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孑民】蔡元培 革命者与教育者的变奏

蔡元培

浙江绍兴山阴县(现浙江绍兴)人。

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150年后，人们印象深刻地记住他是一位教育家，逐渐淡化了他的革命家身份。原本真实的蔡元培，先是革命家，然后才是教育家；或者说革命家是他的第一性，教育家是他的第二性。革命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他成为教育家，并增强了他作为教育家的独有特质，让他比一般教育家更为杰出，且历时越久，越显高大。

名副其实的革命者

蔡元培出生在一个商人之家，父辈七人中除老三好武、老六好学以廪膳生中举人之外，其余五人均经商，蔡元培父亲为钱庄经理。

蔡元培父亲为人厚道，周济朋友，有借必应，甚至欠者不忍索，邻里喜以“爱无差等”称之。父亲的品性，对儿子性格影响很大，蔡元培自述称：“孑民之宽厚，为其父之遗传性。” 因为父亲去世早，他“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焉”。17岁时，他听说割臂肉和药，可以延长寿命12年，便瞒着家人偷偷从自己的左臂上割下一小片肉，和药治疗母亲胃病，但最后母亲还是不治身亡。蔡元培悲恸万分，一定要行寝苫枕块之制，被家人劝阻后，于夜深人静之际，他又挟枕席睡在母亲的棺侧。就是这样一位宽厚仁爱者也走上革命的道路，倒是值得人们思索的。

其实，蔡元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教育，他17岁考取秀才，18岁开始设馆教书。此后，一边教学，一边考功名沿科举道路前行，22岁中举人，娶王昭为妻；23岁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未殿试；25岁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相当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27岁，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在科举路上走到顶峰，可谓平步青云，年少得志。绍兴城内笔飞弄蔡家门斗内，挂起了红底金字“翰林第”的匾额。

蔡元培在京城任翰林院编修四年，他潜心读书、广泛涉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逐渐萌生革命思想。他在寓所自书一联：“都无做官意，唯有读书声”，到1898年离京南下，9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提倡新学。

1900年是33岁的蔡元培走向革命的明显起点，由于妻子受封建思想束缚，两人的感情一直不和，而当他逐渐接受欧美新思想后，便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于是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克服自己的大男子主义。革命从家庭内部发动起来，这对结婚十多年常发生口角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主任。次年，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爱国学社的活动很快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者。

表面办教育暗中革命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图为院长蔡元培（前排左三）与同仁合影。

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与黄宗仰（乌目山僧）、叶瀚（浩吾）、蒋智由（观云）、林獬（广泉）等议定并发起中国教育会；4月27日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蔡元培当选为事务长，王慕陶、蒋观云、戢翼翚（元丞）、蒯寿枢等被举为干事，本部设于上海泥城桥福源里，并定“置支部于各地”，5月4日邀江浙各地同志赴沪开成立大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会”命名的组织。

中国教育会在其章程中道:“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次年，中国教育会对其章程做了修改：“本会以教育中国国民，高其人格，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两次改变中不变的是，中国教育会以改造中国为政治目的提倡教育，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而办教育，直言“我等理想的国家绝非俄罗斯、德意志”“我辈欲造成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以造就“共和的国民”为宗旨 。

正因为此，有人将中国教育会描述为“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认为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育会，而是一个政治性社团：“当民元前十年壬寅，正值义和团乱后，清廷亦知兴学之不容缓，明令各省开办学堂。而国中志士，鉴于清廷辱国丧师，非先从事革命不可。但清廷禁网严密，革命二字，士人不敢出诸口，从事进行，更难着手。是年三月，上海新党蔡孑民（元培）、蒋观云（智由）、林少泉（獬）、叶浩吾（瀚）、王小徐（季同）、汪允宗（德渊）、乌目山僧宗仰等集议发起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

冯自由也说因为当时“译本教科书多不适用，非从新编订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因联络海上有志之士，发起中国教育会为策动机关。倡议诸子，均属热心民族主义之宿，故此会不啻隐然为东南各省革命之集团”。

事实上，中国教育会内部有激烈、温和两派，“激烈派主张以学校为革命秘密机关，蔡孑民主之；温和派则以名实应求相副，不如纯粹办教育，培养国民，叶浩吾等主之”，在其几起几伏的存续期内，成员多则百余人，少则十数。会中的激进分子成了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中坚。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和改造《苏报》是中国教育会最为显著的三项活动，都带有革命性。那个时候蔡元培抱定的是要革命、要推翻清政府，要培养革命人才的宗旨做事。

1902年，时任驻日公使蔡钧禁止各省私费留日学生学习陆军，吴敬恒（稚晖）、孙揆等因率众到使馆请愿被押解回国。8月13日，蔡元培任会长的中国教育会在上海张园开会，欢迎被日政府驱逐回国的吴、孙，并由他们在会上报告东京留学风潮经过。22日，继续开会时提出“此后留学生由中国教育会报送，不归公使主办”，自设学堂，不必赴日留学。

11月14日，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受校方压制发生“墨水瓶事件”而集体退学，16日学生请求担任该校经济特科班主任兼中国教育学会事务长的蔡元培协助，21日中国教育会开特别会议，决定建立共和学校，由蔡元培任学校总理，吴敬恒为学监，黄炎培、蒋智由、蒋维乔等为义务教员，后定名为爱国学社。爱国学社又办爱国女学校，常熟支部办有塔后小学，吴江支部创办同里自治学社，吴县创办吴中公学社，杭州创办杭州公学社，还拟设绍兴教育会，规模悉仿爱国学社。会员还为《苏报》撰文，宣传“振兴学务”“救国保种”。1903年，由于《苏报》介绍爱国学社社员邹容所著的《革命军》，导致报社被封，爱国学社被禁止活动。

