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全集 论刘文典先生的学术精神

图为安徽大学刘文典塑像

刘文典先生，祖籍安徽怀宁，出生于合肥。1928年春，安徽大学正式创立，刘文典先生被推为文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主持校务，是实际上的首任校长。安徽大学磬苑校区图书馆“文典阁”，成立于2011年的安徽大学文典学院，皆是以刘文典先生名字命名的。1982年9月，我由安徽五河县第一中学考上了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开启了又一段崭新的生活。1986年9月，我考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唐宋文学方向研究生，导师马兴荣先生是词学名家。马先生于195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作为优秀毕业生，作为刘文典先生最欣赏的弟子之一，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工作。刘文典先生的言行事迹，我在安徽大学时知道的并不多，许多是从马先生那听来的，那时知道刘文典先生的人很少，从那时起，我一直关注和思考学者的命运和自我定位。刘文典先生是刘师培、章太炎的弟子，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学问博大精深，是蜚声于民国学术界的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对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刘文典先生是笔者的乡贤、老校长和“太老师”，我今天是带着感情纪念刘文典先生的。饮水思源，我是喝先生们的精神乳汁成长的，常怀一颗感恩的心。

“学术精神”，就是学者追求的学术之“道”，是本，它对应“术”，“术”是技巧、规范，是末。一个学者的学术精神，是学者的精、气、神，是学术最根本的东西。刘文典先生学术成就巨大，影响广泛深远。目前学界极少有专文论述“学术精神”，也没有专文研究刘文典先生的“学术精神”。刘文典先生的学术精神，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表彰，兹申论之。

一、担当精神

刘文典先生生于乱世，积极入世，敢于担当，关心天下安危治乱，关注世道人心，具《孟子·滕文公下》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陆象山曰：“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1]刘文典先生尚气节，讲操守，保持人格尊严和民族尊严。对现实、社会、民族、国家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济世、救世，心中装着他人，装着社会，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他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不是完全躲在象牙塔里做学问，不仅仅是“独善其身”，更“兼济天下”，如大乘佛，不仅拯救自己，更拯救他人，这是一种大境界。

1906年，刘文典先生进入芜湖安徽公学学习，为陈独秀、刘师培所赏识。1912年，他在上海于右任、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他再度赴日本；1914年，他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秘书。“五四”期间，他担任《新青年》编辑部英文编辑和翻译，坚定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一边。

刘文典先生一生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忧国忧民。据弟子张文勋《刘文典传略》记载，1938年，他逃离北京，辗转南下，历经磨难后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家住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当时日本飞机常对昆明进行空袭，但他从不缺课，他说：“我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刘先生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2]

刘文典先生主张“经世致用”，学术救国。日本大肆侵略中国后，他将考据的领域转移到对日本文化的考据，以唤醒国人的意志。他一生曾三赴日本，在日本生活数年，对日本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从“九·一八”事变前后到抗战胜利，他在报刊发表不少与抗战有关的时评和诗文，透彻地分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源历史和侵略本性，呼吁国人放弃幻想，迅速觉醒。他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精神。

1932年2月29日，清华大学举行“总理纪念周”，应梅贻琦校长之邀，刘文典先生做了“东邻野心侵略之计划”的演讲。3月11日，演讲稿以《日本吞并各国之推进机———黑龙会》为题发表于《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刘文典先生说：

就空间上说，他岂但要吞灭满蒙，席卷二十一省，还要兼并亚洲各国，连欧美他都要妄想侵略啊！我们的近邻有几千万饥渴的虎狼，七八十年来，昼夜在打主意，要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而我们还在做梦呢。我希望大家快快的醒觉，研究日本，认识日本，想一个死中求生的自救方法罢。什么国联咧，非战公约咧，华盛顿条约咧，都是一文不值的废纸啊，我们就是被这些东西所误，以为高枕无忧，所以才有今天的国难。[3]

