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之下为什么杀二太师爷

门/花兔

电视剧《青天衙门》中浦师傅的作用几年前曾风靡大江南北。小包在剧中为谭大人做笔记，提出幼稚的想法，偶尔友情恶作剧。

可是历史上的师爷就不会甘心做个插科打诨的男二号了，可能连谭大人都要礼让三分。那么在清朝，真实的包师爷和谭大人应该是站在哪个角色呢？

（小包与谭大人总是形影不离）

师爷是个主角

电视剧中的师爷一般在案件中做些供词笔录，在破案中也无心引出重要的线索和证据。可真正的师爷就要这种特异功能。他们虽然大多没有科举入仕，但也是学富五车。明末史可法抗清事务繁杂，入幕的姚康时值国难当头，一日三檄。因为有他的撰写，“史公檄文，多为世称”。为官员撰写文书底稿是最基本的工作。

战时如此，天朝的和平年代也是公务繁忙。大人们日理万机，人手不够，自然求贤在民间；当然还有的就是游山玩水，委托重任。只要他们的耳线打听到你是实力派，他们自然会请你出山。

剧中的谭大人是顺天府正三品的府尹，官大事忙，自然请人帮忙。但历史上小到县州府，大到朝廷六部、大理寺这些中央机关衙门无不例外。只要当时的每个衙门请4个师爷，全国的师爷总数就会有一两万人之多。在今天看来，他们就是编制外的公务人员。

（在公堂上笔录的一般是刑名师爷）

师爷不是写出来的

官人们招来的幕友都是各显神通，其中最重要的幕友是帮助官员处理司法审判事物的“刑名”和处理财政赋税事务的“钱谷”。一般基本上只聘刑名、钱谷两席。谭大人剧中就只有一个师爷，那是因为他老人家事必躬亲，事务清简。因而包师爷就兼职了，这种叫做“邢钱师爷”。

如果任务嫌多，也可以把幕友的事务分割其他名目，比如“刑名”之外再分出“案总”，“钱谷”之外分出“钱粮总”。担任这些的多是幕友自荐一两名副手。所以同是州县衙门，“剧者需才十余人，简者或以二三人兼之”。大人想要招多少，就有多少！

师爷们很难请，大概是他们也要为自己找门路，要自个挑好平台。一般来讲北方的官场事务多为治理河田，有时还要与政治挂钩，能够在当然得手也是幸事。据说雍正年间，河南总督田文镜上奏一份奏折，这奏折正好中了皇帝的意，借此罢免吏部尚书隆科多的官职。凭着这件事，他也对田文镜宠遇有加，后来田文镜兼督河南山东两省。这样如鱼得水的好局势实际上是他的幕僚，号称“绍兴师爷”的邬思道一手规划的。

田文镜能有坐稳多日也是靠这个邬师爷。有一次田文镜和邬师爷不和，邬师爷便甩手不干。结果田文镜诸事不顺，只好硬着脸皮再请邬师爷出山。邬师爷大摆架子，要每天有一个五十两重的银元宝放在桌上，他才肯提笔办公，田文镜也只好依他，雍正帝听说此事后还田文镜的请安折上批到“邬师爷安否”，他早已看中这个人才。等到田文镜死后，邬师爷已入宫替雍正帝办事了。

“一人之下”的师爷

师爷才高八斗，能请来的师爷官员也是惺惺相惜。幕友和官员相处“交相重”，是官员的贵宾和老师，之前提到的邬师爷，在衙门里就是说一不说二的人，他曾经告诉田文镜若想要称为有名的总督，那就请他放开事务，让邬师爷全盘管理。不单是官员，就是杂职官，对他们也是礼敬有加。衙门上下都要尊称师爷们为“老先生”、“相公”，老百姓见了，也毕恭毕敬地叫着“师老爷”。

官员的公事要经师爷之手，所以官途前程可说全由幕友把握，所以凡事有劳师爷的也是要尊重他们。如果得罪，后果不测。清末著名的左宗棠就曾经凭借师爷这一名声掰倒一个总兵。

（左宗棠后来也当了曾国藩的幕僚）

左宗棠为湖南巡抚骆秉章主持幕务时，下级官员无论大小事务都来请示。他们都奉骆巡抚的话：“可请教寄高先生”。寄高先生就是左宗棠，得到此令寄高先生更加嚣张跋扈。有一次总兵樊夑拜见骆巡抚后引见左师爷，樊夑就向他拱了拱手，左宗棠发火为何不向我请安。樊夑顶撞他：“我作为堂堂朝廷正二品官，凭什么拜你这个举人？”左宗棠平生最讨厌别人说他没中进士，起身上前准备把樊夑踢出去，就是这么牛！

后来两人互斗不休，咸丰皇帝得知湖南巡抚的奏折多为左师爷代拟，曾国藩等镇压太平军的湘军也为左力保。这样的话左宗棠升迁，樊夑被革职也就不是怪事。左师爷凭借才智完胜权威，恐怕也不是现代人能做到的吧。

有的是钱请师爷

师爷的架子都这么大，看来聘金和薪水也是相当可观。他们的薪水自然高过农工，那么跟当时的私塾老师相比又是如何？《儒林外传》中老童生周进在私塾教书，他的年薪是馆金十二两银子，加上正式的束脩，以及开学第一天学生给他老人家的见面礼，结果却是“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若与年薪最低一千两的师爷比起来，周进只有找地逢钻进去的戏份了。

因为师爷时常也相当于官老爷的老师，因而官老爷给他们的薪水美名为“束脩”。一般大牌的师爷的年薪是二千两，小牌的师爷也要一千两，能花钱聘请师爷的地方知县年薪才四十五两。这么，官大人得攒几年的积蓄才能请一个师爷呢？容我找个计算器算算……

不用算，官大人自然有的是办法。他们要横征暴敛的社会成长，只能正当的使用潜规则了。那时收税也是要到衙门里。零碎银块熔铸成银锭时会有些损耗，这时他们就可以再向百姓多征银两，称为“火耗”。征收粮食，作为漕粮集中发运时，当然粮食会有虫蛀、运输的损耗，这样他们又可以多征些粮食，称为“羡余”。

（经过复杂的程序成品的清代银锭）

这些“火耗”“羡余”什么的，照例可以由州县官公开收为己有。说到底还是下有对策，康熙帝曾经公开宣布：“清官并非一文不取民间，否则无法应付开支。州县官若只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雍正时实行“羡余归公”，规定州县官取火耗合法，作为“养廉银”，并划定火耗比例。当然，州县长官当然不会只按法定比例收取火耗，他们也可以有种种理由再征。

收税既是如此，再加上下属各州县官的“孝敬”，所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足为奇，每年拿着十万两左右的白银也算轻而易举了。发些钱给师爷只是件小事，实际上都是民脂民膏。

如此看来，清代也是个“冗官”的局面。满人信任的汉人官员一般也才能平平，派来做官的满清官员不熟政务也要幕僚。这样一来，一两万人的师爷队伍就横空出世了。大人们要供得起这些师爷们就要不断捞钱，而乾隆之后的世道，大人们哪里还能鱼肉百姓？等到清末张之洞上奏废除师爷，已经为时已晚。

改写郭建《师爷当家》，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