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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小军】被误解了这么多年,该洗他了

每年4月,Sir最期待一件事。

香港金像奖。

去年因为传染病,金奖不得不改为网上颁奖。

今年还可以。不使用在线直接取消,与2022年合并了一次。

因为出乎意料的是,大环境决定了小环境。

患有传染病的香港、剧场多次要求关闭,减少排队,制作组难以启动。……。

完全缺乏可以参选的电影。

不仅电影不足,本土演员青黄不接也很早成为话题。

越来越多的内地朋友出现在金像奖上。从这十年的影后名单可以看出:33542014年章子怡、2015年赵薇、2016年春霞、2019年曾美慧智、2020年周冬雨等。

也就是说,随着内地人的形象逐渐进入香港电影的主流视野,获奖比重正在增加。

今天,Sir想要一篇重磅文章。

很少提及的话题——

几十年来沧海桑田。

香港电影中的“内地人”形象长期以来只是识别香港人身份的“其他人”。

内地人是什么?

很多时候取决于香港电影投射的是什么。

阿灿

中国200年近代史上发生了无数的历史转折点。

其中不少内地人创造了流入香港的契机。其中有知识分子,有技术人才,也有不少思农工商与和平的小老百姓。

所以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香港本身就是传统中国三教九流的小舞台。

新中国成立后,70年代末粤港边境的偷渡也是当时改革开放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此期间,涌向香港的人似乎只是稍微改变了该地区的人口比例。

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极大地塑造了主流的“内地人形象”。

20世纪60年代,导演王天林执导了表现地区文化冲突的喜剧,《南北和》。

电影里一个广东人,一个上海人。

各自开了西装店,对台了。

由于语言、三观、生活习惯的差异,两人经常误解和开玩笑。

但是在下一代的和谐中,两人再次和好如初。

故事很简单,道德不再明确,但只有——。

尽管来自四面八方,但到了香港,同胞就是邻居。求同存异,有梦想就要一起追。(莎士比亚)。

《南北和》,香港电影《国动夹杂》,开创了南北演员合演的先河。

上映后拿走了当年《十大最受欢迎的国动电影》——,那时候也被称为《国动电影》。

此后,王天林以同样的模式继续拍摄姐妹篇《南北一家亲》和《南北喜相逢》。

“国家”和“广东”的组合在电影中建立了内地和香港的血缘关系。

此后,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

剧里的经济发展也扩大了两地的生活水平,香港市民阶级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与内地人区分开来。

慢慢地,屏幕上内地人的形象发生了变化。

他们穷,土,文化低,没见过世面,缺乏大城市的现代化素质。

1974年《大乡里》,谭炳文、李香琴、沈殿下、谢贤主演的喜剧,讲述了“阿炳”夫妇去香港寻亲。

形象上满是大包、粗麻布、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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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不得体的乡下人,来到纸醉金迷的香港只有一个功能,就是……

闹笑话。

比如坐个出租车,给钱时嫌贵,跟司机理论:

“凭什么坐大巴3毛,你这么小的车得3块2。”

笑话,是制造人与人隔阂最快速的语言工具。

但别忘了,欢笑也能融化隔阂。

那时的内地人形象“表里不一”,表面尽管土,内里仍具备了都市人欠缺的淳朴本质。

阿炳两夫妇,带来了香港人久违的善良和亲近,以及传统中华社会的其他美德。

他们见到乞丐愿意施舍,见到他人困难愿意帮助。

这种厚道民风让当时香港人倍感亲切,《大乡里》的成功,开创了“乡下人进城”的类型港产喜剧。

但事情不会如此简单。

在经济差异更加拉大的后来,内地人形象开始走向负面。

一部70年代末的TVB电视剧,《网中人》。

诞生了一个特有称谓,“阿灿”。

一个歧称,虽然有着它喜剧式的婉转。

有一天,主角程纬(周润发 饰)的家中,来了一位愚昧土气的内地亲戚。

弟弟程灿(廖伟雄 饰)。

阿灿不学无术,贪得无厌,对富裕的香港人心存妒忌。

剧中,他最出名的事迹就是连吞三十个汉堡。

这事成了当年香港的全城热话,演员廖伟雄因此走红,人称“灿神”。

之后,他顺便开启了系列人设剧,《阿灿正传》《阿灿出千》《阿灿当差》《阿灿有难》......