刘文典先生指出，日本对外侵略是由“黑龙会”推进，国民必须放弃对国际条约的幻想。他不顾个人安危，于公开场合演讲，以笔为匕首，投向“黑龙会”。1932年9月，刘文典先生发表《日本侵略中国的发动机》一文。他把日本最早制造侵略中国理论者视作“日本侵略中国的发动机”，提醒国人：日本一直觊觎中国，“举国一致，定要吞并中国和亚细亚洲，以尽大和民族的天职，实现‘王道正直’的大理想”。他指出：

日本侵略中国的真正发动机，并不在东京，也不在横滨、神户、大阪，而在博多湾上福冈城头一座小小的房子里。主动的人物既不是去年九月十八日以来大家哭着咒骂的本庄繁、土肥原贤二，也不是南次郎、荒木贞夫。连那组织在乡军人会，著《国民总动员》，做上奏文，名震天下的田中义一也都不相干。说来也奇怪，这一位“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的英雄却是个美貌的女子。这位女英雄姓高扬，单名一个乱字，道号向阳先生。[4]

1932年11月，刘文典先生又发表《日本侵略政治的历史背景》一文，指出：“总而言之，日本这个民族，处心积虑要吞并中国，南自菲律宾群岛，北自黑龙江和俄属极东勘察加，在八九十年前早已视若囊中之物，志在必得，日本历年的内乱和对外战争其主因都全在这一点，什么满蒙政策咧，大陆政策咧，拥护既得权咧，都不过是一时诌出来的口号罢了。”[5]1943年，刘文典先生发表《日寇最阴毒的地方》一文，说：“日本人最可恨之处，是在他除了屠杀焚掠，毁灭我们的肉体和有形的财物之外，还千方百计的要想毁灭我们中国人的精神。”[6]1944年，刘先生发表《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一文，批评蒋介石对琉球群岛的放弃，力主把琉球收回来，强调切不可视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岛，稍有疏忽，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7]刘文典先生的时论，针对性强，充满现实关怀和担当精神，观点深邃，笔锋犀利，极富真知灼见。

学术，天下之公器也；学者，天下之良心也。刘文典先生胸怀天下，追求真理，有文化担当精神，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关注世道人心，不逃避崇高，不逃避社会责任和义务。他是热心肠的人，有责任心的人，有悲悯情怀的人，不冷漠麻木，不旁观，发出知识分子的“真声音”。他心胸博大，理念崇高，对学术有敬畏之心，有高远的学术理想，有坚定的信念和追求。视学术研究为纯粹高尚的事业，为生命的升华，坚守学者之“道”，保持书生本色，维护学术尊严，不视学术研究为阶梯，为敲门砖，不将学术工具化、异己化。

刘文典先生的担当精神是现在一些学者最缺乏的。有一种观念，只要把纯而又纯的“学问”做好了，外面的世界，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民生疾苦，皆与我无关。实际上，没有生命承担的学术，不是真正高尚的学术。

[1]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47页。

[2]刘文典《刘文典全集》卷4附录，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2页。

[3]《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2年3月11日。

[4]《独立评论》，1932年9月25日。

[5]《独立评论》，1932年11月13日。

[6]《云南日报》，1943年2月26日。

[7]《云南日报》，1944年3月30日。

二、谦虚和自省精神

刘文典先生自视甚高，常藐视浅学者，不过，这只是他形象的一个侧面。实际上，他自律甚严，极具谦虚和自省精神。他重学习，乐意学，善于学，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乐意承认别人的优点。他不仅向老师学，向长辈学，向朋友学，向同辈学，甚至还向学生学，从善如流，博采众家之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广交学界名流，如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吴宓等，皆良师益友，跟他们往来，请教学问，析疑解惑，学识大增。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时，他对学问如渊似海的陈寅恪敬重有加，公开承认自己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敬佩。黄延复《刘文典逸事》记载，刘文典先生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1]

刘文典先生有自省精神，看到自己的短处，承认自己的局限。弟子张文勋回忆，刘先生生前常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2]他有气度，尊重、理解、吸取他人观点。现在能有多少人做到？嫉妒是人的天性，自古以来，文人相轻，学者相轻，容忍他人缺点难，容忍他人优点更难。刘文典先生推重陈寅恪，是大家风范，现在有的学者有点成就，就骄傲自大，别人的著作都不愿意看，拒绝学习，其实就是拒绝吸收新知识，拒绝与时俱进。

