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汝明 李诚一：我与刘汝明将军共事十年

29军高级将领

抗战初期，我任第九战区上校作战参谋，1939年被派赴刘汝明部任职，直至1949年刘渡海去台湾。

其间我曾先后担任六十八军少将副参谋长、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第八兵团副参谋长等职，与刘汝明共事十年，并深得其器重。刘部的重要军事行动我多所参与，平时朝夕相处，闲谈所至，对其生平亦有所闻。现就记忆所及，将我们共处所经历的事情叙述如兹。但因年代久远，恐难以周详，谨此说明。

刘汝明的早年经历

刘汝明的早年经历多是他平时向我谈起的，也有些是从别人处听到的。他出身贫寒，十几岁去天津当铺学徒，后来不甘受东家的欺压愤而离开，投效冯玉祥部队。冯玉祥初见他说：“你个儿太低，不合标准。”刘却说：“我才16岁，就不长了么?”冯玉祥见他口齿伶俐，就留他做自己的随从。刘汝明对冯玉祥十分忠实，冯对刘亦很重用，屡屡提拔，由班、排长直至师长。冯玉祥部下主要骨干有“十三太保”之称，即韩复榘、鹿钟麟、孙连仲、石友三、刘汝明等人。冯玉祥当年曾对他们说：“今天我为你们13人主盟，将来你们就是13个督军。”后来韩、石等人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先后投蒋，而刘汝明在蒋介石重金收买之下却不为所动，直到抗战爆发，冯玉祥失却兵权，蒋介石统领全国军队，刘才受蒋令作战。

1926年，刘汝明由旅长升任师长，4月中旬至8月中旬，刘率部孤军守南口，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阵地防御战的奇迹。1926年春，冯玉祥在直奉军阀及阎锡山的逼迫之下通电下野，去苏联求援，所部国民军由张之江代理指挥。4月中旬，原驻北京的刘汝明奉命撤往南口阵地，与奉系及直鲁联军作战。南门阵地工事依山凭险而筑，是国民军在苏联顾问指导之下修建的，十分坚固。当时国民军补给很困难，枪枝弹药缺乏，而直奉军装备优良，不仅有飞机大炮，兵力也是国民军的数倍。刘汝明在南口正面阵地，承受了直鲁军及奉军飞机大炮的猛烈轰击和多次进攻，伤亡惨重。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候，骑兵旅长马玉田对刘当面报告说：“我的骑兵旅损失完了，没有一个人了!”刘生气地指着马说：“你不是一个人么?”说着向前走了几步。恰在此时，一发炮弹正打中他原来坐的地方，刘幸免于难。类似的事还有。他曾津津有味地和我闲谈过以前作战的事：“当年冯玉样与护国军作战(后冯加入护国军)，我是连长。我带连队去夺取一个高地。有个排长畏缩不前，我叫他回来，自己带人冲上去。谁知对方炮弹恰巧打在这个排长所在的山凹里，排长被打死了，原来我就是在山凹里蹲着呢!”刘汝明部队在南口坚持到8月中旬，终于奉命撤退，原来的1万多人只剩下1000来人了。刘部在南口坚持了4个月，牵制了直奉军阀的大量军队，客观上帮助了北伐军在南方的作战。

刘部撤到西北后不久，冯玉祥自苏联回国。9月17日，冯率旧部在五原誓师北伐，西北军对其拥戴如故，热烈响应。未几冯部迅速到达下凉重镇，又向西安进军。当时属于北洋军阀的刘镇华部，号称l0万之众，包围西安城数月。城内守军是杨虎城将军及李虎臣的部队，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陕军系统。由于长期围困，城内缺食，至有易子而食的惨闻。刘汝明自告奋勇，轻装疾进，很快地到达了西安南侧地区刘镇华军之侧背，发动突然而猛烈的袭击，刘镇华部措手不及，仓皇溃走，其弟刘茂恩(任团长)被俘。刘汝明解西安之围受到了西安军民的感激和赞扬。

西安之围解除后，冯玉祥即初步统一了陕西省。1927年春，冯部编为10路大军向河南进发，并于6月与北伐军会师于郑州。1928年l0月，冯玉祥赴南京任军政部长，带刘汝明同去，刘任军政部参议。当冯将刘介绍给蒋介石时，蒋即说：“这是当年守南口的刘师长么?很好，很好，年青有为……”