那还不是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

所以一部影视剧能改变的现实,在那个年代可以“无限大”。

阿灿的奇葩形象,成了香港观众对内地人的普遍印象。

哪怕到了90年代,依然有不少电影在消费“阿灿”的衍生品。

比如1990年《赌圣》,周星驰演的“星仔”,就是从广州到香港投奔亲戚的。

同样也蓬头垢面,拎着蛇皮袋,怀揣“香港遍地是黄金”的肤浅梦想。

电影中不少细节,都在不走样地刻画那个已经存活几十年的刻板人物——

随地乱扔垃圾,随地吐痰,随意挖鼻孔抠脚……

虽然阿星是主角,不讨厌,和前面的阿炳一样也具备优良品质。

但不可否认这种喜感与正面,还是建立在一种迎合本地人视角的刻板印象之上。

内心的美德与外表的土气孰轻孰重,谁都能分清。

可哪一个更能制造歧视,形成印象呢?

永远是轻的那个。

因为轻的更好传播,更好理解,更民俗,也更易引发集体嘲笑。

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另一种轻型的“内地人影视形象”出现了。

香港市民阶层,不笑了。

他们开始怕了。

大圈仔

80年代的香港,金店珠宝行,一度成了香港人谈之色变的危险场所。

因为报章会报道内地悍匪持枪抢劫的新闻,就算不是频发案件,但你懂香港媒体,一件事也能传播几十上百次,营造出个把传奇人物。

何况其中有些盗匪,确实堪称匪中传奇,比如一代悍匪叶继欢,就6次潜入香港,持AK47抢劫金铺,盗走约2000多万的财物。

这些在香港打家劫舍的内地罪犯,有一个共称:

“大圈仔”。

此名称由来,有几种说法。

小时候Sir以为,是某种对“大陆架”的形象称呼,后来才知道原来比这个更形象……你想想,海上偷渡最常用的工具是啥?

轮胎。

报章传播,市民传播,于是大圈仔电影自然越拍越多。《跛豪》《惊天大贼王》《悍匪》《火爆大圈仔》……

拍着拍着,也横跨了多个类型。

起初,它是带写实气质的警匪类型。

最经典的当属1984年,麦当雄的《省港旗兵》(“旗兵”属于特定年代称谓,有兴趣可以自己度娘)。

一开场,就是大圈仔首领何耀东策划去香港抢劫。

“从广州出发,越过深圳罗湖边境,锁定金铺下手,48小时来回。”

此时,大圈仔“土不土”已不是关键。

一个新属性出来了:

好勇斗狠不要命。

片中偷渡来的“大圈仔”,愿望的上限很高,生存的底线很低。

他们追求富裕文明的方式不是努力融入,而是作奸犯科。

因为失败了顶多坐牢(香港没死刑),但功成就大富大贵。

影片细致刻画了大圈仔的偷渡过程,毕竟他们不比一般偷渡客,他们可是历经铁丝网、狼狗和边境部队的考验。

而到了香港这边,风险一样高。

从偷渡成功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要时刻提防香港警察(1980年末,香港警察被授权可在街头查验身份证,应该和偷渡人口暴涨有很大关联)。

这也许能难住一般人,但难不倒这帮经历过“风浪”的旗兵。

影片中制造了多起他们与警方对抗的暴力场景,比如街头逃窜、飞车横行、乱枪扫射……

因为没有事先通知,所以围观市民们惊恐与慌乱的表情,都是真的。

这种“轻型的影视化印象”,再次扩散、影响了现实印象。

大圈仔的故事,必须充满警匪交锋的黑白对立,显然。

但港产片绝不会放过另一个好卖的类型,就是:

黑帮片。

大圈仔和本地黑帮,黑吃黑,一直是屡试不爽的创作题材。

要矛盾,有现实矛盾;

要冲突,有三观冲突。

上一秒称兄道弟,下一秒就互相出卖。

此外,这类电影也不忘刻画现代人的自我堕落,带有某种寻找精神原乡的“丧片”气质(不是丧尸片)。

丧片,你肯定有点印象吧。

比如美国丧片,可能是去大西部找妈找家;俄罗斯丧片,可能是去海边找爹;南斯拉夫和波兰丧片,总会在废墟中寻找战争的遗痛……国情不同,丧片的创作基础不同,而全球化的演变和进化,也总会让现代人搞丢某些共同的传统与精神信仰。

那么,当彪悍的大圈仔进入逐利的香港,又会搞丢些什么?

