城市现有的垃圾回收系统。
作为奖励,每个村民每月缴纳2元垃圾费,用于支付老人工资和每月800元。在陈看来,李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许多先进理念的实践。“她的资金来源实际上完全来自自筹。村民缴纳垃圾费的行为实际上是在践行污染者付费的理念。”
红星记者跟着老人收了两天垃圾。这样,需要集中处理的垃圾体积会减少一半以上,按重量计算的话比例会更高,因为餐厨垃圾比较重。
对当地垃圾进行个人分类
拜访乡长,向村民宣讲,最后得到回应
虽然实践效果很好,但是村民的参与度一直不是很好。“很多人都在等着看,”后来李发现,有些与自己关系好的人只交钱而不分类。“意味着给予支持。”有的人只分类却说什么都不交。
乡镇也有具体的困难。曹真镇办公室主任张国辉告诉《红星新闻》,镇政府之前已经示范过将垃圾回收到村里,预算在200多万元,这个镇实在负担不起。“乡镇政府的年度预算中没有专项的垃圾清运费用。现在要求公司一年清收48万,都是自筹。”
兴浦村隶属于曹真乡,沿公路“北曹线”依次分布有兴浦自然村、大王庄村、黑庄村、六楼村等四个村。村里安排的垃圾清运只负责每个村四个大垃圾箱的清运。问题是这些垃圾桶都在村外。以大王庄为例,从村中央走到垃圾桶需要15分钟。
陈认为,垃圾是人产生的,解决垃圾分类问题还是要靠做人。
于是,她去见了乡长,拿着算好的预算去“要钱”,跟对方说了一点。“垃圾减量后,清理公司的成本更低,自然政府投入更少。”她去争取村委会支持的时候,给了对方一点理由。"治理垃圾既能赢得民心,又能取得政治成就."
陈提倡垃圾分类。她说:“不分类集中回收是最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看似最省事,其实只是实现了垃圾的即时转移,而不是回收。最终,混合垃圾将通过填埋或焚烧污染环境。事实上,它最终会对垃圾生产者做出反应。”
在会见村民时,陈愿意与他们谈垃圾分类问题。她向村民们讲述了垃圾填埋场周围的恶臭,以及垃圾焚烧厂未经分类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有人悄悄告诉她,村民做的不可能比大城市的人好。她笑着回应:“我是北京人,有些人垃圾分类没你好。”陈急于调动村里热心的村民。在她看来,热情是参与公共事务的前提。
她的热情得到了反馈和回应。
11月3日,星浦村小学党委副书记陶福才宣布,星浦行政村将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回收,并宣布村委会将免费提供一块土地用于堆肥场建设。陶书记说:“一个外人这么热情,我们再表达也太不合适了。”
正在进行的“垃圾梦”
她知道,在垃圾分类方面,她并不孤单
来到星浦村后,陈用前一个公益日筹到的钱给老收破烂的李随正换了一辆新车,还为堆肥场的改造筹到了一笔钱。不过她说这些都不是重点,就像垃圾分类的推广一样,不是买多少分类箱,她一直相信人才是关键。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陈常常独自一人在晚上思考问题。她告诉《红星新闻》,她也想象过它可以走哪一步,离开后是否可以继续。
在来河南之前,陈于10月份离开了河北省涞水县南峪村。这是她回国后去的第一个试点村。她在那里呆了三个多月。她走的时候,村里的垃圾分类已经做好了模型。离开南浔的时候,她并不担心。这么多年的经历,她告诉她,谁都不会错。“比如垃圾收集器关不好,或者垃圾清除公司把垃圾分成好的类别。混的,只要被发现一次就废了。”走之前,她每天都找秘书,直到对方拍胸答应亲自去抓。
她心里清楚,垃圾分类不是靠她一个人,而是靠所有人。“垃圾分类只有在我们离开那个地方还能继续运行的情况下,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要取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垃圾被强制分类的那一天。”
晚上,村里有人演奏了美国乡村民谣歌手约翰·丹佛的《乡村路带我回家》。当她听到陈的音乐时,立刻从房间里出来,说这是她最喜欢的歌曲之一。陈闭上眼睛,月光如水。一个持续了8年多的“垃圾梦”继续在她脑海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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