1930年，中原大战时，刘任冯军第五路总指挥。当他进展到湖北均县及郧县时，武汉大为震动。当时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正与冯玉祥部在河南作战，鄂西空虚，蒋遂派员乘飞机送50万银行支票给刘。刘拒绝了，但对来人说：“我知道这个意思了。”

阎、冯失败后，西北军残部撤退到山西境内，刘汝明亦由鄂西地区北撤。当他到达孟津县北黄河渡口的时候，见特务师长魏凤楼也到达这里，但魏的态度有所犹豫，刘即对他说：“你是冯玉祥先生最亲信的人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拉着魏凤楼一同渡过黄河进入山西。

不久，西北军被改编为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刘汝明任副军长，后任一四三师师长，驻察哈尔。

1933年，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其大刀队名闻遐迩。砍杀日军数千人，令日军闻风丧胆。在日本人的《军令手册》上曾写道：这是(指长城抗战)日军之耻辱，是为教训。当时刘汝明部在长城的罗文峪口参战，在日军大炮轰击下潜伏着，直俟日军进到极近的时候，才突然跃起，与日军白刃相交，杀得日军猝不及防。刘部旅长李曾志在战斗中腿部负伤，伤好后走路跛了，被人称为“李跛子”。另一旅长李金田也受了伤。在抗战时期，有一天我与刘正站在一起时，李曾志和李金田来了。我对李曾志微笑着，刘以为我在讥笑李，正色对我说：“你看他跛了，那是他在长城抗战中被日军打跛的。”又指着李金田说：“他也受伤了，不过是轻伤。”我说：“我是知道的，正因为他一步一跛，但是精神抖擞，威风不减，我才笑的。”

率部抗日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汝明在张家口、汤恩伯在南口与日军作战。但当时报纸及一般舆论异口同声地只颂扬汤恩伯，而不提及刘汝明，甚至骂刘为汉奸。他这个汉奸阴影，一直到他参加保卫武汉大会战的时候。那时他已升任六十八军军长。我当时是陈诚的第九战区长官部的上校作战参谋，受军委会及第九战区派遣，赴刘部做联络工作，还有一个军委会政治部少将设计委员王恰民及军统局的电台组同往。陈诚面告我“主要是在政治上的联系”，也就是说防止刘当汉奸。另外，由于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电军委会及第九战区，控告刘部军纪极坏，派我们去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我曾经在宋哲元手下做事，1928年宋兼陕西省党部书记长时，我在该省党部训练部任秘书，1936年间。我在冀察绥靖公署宣传处任上校课长，与刘汝明相识，正因为这种关系，才派我去刘部。

我到达湖北广济县刘的军部，刘一见我就大发牢骚说：“我在张家口打了一个星期，一个师长受了伤，一个旅长阵亡，一个旅长受伤，一个团长(刘田)阵亡。刘田是你们湘乡人，是我最好的团长，你能了解清楚的!我还有7个营长阵亡，好几个受伤。还说我‘一枪未放’，‘汉奸’!难道这些人都是自杀的!自己打伤的吗!”刘田团长确实是我的同乡，离我家仅20多里地。张家口作战时，他捆好9颗手榴弹去炸日军坦克，英勇阵亡。我把刘汝明这些话原原本本电告蒋介石，并发军统一份。后来蒋介石在武昌召见刘汝明时，给他3万银元，他全部赏给士兵了。

以后我了解到，刘汝明的“汉奸”嫌疑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他的二儿子刘铁钧的岳父潘伯豪，是日本骑兵学校毕业的，曾任南京骑兵学校教育长，后因故被撤职，到刘部当顾问；又有张岚峰是日本炮校毕业的，在刘部任参议。这二人在抗战后均当了伪军。还有，在张家口作战时，南京认为刘有过南口作战的经验，令其守南口，而刘却因官兵眷属及财产等部在张家口而拒绝，后由汤恩伯去驻守南口。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刘便有了“汉奸”之嫌。在抗战中，其子刘铁钧与潘伯豪的女儿离了婚，并在战场上和大哥刘铁山背着高射机枪，奔跑着打日本飞机。后来刘铁山到美国去学空军，回国后在昆明机场服务中殉职。与刘从无私人函电来往的何应钦曾来电安慰，并对多人说过：“高级将领只有两人送子弟学空军，刘汝明其一也。”