江湖人的属性,会迅速变质,分化。

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同时,“一切”的价值当然也会贬值。

不再讲道义、公理、法律、人情——这种丧片类型的出现,应该也携带了香港人对于资本社会的自我反思。

好,既然是香港电影,就必然会给以上类型,加诸“商业化的浪漫”。

麦当雄让这群匪徒在影片最后的生死关头,还是找回了某种义气和“大圈仔式的淳朴”。

港英政府反而成了麦当雄控诉的对象……为了破案和业绩,警察草菅人命,逾越法律。

《省港旗兵》是一个小系列片。但此后其他导演也围绕这一题材展开类型创作,可以说逐步形成了一个不同名的大系列。

零星的大圈仔,是现实中的安全隐患。

但电影的虚幻世界中,他们却成了时势造出的“鲶鱼、混江龙”。

和阿灿一样,这个时代标签也终有落幕之时。

为它合上大幕的,是一部三十年后的电影。

银河映像出品的《树大招风》(2016)。

树,大,招,风。

三十年河东河西,这高度概括的四个字引发了无限联想。

张子强、叶继欢等三大贼王,被拍成了象征和比喻。

案件写实,被拍成了时代写意。

这是新时代地缘政治的某种思考,甚至细化到了本土各阶层的不同命运。

有能北上发展的,也有只能在本土蝇营狗苟的——香港人一旦离开了纸醉金迷的黄金赛道,就更显分崩离析,不可避免发出了江河日下的悲鸣。

此消彼长。

与阿灿、大圈仔相对的另一个词,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香港人一直以为“它”只是在记录某种内地人。

殊不知,它也在记录他们自己。

北姑

这个词叫“北姑”。

在Sir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左右,它会被外来广东生活的其他内地女性深深反感。

在广东,它指代广东省外的内地女性。

在香港,它指代了内地所有女性。

甚至有时,这种调侃会深入衣食住行的各种细节(比如Sir就听人用粤菜碟头饭的经典“北菇滑鸡”来开市井玩笑)。

北方来的姑娘,听起来普普通通啊,为什么反感?

其实,它原本也和“阿灿”差不多,早期香港演员演的北姑,也就只是土。

比如郑裕玲在《赌后》中,就演了一个善良、热心肠的广东本土青年。

但这个词一旦细究,从职业、生存方式上细究,你会发现糟糕了。

因为后来它往往跟性工作有关,它被窄化、边缘化了。

上世纪末涌向香港的少数内地打工妹,从事职业中羞于出口的一类,是妓女(当然是非主流,只能说这一类更易被本土居民观察与接触)。

比如《我来自北京》,拍的是内地女性用美色向上爬;《夺命接触》,拍的是内地艾滋带菌者,导致香港男性感染;《恐怖鸡》拍的是有犯罪前科的北方女性,为了来港定居而杀人埋尸.......

△《恐怖鸡》剧照

以上更多,显然为了商业猎奇。

可在更现实的题材中,北姑往往也属于下等阶层。

其中颇具现实色彩的作品,当属陈果导演的《榴莲飘飘》。

陈果的电影里,“北姑”不是拿来搞笑的喜剧元素。

他的镜头,往往会给予这一类弱势群体,更多平视的关注。

东北姑娘小燕(秦海璐 饰),迫于生计南下香港。

她的日常,是穿梭于旺角的低档旅馆、穷街陋巷,在等客和接客中度日。

客来了干活,等客时就扒两口盒饭。

对这一类弱势群体而言,地域歧视还在其次。

阶层差异,才是重点。

客人面前,她不是人,是机器。

没错,她虽然感染了香港人高速的节奏与无缝的繁忙,却无法获得同等的福利与尊重。

生活没有出口,她也无暇思考出口。

毕竟对她来说,通行证到期的那个“海关出口”更让人紧张——为赚到一次过关能赚到的最多的钱,她必须成为冷漠高效的接客机器。

这是“北姑”小燕的A面,B面呢?

电影第二部分,她回到老家。

在东北老家,她是父母的乖女儿,有亲戚有朋友,是发达城市回来的让人羡慕的人。

她有着正常的社会关系群体,正是这个,还给了她做人的尊严。

而当尊严握在左手,右手则是严峻的现实。

下岗、失业、穷困。

当初正是这些让她去了香港。

如今,她想从身上割掉来自香港的那个肮脏的部分。

恰恰是现实里她无法割舍的。

无独有偶。

多年后,陈果完成了三部曲终章,《三夫》。

主角,又是一个牺牲肉体的丰腴女性。

和《漂流欲室》类似,这也是一位生活在船上的年轻女人。

智障,还有三个“老公”。

女主是不是北姑已不重要,因为这部片和前面提到的《树大招风》类似。

它顾左右而言他,放弃了给内地人形象下定义的权利。

每一处细节的举手投足,其实都是换一种角度在看香港。

香港,被拟人化了。

比如片中的船民,上班就是摇橹送“客”。

他们天天看见的事物就两个,桥与海。

“就是这一条桥吗,左右怎么分?”