[1]刘平章主编《刘文典传闻轶事》，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2]刘平章主编《刘文典传闻轶事》，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三、执着精神

刘文典先生天生热爱学术，对学术非常执着。他很勤奋刻苦，手不释卷，以毕生之力，精勤探索，坚持不懈，锲而不舍，不受外界诱惑，不见异思迁，生命的终点还进行杜甫研究。他喜欢刨根问底，抓住一个问题穷追不舍。校勘《淮南子》时，需要查阅《道藏》典籍，他闻说北京白云观珍藏明正统年间刊印《道藏》一部，于是请朋友帮忙，始住进白云观，得以翻看此典籍。他在白云观，平日足不出户，经常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以致患上极为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后养息调理了半年，方渐渐好转。

刘文典先生次子刘平章回忆，为了能静心研究学问，他总是在夜里九、十点钟才开始看书写作，一直读到到第二天七八点才睡觉，从来不吃早点。到了中午，饭做好后，夫人张秋华负责叫他起床，并把他“领”出房间。[1]他的笔记《三余札记》取三国董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之意，记录了自己长期积累的治学心得和体会，可见他勤奋不殆的钻研精神。

刘文典先生对学术非常敬畏，非常虔诚，近乎一种宗教性的情感，热爱学术就像热爱生命一样。他甘心寂寞，坐冷板凳，为了学术，他自愿放弃追求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安徽大学“学潮”发生后，刘文典先生因与蒋介石产生激烈冲突，险些丧命，不得不离开安徽大学。当时陈立夫和蔡元培上书蒋介石，力荐赋闲的刘文典先生担任教育部部长，但他断然回绝。在后来给次子刘平章信中，说出拒绝的理由：“只有终身之教授，而无终身之部长，我决定北上到北大去教书。”[2]据弟子张文勋《刘文典传略》记载，刘文典先生说过：“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3]

刘文典先生对学问充满热情，心在学术，而不是被动的。他潜心学问，执着专一，心无旁骛，有定力。这种执着精神，是首先要提炼出来表彰的。有的学者，一生都很勤奋，但是不执着专一，以后放弃学术，半途而废，改弦易辙，弃学从政或从商，学术生命中断，自断通往大师之路。

[1]《听刘平章谈父亲刘文典》，《新安晚报》，2008年11月4日。

[2]《听刘平章谈父亲刘文典》，《新安晚报》，2008年11月4日。

[3]刘文典《刘文典全集》卷4附录，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3页。

四、严谨精神

刘文典先生读书做学问十分严谨，严肃、认真、细心，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字斟句酌。据学生傅来苏《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记载，刘文典先生说：“一字异同，必求碻诂。”[1]弟子张文勋回忆，刘文典先生常以校勘学为例教育学生：“一字之微，征及万卷。”[2]这是皆是他的治学格言。他重视实证，校勘古籍，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也从不假他人之手。他致信胡适，大叹校对苦经：“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3]他征引材料，特别强调“查证原文”，以免以讹传讹。

刘文典先生的《淮南鸿烈集解》，寒暑数易，其志不移。胡适破例用文言文为其作长篇序言，说：“整理国故，约有三途：一曰索引式之整理，一曰总账式之整理，一曰专史式之整理。典籍浩繁，钩稽匪易，虽有博闻强记之士，记忆力终有所穷。……吾友刘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鸿烈集解》，乃吾所谓总账式之国故整理也。《淮南王书》，折衷周、秦诸子，……其自身亦可谓结古代思想之总账者也。”胡适称赞说：“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苟有引及，皆为辑出，不以其为前人所已及而遗之。……读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与其方法之严而慎”[4]。并出面推荐给商务印书馆，1923年冬，《淮南鸿烈集解》正式出版。1923年，胡适应《清华周刊》之请，给青年人开过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特别推荐了《淮南鸿烈集解》，梁启超开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也推荐了《淮南鸿烈集解》。鲁迅听说《淮南鸿烈集解》一书正式出版后，特意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套，并将此事写入日记。《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十年间重印三次，又过二十五年，刘文典先生在原书基础上，又加入其二十多年读书、教学中遇到的新材料和新思考。《淮南鸿烈集解》的问世，在当时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淮南子》的热潮，促进了《淮南子》研究的发展。此书为近现代学术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作，是学术经典，至今仍是大学生必读书。

