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苦：抗战时期上海周边地区天主教渔民信徒的日常生活。

李刚(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中国天主教史上，包括南京、苏州、上海等在内的“长江三角洲”是传教士较早进入的地区，明末、清初、拉丁语、葡萄牙语、法语等外文文献中出现了“南京教区”的宗教地理区域概念。因此，天主教信仰在这个地区，特别是太湖流域有近400年的传播历史。近代上海开张后，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安徽在内的“江南教区”逐渐形成，与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江南”非常一致。“江南教区”后民国时期，分化为南京、上海、安庆、红府、芜湖、徐州等不同大小的教区，当时各有不同国籍的耶稣会负责教务管理。

江南教区地图

苏州天主教历史上的“网船教友”

长期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太湖流域，水系发达，渔业资源丰富，拥有众多渔民。江南天主教史记载显示，渔民也是天主教信徒的重要群体来源，在教会史文献中被称为“望善教友”。这些“网船教友”活动在上海周边苏州、无锡等地的水系网络中，通过便捷的水上交通，将自己的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融为一体。

事实上，渔民并不是早期中国耶稣会传教士关注的焦点，例如在明清早期开辟为中国传教士的地区之一苏州。利马洞(1552-1610)可以说是这次活动的第一位传教士。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第一次进京的利马洞南下来到苏州。他住在苏州附近丹阳的九吕院(紫太所，1549-？)，此时，丘智早已和rimadou熟悉，接受洗礼。李马东请他帮忙在苏州开设住处。李马东的这一行动没有成功实施，但他在南京成立了“会员”。这里所谓的“会员”是指耶稣会传教士在某个地方设立的游居所，意思是认为在该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传教中心。

清初，潘国光(1607-1671)、嘉华(1603-1662)两位耶稣会传教士在苏州市内通关坊街上修建教堂。天主教在苏州地区的早期发展主要依靠当地大家庭的支持和维护，传教士们选择苏州作为重点地区，同时也考虑到了这方面的地理优越性、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等条件。这与明末清初耶稣会来到中国时以城市为中心的传教方式不无关系。渔民不是城市的主要居民，大部分居住在水面上的渔船和城市远离河流湖附近的渔村。

随着天主教在苏州地区的教务发展，各种信徒群体也逐渐形成。在这些宗教社区中，主要是城市内居民的信徒形成的各种信仰团体。在雍正朝开始的“金桥”时代，苏州地区的天主教信仰依然没有中断。但是，在晚清时期，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苏州市内的富家逃往上海，各财产损失严重，信徒人数大幅减少。但是这时候清廷也逐渐放宽了天主教，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传教士也可以较为公开地前往苏州等地。同治八年(1869年)，在法国领事的干涉下，当时江南教区的朗会人主教和上海兵比岛响应宝物时归还唐山，结果苏州设立了“北街公堂”。

北街成立天主教法庭后，圣母会、赵书会、彼得会等三位俗人也设立了回旋。根据《苏州教务考略》本书，这三个回旋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圣母会的主要成员是苏州市的有钱人、官员，约有100多人，各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书会主要由无锡、常州等地的手工业者移民组成，人数约为130多人，大部分是那时新信奉天主教的人。彼得会的成员是苏州市的“快船房”，约有270多人，他们的快船停靠在苏州城内或城市附近，停在圣经30里的豪宅关口和城北30里的黄雪。以水运和渔业为生活来源的“快船帮”群体在当时苏州天主教信徒中人数较多。近代中国社会的时局变动使他们的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931渔民信徒们摇着船聚集到山朝圣(张若谷《图画时报》 1931年第754期)

1944年苏州“网络交友”的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

晚清时期的苏州天主教渔民信徒主要在杨家桥天主堂参加宗教活动。杨家桥天主堂也被称为“圣母七高堂”，是位于苏州门外的苏州地区最华丽壮观的天主教堂，管辖的信徒几乎都是渔民，1944年大约有5000名教徒。这个以“圣母七高”为主题词的天主堂建于1894年，这增加了渔民信徒的数量，也有很多可以在这些渔民信徒的合力中建造的。(威廉莎士比亚、坦普林、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