“直去是回我乡下珠海,后退就是回香港。”

女人肥胖的肉体,像莫言笔下的丰乳肥臀,是香港人对生存空间的自况——一块令人垂涎三尺的肥肉。

三个老公,不必说,是心中权衡来去的几种归属。

水,渔网……片中充满的大量暗喻,都体现了世纪初的迷茫心境。

所以你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然也就决定了影像、视角和镜头。

北姑,从最早的“他视角”。

从一种远观,一种亵玩,甚至是一种俯视。

慢慢变成了如今的“自视角”。

是自况,是省视,也是对未来的提问。

同化从哪里开始?

当然。

港产片的“内地人形象”,不只是刻板印象、弱势群体歧视。

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总是充满辩证法。

没有分歧与误解,又怎会产生和解和交融的契机。

不分内地、香港的华人影迷都会爱上的港产片,你能想起哪个?

Sir说一个,你肯定同意——

1996年,陈可辛的《甜蜜蜜》。

黎明扮演的黎小军,一开始显得有些反智……比如去麦当劳不加掩饰地对陌生人表达喜悦,在香港大街上蹦蹦跳跳,见到BB机都忍不住惊叹。

你懂的,这是阿灿的部分。

但陈可辛的聪明之处。

就是从阿灿的“他视角”,转变为港漂们的“我视角”。

细想,对于香港众多的无产青年而言,他们何尝不是某种港漂?

黎小军和李翘(张曼玉 饰)渴望融入香港,不也是很多本土青年半辈子的奢望?

内地人在香港感受到的疏离与冷漠,不也是本土穷青年的切身感受?

有一句饶有玩味的台词,当年很多人都没留意到。

多年以后,当李翘告诉黎小军:

“我终于做到香港人了。”

这个“终于”,是终于有了张身份证吗?

不止。

不管对于李翘这种内地人,还是TVB剧集中刻画的、大批渴望出头天的香港青年,“成为香港人”从来不止一个身份那么简单。

(如果你不同意,可以看看彭浩翔的《维多利亚一号》,看看一个本土女青年为买房而杀人的奇葩故事,那正是香港青年生存压力的某种缩影。)

它是一种资格证明。

证明你有资格、有本事活在一个压力巨大的社会。

香港如此,北上广又何尝不相似。

后来,黎小军、李翘这样的城市漂,越来越多出现在港片中。

身份地位上升了,职场也多样化了。

《我要成名》中,有一位内地来的演员吴晓菲(霍思燕 饰)。

励志,是这一类角色的共同标签——

一场摔跤的替身戏,她可以重摔N回,颇有几分尹天仇的冲劲。

另一部《戏王之王》,又有一位东北女孩,丹丹(蔡卓妍 饰)。

也是去香港演戏,也克服了地域偏见和职业偏见,不断磨练演技终夺影后。

虽然港产励志故事总是很套路,离不开必须用成功证明自己的童话结局。

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内地人影视形象的越来越正面。

两个关键词屡试不爽——女性化、精英化。

《证人》,张静初扮演女检察官;

《枪王之王》,李冰冰扮演投资公司女高管;

《窃听风云2》,黄奕扮演女律师……

职场精英化之外,情感和择偶选择也由被动变主动。

《单身男女》,古天乐和吴彦祖会为了北京姑娘高圆圆争风吃醋,主动北上。

眼光平视了,看客们舒服了。

你说这是观念进步,算。

但这进步的背后因素。

首先有着港片北上后,各种大利益、大市场的变局。

是该搞懂“内地人”,还是该搞懂人?

写到此处。

相信你和Sir一样,冒出了一个当下的疑问。

为什么?

为什么港产片来到更大的战场,大多数都讲不出好故事?