刘兴育《老鼠与油灯——李埏先生向刘文典的两次借书》一文谈到，西南联大时，学生李埏向刘文典先生借一本《唐三藏法师传》，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5]

刘文典先生尊重古人，尊重前贤，严格遵循学术规范，不轻易著述，不轻易发表，这点现在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有些学者是天才，也很有能力，但治学不严肃，不严谨，自毁前程。

[1]刘文典《刘文典全集补编》，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85页。

[2]刘文典《刘文典全集补编》，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页。

[3]刘文典《刘文典全集》卷3，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5页。

[4]刘文典《刘文典全集》卷1，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5]刘平章主编《刘文典传闻轶事》，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五、自信精神

刘文典先生的《庄子补正》十卷，兼综群言，补阙发微，疏通疑滞，嫠定底本，为精心刻意之著作，1939年，昆明土纸石印初版，作为教材，194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1939年，陈寅恪序言里称赞说：“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至慎也。……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1]可代表当时学术界之公论。张中行《刘叔雅》一文记载，在昆明跑警报时，刘文典先生自负地说：“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2]学生李必雨《往事钩沉》回忆，1955年，刘文典先生在云南大学迎新会上自信地对学生说：“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得庄子的人，总共有两个半人，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他没有明确说另一个是谁，言下之意就是他自己。他又对学生说：“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3]学生傅来苏《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记载，刘文典先生说过：“教案在脑中。”[4]剥离掉“狂”的外衣，实质上，这是他学术自信的表现。他有胸襟，有气象，眼界高，立定根本，精一自信，有真才实学，才有纵横天下的自信。有的学者格局太小，螺蛳壳里做道场，坐井观天，腹中空空，便不敢谈学问，不敢大声说话。

[1]刘文典《刘文典全集》卷2，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刘文典《刘文典全集补编》，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30页。

[3]《边疆文学》1999年第3期。

[4]刘文典《刘文典全集补编》，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84页。

六、独立和自由精神

刘先生是“皖中狂人”，很有名士风度。他独立不惧，维护人格尊严，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据弟子张文勋《刘文典传略》记载，1928年11月，安徽大学发生学潮，正好蒋介石从芜湖到安庆巡视，遂召见刘文典先生，问他如何处置肇事之学生，他认为此事复杂，需要调查，出言顶撞，蒋介石大怒，指责他纵容学生，“是为安徽教育界之大耻”，要对他从严法办，他骂蒋介石是“新军阀”[1]，蒋介石令随从陈立夫将他送交公安局关押。据冯友兰回忆，蒋介石怒说：“你革命不革命？”刘先生亦怒曰：“我跟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蒋介石遂把刘先生囚禁起来。[2]并宣布解散安徽大学。刘夫人张秋华第二天赶到南京找蔡元培，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分别致电蒋介石，历述刘文典先生的为人治学，以及民国创立时编辑《民立报》的功绩，说他一时语言唐突，“力保无其他”，将他营救出来。刘文典先生顶撞蒋介石事件，轰动一时，不同人回忆和记述，文字上有差异，有不同“版本”，但基本事实是真的。不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电邀刘文典先生北上，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1929年初，刘文典拜访卧病在床的老师章太炎，章太炎听说他当面怒斥蒋介石的事件始末，十分欣赏他的气节，想起三国时祢衡击鼓骂曹操的典故，遂抱病提笔，写了一副对联送给自己的学生：“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刘文典先生还公开批评当时的教育部，他的名言“大学不是衙门”[3]，这句话非常经典，已成为当代大学的精神资源。他是有骨气的学人，不畏强权，抗争命运，一切行事，认理不认人，个性张扬，特立独行。