1903年，蔡元培为抗拒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事警闻》（后改名为《警钟日报》）；1904年，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真正的革命团体光复会；1905年，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成为职业革命者。

1904年6月，中国教育会第三次修订章程，增设军事教育部，“凡体育、武备学校等隶之”。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则组织军事讲习会，蔡元培本人也抽空参加训练。

1906年秋，由于温和派与激烈派分歧日增，未能得到合理的调整，温和派试图建立纯粹教育教学机构而此愿未能实现；激烈派则将重心转向光复会和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上，教育会已无形解散，于1907年停止活动。蔡元培等人组建光复会，坚定而公开地走向革命。中国教育会对华兴会、光复会这两个政治社团的建立发生影响，与兴中会保持密切联系，与其他多个团体有复杂的关系，对当时社会的政治风潮也起到一定作用。

在革命被严禁、兴办教育最为风行又比较安全的特定时期，以办教育的名义去从事革命活动，成为一些人无奈的选择。或许正是看到这一点，为了防止类似蔡元培等人组织的中国教育会以教育名义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重演，清政府在1906年颁布的《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中明文规定各级教育会“不得干涉教育范围以外之事（如关于政治之演说等）”,否则立时解散。

办教育带有革命性

1920年3月14日，蔡元培（左二）与胡适、李大钊、蒋梦麟在北京西山卧佛寺。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陈其美电催蔡元培回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从此，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在各种场面出现，1912年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中国的第一个《大学令》和《中学令》，此时他对自己此前的想法做了“革命”，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强调教育是养成人格，是人的修养过程。

蔡元培主张办的教育与过去不同，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确立起中国民主教育体制。他所推行的教育改革带有明显的革命性，这些主张在当时振聋发聩，却未等很好地落实就因政局不稳蔡元培再赴欧洲学习。

1915年6月，蔡元培与李石曾等组织发起华法教育会，在法国与欧乐等人倡导勤工俭学，希望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顺利到法国学习。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他所办的教育都带有革命性，明确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实行教授治校。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形式上强调了学问，实质上是对过去衙门气十足的大学的革命。他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聘请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是年7月，因张勋复辟，蔡元培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后“得北京大学职教员公函”，又回校复职。

1917年10月，蔡元培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

1918年1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有三种：甲种会员，以不嫖、不赌、不取妾为戒；乙种会员，除前三戒外还加上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并定罚章，举纠察员若干人执行之。成立3个月即有461人报名。贵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参加了进德会却又做出一些违规的事，同样受到责罚。

有人对新文化提出质疑，在北大建立了国故社，以北大文学和哲学两门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徐彦之、杨振声、俞平伯等为主要成员组成的新潮社与之相互对立，1919年1月创办《新潮》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和社会上各问题，提倡民主与科学，旨在为中国新文明的建设打下基础，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人都对新潮社给以支持。

五四运动爆发，政府逮捕了部分参与游行的学生，5月8日，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离京。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6月15日，蔡元培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这一年，王光祈发起北京工读互助团，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不顾自己身份地位，与学生辈的罗家伦等17人一起做发起人，并募集经费。目的是组织工读互助团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广州和扬州等地也开始成立各种名称的工读互助团。蔡元培对当时北大师生班的很多社团都给予积极支持。

1920年，北京大学和南高师南北互动，推动大学男女同校。当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三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并于当年秋季起正式招收女生，虽然南高师也在同年正式招收女生，当时北京的旧势力比南京更强大，遇到的阻力也大。

蔡元培曾说：“夫教育者，非徒一二学堂之谓，若演说，若书报，若统计，若改革风俗，若创立议会，皆教育之所范围也。”他所理解的教育就包括革命在内的社会改进，参与改良风俗、办报及其他各种社会活动。

名办教育实从政

1933年2月17日，蔡元培（右）与鲁迅、英国作家萧伯纳合影。

1923年春，蔡元培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再度提出辞职，离京南下，同年秋转赴欧洲。此后，他虽也做些名义上是教育的事，实质上是在从政。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蔡元培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初，蔡元培回国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配合北伐战争，策划三省自治运动，遭孙传芳通缉，由此越来越深地参与到政治之中。

1927年起，蔡元培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主席，对吴稚晖提出的弹劾共产党表示附议，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与众多人不同的是，他主张“清共”但反对杀人，出面营救过可能遭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这在当时多数人看来不可理解，却正是这点表明他所主张的政党文明在当时的中国还属于奢侈品，显现出他人格中革命性与教育性和文明性的成分融为一体。

蔡元培希望用规范的法治过程解决政治问题，在清党的初期蔡元培就曾对浙江清党委员会的草菅人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求在清党中必须执行三条原则，继承孙中山的高尚人格，以德服人，停止滥杀，却因当时双方成员素质限制未起到明显的效用。

在经历一段残酷的政治运动后，蔡元培把精力主要放在组建中央研究院上，并出任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开始专注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并相继辞去了其他职务。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爱国民主人士；1933年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抗战爆发后又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历经革命与教育实践，蔡元培自己将教育者与革命者合二为一，也深刻感受到政党与教育存在对立：一、教育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政党则不然，它要造成一种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抹杀受教育者的个性；二、教育是求远效的，着眼于未来，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表现出来，所以讲“百年树人”，而政党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虑眼前的利益；三、在政党政治背景下，政权在各党派之间更迭，由政党掌管教育，必然会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影响教育的成效。所以他晚年坚定认为教育要超脱各派政党之外。

教育者与革命者合一，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蔡元培取得近代教育史上难有人望其项背的成就的奥秘所在。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