这是1944年杨家桥天主堂50周年庆典。此时苏州总乒乓球管辖吴县、吴江、昆山、太仓、嘉靖小班县的地面，分为杨家桥、丽丽、昆山、陆家马、张京、水利村、常熟、大宅桥、鹿原、直属总卓管辖的苏州本省的10个本台球。陆家滨和张庆有不当祭司助理，苏州有原中学游艺学师生，其余都由一位师生管理，共有信徒2.47万多人。除了1万多名海岸信徒外，其他人都像耶稣种彼得(拉丁语Petrus，英语Peter)一样捕鱼，俗称“网船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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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修缮中的苏州杨家桥天主堂内景,整体院落具有园林色彩（笔者摄于2020年1月7日）

这些渔民天主教信众信仰虔诚，即便是在捕鱼作业的时候也“到处佩着一大串的圣牌十字，到处高声朗诵着各式经文，谁都不怕外教人讥笑”，遇有宗教节日时他们涉水“来到本堂，争先恐后的办神工，领圣体。早上望弥撒，晚上年公堂夜课，都是非常拥挤。圣母亭前，圣心像前，若瑟像前，三三两两，扶老携小，常来叩头跪拜。妇女如此，男子也如此；老年人如此，少年人也如此”（《苏州总铎区的网船教友》）。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依旧通过以上宗教生活保存信仰虔诚。

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天主教信仰群体受教育状况在他们信仰表现形式上所呈现出的特殊性。“网船教友”大多生活困难，受教育程度不高，“讲到教育，他们中也有受到高等教育的几位神父，也有在徐汇中学肄业过的学生，更有不少陆家浜、张泾小学毕业的学生。所以某位神父来过瞻礼，听到了他们能唱追思大礼弥撒和圣体降福，他很稀奇，以为网船教友居然也能唱经，并且唱得不差。但他们中大多数不过经言学校毕业，他们能够念全堂响的已亡日课、谢天主经、受难始末、新问答等一切经文”。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战事影响，在“米珠薪桂”生活难于维持的情况之下，渔民天主教信众的新生代，受教育的程度也趋于降低，很少再如他们的父辈那样对经文多有接触。

在日常社会生活上，这些作为劳动阶层“网船教友”的经济状况称不上富裕，在抗战期间生活更为艰苦。“勤俭的渔民，虽然对于日常生活，只要做得动，没有灾患疾病，可以处之裕如。但一遇到婚丧喜事，小儿上学，那就很艰难了。上学的膳宿费，只收每天八合米的代价。富的网船有着油亮亮的大小船只，但哪里及到岸上人家场角上的一条牛，一部牛车，一堆稻，或一堆麦呢？”相较其他岸上职业的劳动群体，渔民除了财产积累难之外，还要面临其他意外因素，“渔民的苦，苦在不能积蓄。五斗米放在船上，就有充公的危险。几件整齐的衣服，就有被抢劫的忧患。存放一二万钞票，抄出就要倒霉”，为了改变自身经济条件，“现在若干渔民，也有买田的。但岸上人种到船上人的田，算进了便宜货，不肯还相当的租价。渔民受到了欺负，论千论万的票子被诈去，大鱼大蟹，送人家享用，毫无一些保障，真是言之心痛”。虽然处境艰难，为了生存，渔民仍旧必须开船到江河中捕鱼，到市镇上卖鱼。积蓄不多，苦处不少。

经济生活的贫苦和艰难，并未减弱他们宗教生活的热情。在教会史文献中，这些渔民信众在贡献财物建设教堂、校舍、募捐上都很积极，有过于“岸上教友”。这种宗教虔诚和热情无疑支持了抗日战争时期天主教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无怪乎有教会人士在彼时记载说：“所以我们在这上无津贴、费用浩繁的年头，教务得继续进行，实靠着他们的慷慨。”