是真名士自风流，再看刘文典先生课堂上的风采。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黄延复《刘文典逸事》记载，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时，一次，刘文典先生刚上了半小时课，便讲完了上一讲的内容，同学们以为他接下来要讲新课，他却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正是月圆之夜，他要在月光下讲解谢庄的《月赋》。[4]到这晚，皓月当空，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先生坐在同学们中间大讲《月赋》，形象生动，见解精辟，别开生面，同学们听得陶醉，终生难忘，那是一种境界。他一个学期只讲半篇《海赋》，宋廷琛《忆刘文典师二三事》回忆：“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5]他上课征引繁富，“《文选》选读”课，一年只讲《文选》中的两三篇文章。他博闻强记，上课时讲《圆圆曲》《万古愁》两文时，明末清初的事迹，如数家珍，且在黑板上列举了许多典故。

[1]刘文典《刘文典全集》卷4附录，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38页。

[2]章玉政编《刘文典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23页。

[3]参见金克木《刘教授文典》 ，《光明日报》1991年10月12日。

[4]刘平章主编《刘文典传闻轶事》，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5]台北《传记文学》第44卷第4期，1984年4月。

七、怀疑和批评精神

刘文典先生极有怀疑和批评精神。宋代张载《大学 原下》曰：“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1]吕祖谦曰：“读书无疑，但是不曾理会……小疑必小进，大疑必大进。”[2]《朱子读书法》曰：“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又曰：“书始渐未知有疑，其次渐有疑，再其次节节有疑，过此一番之后，疑渐读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可疑，方始是学。”[3]陆九渊曰：“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4]刘文典先生敢疑并善疑，尤重在不疑处有疑，于不疑处发现问题，不迷信权威，不迷信传统，不迷信定论。刘文典先生敢于与别人争鸣讨论，独抒己见。1918年，陈独秀作《有鬼论质疑》一文，易乙玄马上写一篇《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 ，诘难陈独秀，刘文典看到后，立即作《难易乙玄君》进行反诘。如果没有怀疑精神，不敢怀疑，拜倒在权威脚下，对权威的观点从不敢怀疑，不敢说一个“不”字，学术事业是不可能前进的。现在学者多乡愿，做老好人，眼见他人特别是名家的错误，不敢指出，听之任之，以讹传讹，如此，学术怎能进步？

批评就是质疑、批判、否定。刘文典先生有挑战权威的学术勇气，有追求真理的胆识，不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求真、求是。古人、前人、朋友、学生，刘文典先生都批评，甚至批评老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刘文典先生师从刘师培，据弟子张文勋《刘文典传略》记载，刘文典先生但他批评刘师培“著述征引的材料，有时只凭记忆”[5]。他与鲁迅同师从章太炎，又是北京大学同事，知道鲁迅许多事情。1949年7月11日晚，他给云南大学文史系师生演讲，对鲁迅颇多有微词，说鲁迅具有“迫害狂”心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过于“小气”“褊狭”，认为鲁迅创作和学术研究有不少瑕疵，小说多“写绍兴的景物风俗”，有局限性，《红楼梦》这样的长篇，鲁迅是写不出来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有缺点。他批评鲁迅“算不得一个思想家，因为他对中国的哲学还没有研究透彻”[6]。他公然批评已被奉为偶像的鲁迅，是忠于学术，是站在学术立场对学术负责，而不是徇私情，只对朋友负责。

[1]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86页。

[2]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卷二十《杂说》，《丛书集成初编》本。

[3]永瑢、纪昀等总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70页。

[4]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49页。

[5]刘文典《刘文典全集》卷4附录，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4页。

[6]参见蒙树宏《关于鲁迅和刘文典二题》、郑千山《刘文典骂鲁迅吗》，刘文典《刘文典全集补编》，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94-203页。

八、独创和超越精神

刘文典先生有旺盛的学术活力，有高度的学术敏感性和洞察力，不断吸收新知识、新思想，不拘泥旧学，极富创新思维，善于独立思考，开拓新的领域，独创新义，“成一家之言”，是普通学者达不到的境界。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马逢华《记西南联大几位教授》一文回忆刘文典先生演讲《红楼梦》时情形：“先生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1]刘文典先生的有些文章，文字不多，并未展开，但仅提一句便足够学界多人展开研究。刘先生将学问做到极致，故而成为当之无愧的大师。许多“专家”学富五车，只能做支离破碎的学问，只著书，不立说，缺乏原创性，量再多，也成不了大师。