回答它,得从“被引进”说起。

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出台,开启了一个热闹的合拍片时代。

市场变大了,挚肘因素就多,比如合拍片得“有一定数量的内地人参与”。

第一部通过CEPA协议的《无间道3》,为了进内地,特意加入一个“内地卧底”的角色。

事后,演员陈道明接受采访说,这个角色无足轻重。

但没有陈道明,也就没有《无间道3》内地的3600万票房。

香港电影人是精明的。

此后他们塑造内地人形象,首先选择“不得罪”。

美化(尤其是女性)是必须的,所以选女演员,总会挑一些美丽的皮囊。

比如高圆圆在《宝贝计划》为什么演护士,原因无他。

白衣天使啊。

单纯,不会引发价值争论,观众好感来得易、不费事。

同理,CEPA后,合拍片基本延续了香港男星+内地女星的角色模式(港产片男权化不是故意的,有着特殊的历史养成因素)。

故事,男性老戏骨担纲,求一个稳(毕竟合作多年,惯了);

花瓶,内地女演员来,求一个“和谐”。

李冰冰、高圆圆、 黄奕……甚至演技派如许晴,去到港片《导火线》,给你演个高级督察又何妨。

表面上高大上,对,也就表面而已,戏份到头来可有可无。

粤语里,这叫“俾面”。

《一代宗师》说,有的人活成面子,有的人活成里子。

港片北上这种“俾面”的操作,没有内地的“里子”,其实也是对刻板印象的一种遮掩和逃避。

倒不是他们小气。

根源其实来自——相比香港,他们不熟悉广袤的内地,自然也对“讲好一个内地的故事”没太多信心。

继而,对用好内地演员也无太大信心,也生怕冒犯内地观众。

然而,这种担忧其实大可不必。

像去年的黄庆勋导演,郑保瑞监制的《麦路人》,演员刘雅瑟扮演一位赴港的单亲妈妈,就是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内地人。

帮亡夫还债的她,与“精英”毫不沾边,沦落的她最终只能住在麦当劳,吃别人剩的东西过日子。

这么一个形象够不堪了吧。

但这一角色反而是近几年合拍片里较为让人记得住的内地人。

她为女儿不惜身兼多职,几乎007式的生活,最后还累死在了麦当劳的形象,从头到尾散发的都是一种对活着的韧劲。

这种生的韧劲是所有人都能够同情共感的人性。

无关你是内地人还是香港人。

刘雅瑟“单亲妈妈”的成功,让她又一次被邀请接拍郑保瑞的电影。

今年口碑大赞的《智齿》。

这一次,她又一次扮演底层,而且还是位被警察“狩猎”的罪犯。

片子虽然还没能看到。

但从预告可以看到,满身伤痕的她,这一次似乎真的被踩进尘土里。

明年金像的影后大热,刘雅瑟能够占有一席。

比起之前“高大上”的精英花瓶,一眼就能看出是正邪(多半是正)的内地人,反而是善恶含混的角色更为鲜活,和印象深刻。

这种愿意去揭示和理解内地人形象复杂面向的尝试,才是一种真正的正视。

原谅Sir,这一篇“内地人”题目很大,写到这里洋洋洒洒也该告一段落。

但不写又不舍得,港片中的“内地人形象”如果现在不谈,则将来更无讨论价值。

最后,回答那个问题吧。

港片,还能讲出大市场背景下的好故事吗?

其实,前面说的《甜蜜蜜》《麦路人》都是出路一种。

它曾制造了“大城市漂”的共同情绪。

让这些港片获得了不止步于香港的传播空间。

让弹丸之地的小市民情绪,在华语世界升华。

尽管港产片一直有着商人的底色,可就像小溪小流总要融入大江大河。

求同存异,不仅是《南北和》讲出的邻里相处之道,也是大市场的创作根源。

不搞懂何为人,不搞懂他们的共同命题,只做表面“俾面”工作,则注定与观众渐行渐远。

从地域划分看,《甜蜜蜜》是港产片,《药神》是内地片。

但从视角划分呢?

他们都不是“他视角”,而是“我视角”。

“他视角”根子里是傲慢。

把人当成标签,当成工具,他对认识别人根本不感兴趣。

而“我视角”,则是在别人的命运里,找到孤独与孤独的共振,人性与人性的相似。

这不禁让Sir想起《奇葩说》里,鹦鹉史航说过的一个段子。

一次,一位女记者采访科学家霍金:你这辈子有没有被什么事情感动过?

霍金很认真想了想,说:遥远的相似性。就像一朵星云跟另外一个星云,一个黑洞跟一个黑洞,这儿的地脉跟那儿的地脉,这种相似让他感动。

可以说。

好的、伟大的电影……都是为了这遥远的相似性而生。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助理:海边的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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