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为什么说文臣人人可杀

明末甲申的变化，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崇祯帝在石炭山自行，“国王去世辞职”成为现实。

殉国前，崇祯留下有遗诏，崇祯遗诏传来传去，传出了许多个版本，不过意思都大致差不离，而不管哪个版本，崇祯都不遗余力甩锅给手下群臣——“诸臣误朕”、“皆因贪官污吏，平时隳坏，宜尽行诛戮”、“文臣皆可杀”——显然，他对手下大臣们怨念极深。

明朝亡国，原因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清。

从崇祯自身的角度来看，这位大明末帝是个工作狂，基本上除了睡觉就是在工作，勤奋程度赶得上老祖宗朱元璋。

但勤奋只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决定性条件。崇祯即位时，已延续260多年的大明朝积弊已深，历朝积累下来的工作量，崇祯哪怕不吃不喝不睡也干不完。

况且，崇祯资质确实不高，性格又不好，要想为大明翻盘，对他来说实在是个勉为其难的任务。如果要比较，崇祯甚至还不如清朝咸丰帝，咸丰好色，也远不如崇祯勤奋，内忧外患之际却硬生生挺了过来，这不光是运气，更有实力的因素。

从大臣们的层面来说，明末士大夫们确实也表现得不咋样，十七年里没搞出什么像样的业绩不说，到了李自成即将兵临城下时，大臣们还在尽力给崇祯拖后腿。

崇祯想和皇太极和议，大臣们蹬鼻子上脸，吓得崇祯把主持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欣甲给斩了，表示自己没有议和之心。

崇祯穷得要当裤子了，召集大臣众筹北京城防，就差学朱元璋捧个碗向大家要饭了。

首辅魏藻德很感动，立马捐了...500两。

周皇后的老子，国丈周奎不甘落后，捐出5000两，嚎啕大哭着表示，这是自己的棺材本，家里穷得只能吃发霉的米了。

数轮众筹下来，数千文武扣扣索索一共捐出了二十万两白银。

崇祯一看，这样子京城怎么守得住，脑子活络起来想南迁，首辅陈演带头掀桌子，上疏建议南迁的左中允李明睿被兵科给事中光时亨骂了个狗血淋头。

崇祯的退路都被堵死了，他又死要面子，只好死守北京城了。

会帝召对群臣，中允李明睿疏言「南迁便」；给事中光时亨以倡言泄密纠之。帝曰：『国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罢邦华策不议论。

哪想得到，群臣翻脸比翻书还快，李自成在3月17日兵临城下，第二天开始攻城。偌大北京城只守了一天，3月19日城门就被打开，大顺军入城。

崇祯走投无路，突围无门，再想召集群臣，众人早已各闭家门，等着投效新主了，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区区几个太监。

当天，崇祯在煤山自缢，只有忠心耿耿的太监王承恩随他一起殉国。那群世受皇恩，食君俸禄的大臣们在城陷之后只有区区几十人为国死节，其余都等着被李自成重新起用。

大家想想，李自成是个大老粗，哪懂什么治国，新朝将立，还不是得靠我们这帮读书人帮他治理天下，这样的情景已在历史上上演无数次。

哪晓得，李自成不走寻常路。

在他眼里，前明大臣们不是治国的帮手，而是行走的金银珠宝。

崇祯要你们助饷，这么多官员才凑了20多万银子，那是朱由检太心软了。李自成是什么人，那是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枭雄，手段之强硬岂是足不出户紫禁城的崇祯可比。

他下令，由手下头号大将刘宗敏负责，成立了一个部门：比饷镇抚司。

名为镇抚司，抚是不会抚的，有的只是“镇”。“镇”的目的和崇祯一样，为了追饷，这就是大顺军的“追赃助饷”政策。

三月二十五日，刘宗敏开始办公，给这些前朝旧臣按照官职定好助饷的数目，通知家人送钱领人。

价格都是透明的。

内阁大学士白银十万两，尚书、各部门堂官白银七万两，科道、员外郎白银5万两，翰林1到3万两，其余小官几千两不等。皇亲国戚、王公贵族则没有定数，追赃务尽。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拿不出怎么办？

这对刘宗敏根本不是问题。

好办，太好办了！这帮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用刑，上夹棍，上烙铁，什么好使用什么。

前首辅陈演，一看架势，立马献出白银四万两，黄金三千两，珍珠三斗。

崇祯的老丈人周奎，先献出十万两白银，刘宗敏嫌太少，烙铁伺候。周奎像支牙膏，用一次刑挤出一点，最后一共上缴白银六十万两，外加其他黄金珠宝无数。

而在之前崇祯像叫花子般请求大臣们助饷时候，周奎经过多次催促，才很不情愿地捐出五千两银子。

刘宗敏又看见缩在后面的魏藻德，大声斥骂他身为首辅，败坏国家。

光骂哪能解气，刘宗敏亲自动手上夹棍，只一夹，状元首辅就献出白银两万两。

两万两的价码对内阁首辅显然说服力不够，刘宗敏下令继续用刑，酷刑持续了五天五夜，魏藻德最后头脑迸裂而死，临死前大呼：之前没有为主尽忠报效，有今日，悔之晚矣！

晚了，魏藻德一死，刘宗敏立即将他儿子也一并处死。

交出钱财也不过就能多活几天，周奎不久就愤恨而亡。

追赃助饷之下，不少官员丢了性命，大家如同过街老鼠，街上再也没人穿得光鲜亮丽，二手的破衣烂衫成为了抢手货，众人争相比惨，唯恐别人比自己穷。

虽说如此，只要拿出一定钱财，还是有不少人能活下来的，但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众多前朝高官彻底人财两空，找崇祯报道去了。

原因是吴三桂反水了。

吴三桂本来已同意归降李自成，率关宁军向北京开拔，准备接收李自成的册封。谁知大军走到一半，派出打探消息的探子回报，李自成在北京大搞追赃，众多官员失去了人身自由，被严刑拷打，其中就包括吴三桂的家人。

不止吴三桂，关宁军不少将官在京城都置办了产业，许多人家人都在北京。

听到消息，大家立马开会，一致决定，不降李自成了，杀回山海关去！

这段历史经过后世演绎，成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

总之，吴三桂重占山海关，发出讨贼檄文，四月初十，檄文已传遍京城，无人不知。

本已准备在四月九日登基称帝的李自成暴跳如雷，决定暂缓登基，先发兵攻灭吴三桂再说。

出发前，李自成的眼光瞟向了前朝官员们。

这些人如今对自己只有恨意，李自成领兵亲征，京城只留下一万余老弱残兵留守，留着这些有号召力的人，实在让人放心不下。

为了防备京城空虚，后院起火，必须杀掉一大批明朝的高官贵戚。

出征前夜，即四月十二日晚上，李自成下达了残酷的命令。

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徐达的十世孙）、博平侯郭明振（明光宗朱常洛岳父之兄）、新建伯王光通（王阳明之后）等六十余人被押到西华门外斩首。

六部高官申济芳（万历首辅申时行之孙）、李逢甲、彭琯等五十几人全都被绞死。

其余明朝官员，被集中到刘宗敏处，按照花名册，叫到一个拉出去砍掉一个，一直杀到二更才停刀。

这些高官，许多都世受皇恩，一心以为投靠新朝可以继续加官进爵，却被这样不光彩的屠杀结束了生命，早知道这样，何必呢？

在四月十二晚上这个血腥之夜，大明在哀号，这些国家精英们，犹如待宰的猪狗，比起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之变，这场屠杀还要来得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

崇祯的遗言“群臣皆可杀”，在四月十二日这个血腥之夜，李自成替他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