刘文典先生有大学问、大智慧，不局限于某一学术领域，没有所谓“专业”限制，善于各门学科融会贯通，做综合性、整体性、会通性研究，精深而又博大厚重。他有第一流的思想、学问和文采，义理、考证、文章、经济四者兼备合一，道与艺合，经世致用。刘文典先生博古通今，治学领域的时间跨度非常大，上至先秦下至明清，到现代。做第一流的学问，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精深而又博大，规模格局宏大。他在西南联大开设了《庄子》选读、《文选》选读、温庭筠、李商隐诗、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等课程。1943年，他被聘到云南大学任教，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历代韵文选以及顾炎武、夏完淳研究等课程。他还于清华大学等高校开设过《淮南子》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论衡》研究、《史通》研究、校勘学、《文心雕龙》研究、今古文研究、陶渊明研究、中国化的外国语等课程，从先秦到到近现代，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他著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群书校补》《杜甫年谱》等。他学贯中西，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善于汲取外来思想，中西学术互相沟通，而不忘民族之本位。他早年以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而著名，被誉为“译书的天才”。他翻译了《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识说》《佛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进化论讲话》《进化与人生》等，为沟通中西方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善于会通研究，吴晓玲《忆刘叔雅先生数事》回忆，刘文典先生一次在昆明基督教文林堂演讲，解释《庄子》第二十七篇《寓言》中“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的“天均”，他说：“‘均’就是nature balance嘛！”言简意赅，一语中的。[2]“nature balance”，即“生态平衡”，中西融合。

刘文典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涵盖了政治学、哲学、宗教学、教育学、军事学、文化学、翻译学、文学、艺术、生物学、医学等方面，会通研究，而不满足于就庄子论庄子、就淮南子论淮南子。超越是刘文典先生“一以贯之”的精神，他永不知足，一生都在不断地超越古人、超越前人，更超越自己。他的学术成就不只是自己时代的，还超越时代，长久影响。现在有些学者是有创新，可成名成家后，往往停步不前，坐享其成，吃老本，丧失创新能力。有的学者可怜的是格局太小，封闭、狭隘，自我限制，做进得去却出不来的学问，只能自我欣赏，自我安慰。[3]

[1]台北《传记文学》，第52卷，第6期，1988年6月。

[2]刘文典《刘文典全集》卷4附录，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71页。

[3]参见欧明俊《论夏承焘的学术精神》，《夏承焘研究》第一辑，线装书局2017年版，第281-288页。

九、刘文典先生的学术精神对当下学术研究的启示意义

我们今天隆重纪念刘文典先生，研究和学习先生的学术精神，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而纪念，为了研究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接续先生的未竟事业，承继先生的学术精神，发扬光大。应思考的是，我们如何学习他担当、谦虚和自省、执着、严谨、自信、独立和自由、怀疑和批评、独创和超越精神，做真正的学者，做真正的学问。要不断自省，不断反思，不断开拓，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要胸怀学术理想，追求真理，要做有思想、有深度的学问，做于当下和未来有益、有用的学问，做传世的学问，而不是为了学问而学问，更不是视学术为一次性消费品，视为异己化的工具。研究和表彰刘文典先生的学术精神，对当下学者的人格建设，对学者学术精神的养成，对学界的学风建设，对优化学术生态，皆极有启示意义。

原载张昌山主编《叔雅先生——国学大师刘文典诞辰125周年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版，第79-94页。)

欧明俊，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古典文献学硕士点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古代诗词和传统学术文化研究，著有《词学思辨录》《唐宋词史论》《宋代文学四大家研究》《陆游研究》《古代文体学思辨录》《古代散文史论》等。在《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中语中文学》、《中国散文研究集刊》、《宋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论衡》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兼任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欧阳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副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