应当注意到，渔民天主信众的宗教生活是有组织性的社会化行为。在科层结构上，“会长”、“领班员”是各团体的领袖人物。各地渔民信众组成了不同的宗教善会，比如在陆家浜（现昆山境内）的所有“网船教友“，共分为四会：在陆家浜附近捕鱼的一千人为雅各伯会；在安亭、南翔一带的一千人为安德肋会；在甪泽、张浦一带的为多默会；在巴城、周墅一带的为伯多禄会。每会各设正副会长三四人，会长下面分设一二十位领班员。这些领班员的多少，要看各会人员数量的多少而定。比如，昆山的若瑟会在青浦有二十多多条船，设有三位领班员，而在朱家角的船少，只有一位领班员。通过这种组织架构，本堂神父的意志经由各会会长、各个领班员传达下去。如此这般，每只船上无论是家务还是教务，一切情形都由各会长领班员向本堂神父转述请示。这也就解释了以下现象产生的原因：“数千网船教友，平时分散数百里之外，神父却能管理他们，能知道他们的行为，能判断他们的曲直，逢到会期聚船，能知道某只船的不到。”

按照宗教社会学的观点，随着宗教群体规模的扩大，各方面的协调日益复杂，作为社会组织的天主教不可避免的出现“科层制”。不过天主教会的科层制在“网船教友”中体现了地方化处境的特色。渔民群体传统上就有行业帮会的形式，以维系互相之间的利益，解决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冲突，协调内部矛盾。而天主教的科层制与渔民群体的社会组织形式相结合，不仅在宗教生活上也在社会生活上都保证了这个群体的稳定。

根据《苏州总铎区的网船教友》一文的介绍，彼时苏州地区约十分之七的网船属于天主教渔民信众，在渔业市场上势力颇大，但在做生意上组织不多。因而遇到一些的大的宗教节期如复活节、圣诞节时，各个会口的网船多会停止营业，鱼市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有着浓厚的宗教因素介入。在子女教育上，渔民天主教徒的子女多由教会提供教育，学习经文；在婚姻上，他们为子女定亲很早，“神父们三令五申的劝谕，他们别的都肯接受，只有这条命令不肯接受，他们的理由，以为小儿年纪大了，是极难攀亲”。很显然，地方婚俗又与天主教教理在婚姻上的指导产生了冲突和调和。

宗教因素在“网船教友”婚姻生活上的介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结婚年龄的要求，“若二十岁以外的姑娘，还没有出嫁，要受到本堂神父的严重申斥”；②婚礼消费的节约，“昆山船小盘四百元，大盘六百元。婚配时男家为新娘当做棉袄、夹袄、绸裙、绸裤，和一套出客衬里短衫裤。男家假使宽裕而多备些，是许可的，但女家越格的要求，是不准的。他处或以衣服为标准，或以米为标准，大同小异”；③婚姻与宗教义理考察，“婚配前至少二会期，当报告本堂神父注册考道理，否则必得罚款”，以此来坚固他们对天主教婚配圣事相关教理教义的认知；④婚礼与宗教礼仪的结合，“至于婚配后过船礼，各处都有不同。但是向船上所供圣像跪拜，向公婆叩头，由媒人亲族授受包裹嫁妆，是一律的”。神职人员对渔民信众婚姻生活的指导，宗教本质上是出于天主教教理的要求，实际操作上则包括了宗教教义与当地民俗的融合。这既保证了宗教信仰的虔诚，也规范了社会习俗中的婚姻行为，且对革除旧习俗中的陋习亦有益处，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这种融合也体现在普通信众的丧礼之上。“死了人，吊孝，着白，吃豆腐，与岸上没有什么分别。他们的坟地，喜欢买在山上。苏州白毛涧山上，常熟虞山上，都有他们的坟地。现在出进不便，所以当地买坟地下葬的，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为亡者祈求，他们总喜热闹。全夜的通功已亡，全堂彩的追思弥撒，……。不过这些礼节，必须等到在会期时举行，所以本堂神父每有一时难于接受之慨。”（以上引文参见《苏州总铎区的网船教友》）

透过以上梳理，可见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因素渗透到苏州地区“网船教友”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了他们社会组织结构、教育、婚姻等，在一些风俗习惯上则体现出教义教理以及宗教礼仪与本地风俗的融合。

抗日战争时期青浦地区“网船教友”的社会生活

前文考察了1944年苏州地区“网船教友”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之大概，虽已涉及日本侵略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但具体情况并不明晰。1946年的《圣心报》有一篇文章，题名为《座谈会：抗战八年中网船教友的生活》，参照此文，或可还原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周边地区“网船教友”生活的实际情形。此次“座谈会”召开地点为“江苏青浦县泰来桥”，访问日期为民国三十四年（1945）12月27日，讲述者为泰来桥12名“网船教友”，列席者为《圣心报》主任司铎（也即神父）、泰来桥本堂司铎。根据教会史料，时任《圣心报》主编应为王昌祉神父，而泰来桥本堂神父或为朱似兰。

青浦泰来桥天主堂于1927年奠基，此处年长信众以前也多以打鱼为业（笔者摄于2019年12月14日）

“座谈会”源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天主教信众所过的第一次圣诞瞻礼，《圣心报》主任来此帮忙目睹2000余名渔民信众的热心情形，因而想请他们讲述下八年抗战中的生活状况。

第一位讲述者名为潘福兴。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渔民天主教徒的生活也跟着国家命运一起发生动荡。据潘福兴讲述，随着日军侵略脚步加快，他们被迫逃离居住地，在逃难路上，又遇到国民党军队征用渔船。在周庄躲了一阵后，转到重固恢复渔业生产，作为“天主教办事人”的潘福兴和他的“教友”们，又受到汉奸组织的欺压和盘剥，让他们捐钱来养活500多人。可见，抗日战争期间的渔民遭受到来自各种势力的压迫。

第二位讲述者吴康成的经历则更为惨痛。1937年10月战事正紧时，他本在青浦白鹤港捕蟹，同行20多只渔船被国军征用运兵到昆山，日军随后带着小钢炮追赶，正好国军已上岸。日军随后征用他们的船只运送了3000多名敌兵摆渡过吴淞江。当天晚间国军不知前线情形，自西面坐船而来，全被日军杀死，场面惨烈。日军又强拉20多名渔民做壮丁。吴康成没被拉去，但是其68岁的父亲被拉去扛米。一天一夜后放回，其父在船上待过一天后即“力尽而死”。战事的兴起直接影响到渔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为普通国民也无可避免的卷入了战争的漩涡。

第三位讲述者戴保田不是渔民，但是以船替人家运米来谋生的。1937年时，他在角里遇到一名醉了酒的日本兵。日本兵拦住他，强说他是“支那兵”，装弹上枪作势要打死他。戴保田无路可逃，只得依靠宗教信念发“痛悔”等候被枪毙。幸而一名日军军官叫停了醉酒日兵。戴保田回到船上，吓得神志不清，于是卖掉船，转移至徐家汇居住。不过两年后，钱用完了，他又不得不返回乡里重操旧业。

第四位讲述者周信成捕鱼抓蟹为生。1937年战事紧张时，正是蟹汛时期，周信成借了三百元在某处河港抓蟹，10月4日他不得不弃网而逃。10月6日逃至天仙湖，路上遇到金山县公安队长硬要登船让他载他们至角里，后又要他送至金泽、吴江。幸而青浦某渔行老板从中周旋，让公安队另乘他船离去。10月26日周信成回到泰来桥时，蟹汛已经过了。1938年他至浙江装鲤鱼行至乌镇，适遇日军轰炸，被逃散的国军抢去不少鲤鱼，行至嘉兴又被日军抢去四蒲鲤鱼。因日军的侵略，“网船教友”的渔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第五位讲述人沈文平则控诉了日军乱杀无辜以及汉奸的丑恶嘴脸。1937年10月间，沈文平在崧泽村一带运送国军，被日军飞机发现用机关枪扫射，他的叔父被射死。1938年3月底，他外出捕鱼时，被日军抓住毒打，幸有“良民证”获释。另有一次在白鹤港，他遇到日军围攻游击队，幸而自身获得平安。不过，他也目睹了日本兵惨无人道地戳死了几名无“良民证”的普通“教友”。然而，更可恶的是汉奸的狠毒。沈文平因捕鱼与人发生矛盾，被诬“通游击队”，还被吃“汉奸饭”的重固商会会长“敲竹杠”敲去4万元，几乎破产。

透过沈文平的讲述，可以看见普通中国老百姓在日军侵略、汉奸压榨下的艰难时日。而对于这些“网船教友”来说，天主教信仰是支撑他们度过艰难时期的重要精神支柱。

第六位讲述者潘保禄，1937年9月底替福鑫公司装运60箱香烟至杭州。途中在马桥、泗泾一带遇到日军飞机轰炸、扫射，在泰来桥又遇到从松江方向来的敌兵，被抢去两箱香烟。敌兵问他们青浦城里有多少国军，他们谎称说有“很多”，日军由此害怕退回松江。潘保禄和其他渔民信众最终将剩余的58箱香烟运至杭州，被称赞“照良心做事，不但不乘着乱事把货物吞没，并且冒险如约送到”。潘保禄他们在杭州躲了两个月后，又回到角里。

“网船教友”的谋生手段使得其生活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直接却被动地参与到战争当中，这种困境也是中国老百姓遭受日本侵略下的生动写照。

第七位讲述者吴金顺1937年9月行船至昆山时，不仅遇到日军飞机轰炸，还遇到在竹园中放枪给敌机作暗号的汉奸。10月间，吴金顺妻子携几名家人摇小船至徐家汇避难。他则带着另一些家人分散开来，但在路上遇到国军散兵强令他摇船送至昆山。家人最后离散一月有余才得团聚，而他在抗战八年中遇到了多次敲诈和土匪抢劫，期间还被诬称游击队遭到日本兵拘禁，在沦陷期间吃了不少官司。抗战胜利后，河港出入往来自由，也就不用遭这些冤枉了。

最后一位讲述的吴文保则大概叙述了泰来桥地方“网船教友”的宗教生活特别是“大瞻礼”，除一次“清乡扫荡”外，基本能够平安举行。但在日常生活问题上则遇到较大困难。他举例说日军残酷搜刮军米，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1945年夏季时需要十几斤甚至二十斤鱼换一斗米，而抗战胜利后，三斤鱼即可换一斗米。

本堂神父最后总结道，泰来桥的“网船教友”在八年抗战期间，大概尚能保持宗教上的热心以及善良风化，多少受到日军与日伪组织的压迫和骚扰，“清乡扫荡”时期尤为严重。

通过这一口述史料，我们可以看见日本侵略时期战事带给“网船教友”生活和生产上的负面影响。他们经受的苦难，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缩影。

结语

自明末清初，以耶稣会士利玛窦为首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展了较大规模的传教活动。苏州、上海等地，是他们较早开拓传教事业的地区。虽历经雍乾时期的“禁教”政策，经过数百年的传承和积淀，天主教信仰在此地区也有着坚实的信众基础。清末，清廷再次弛禁天主教，促成了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再次发展。在苏沪地区天主教史中，“网船教友”是重要的信仰群体构成，亦成为天主教传统在中国处境本土化的一个典范性的天主教信仰社群。

本文重点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周边地区“网船教友”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透视了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故时，天主教教会信仰传统与中国本地处境相融合的细微情况。同时，也试图通过呈现一些少为人关注的历史资料，还原抗日战争时期“网船教友”作为普通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上的困苦境遇，以此了解这些个体在国家危难时的生存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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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熊丰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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