1938年7月中旬，刘部奉命列入第五战区战斗序列，进驻湖北省广济县，担任长江北岸自小池口、红庙以西至大佛宦之线的守备。自7月中旬至8月20日，敌我相峙，屡进屡退。日军以陆海空联合作战，当面之敌为日冈村宁次所指挥的第六师团，配有日本空军司令及川古好敏率领的3个飞行团和日海军司令及川古志所率领的第三舰队。白天，日军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但刘汝明以其丰富的实战经验而镇定自若。有一天我和他在一个小草屋里正看作战地图，日军飞机飞临上空，我再三对他说躲避一下，他都说不要紧，直至日机飞到头顶上，他仍不去躲避，对我说：“日机来，未必轰炸我们这个地方；即是轰炸这个地方，未必是炸这所小房子；炸了我们这房子，未必炸中你我二人。”终未离开。与我同来的王恰民，一听飞机响就腿软，后来回后方去了。

在广济期间，刘部军纪不大好，官兵的眷属随军南下，衣物细软等拖泥带水，在北方有火车、马车或卡车运送，到了湖北江边是湖沼地带，只能手拉肩挑，整个军队乱哄哄的。官兵系北方人，不知蚊虫厉害，没有备蚊帐，适逢夏秋间，湖沼地带蚊声如雷，咬人甚烈，大批官兵得了疟疾，医药又奇缺，以致病死者达数千人。与日军作战阵亡者也没有这么多。然而刘汝明部在此地一直坚持到8月20日，才奉命撤退。日军第六师团伤亡亦大，据说先后补充兵员数次。

8月20日撤退那天，约在中午12时许，日军的枪声突然在我的住房附近响起。我电话问刘，他大骂友军(八十四军)不遵守命令，本应在下午5时撤退却在上午10时就撤走了。他当即亲自率警卫部队占领一个小山头抵抗，同时命令副官处长陈凤鸣说：“我们800个伤兵，若有一个未运走者，杀你的头！”与此同时，我先行撤退，走了约20里地过了松阳桥后，给蒋介石发了电报，告知刘部情况。两个小时后，蒋即复电问刘的下落。不久刘汝明到了这里，我将蒋电示之，刘颇感激蒋的关切。以后刘部奉调浠水，后转黄陂县休整。

10月25日，武汉弃守，刘部奉命撤往鄂西北，并以一部急赴应山。其实应山早已失陷，日军已超越兖花公路了。刘汝明令四二七旅阎尚元开往应山，刚到应山城附近，阎即为日军迫击炮击伤腿部，沿兖花公路撤退之第五战区各军百多门大炮被日军掳去。

日军虽然越过了兖花公路，但无力控制这条公路。我和刘汝明率手枪队及电台人员乘卡车沿这条公路向鄂西行驶。当我们宿营于马坪镇(安陆县境内)时，撤退的零星小部队都说：“这里有六十八军军长在，就是有一个军在这里。不要怕，慢慢地走吧。”其实只有上述那些人。刘汝明要在此地等候自己的后续部队都到达以后才离开。西北军所谓子弟兵，是上下不相离的。

不久，六十八军奉令调河南省泌阳县，负责确山，明港、桐柏、泌阳160里之防线，与信阳方面的日军对峙。是冬，何应钦参谋总长到樊城，召集第五战区军长以上会议。未几，蒋介石到西安又召集第五战区及第一战区军长以上会议。刘在参加会议回防后有声有色地对我说：“委员长一到讲台上，把帽子一放下就说：‘我是不想来的，但是这次江北撤退，第五战区失掉了百多门大炮，应由谁人来负责?李副长官(品仙)你报告，若报告错了，我知道的。’李品仙的报告是从奉令撤退讲起的。蒋说：‘不要那么长，只说在兖花公路上撤退的情形。’李说：‘当时我要子亮(刘汝明)派一部去占领应山，掩护我在兖花公路上的撤退。后来应山失守，子亮兄没有告诉我。’蒋说：行了，不要往下说了。’于是会场空气紧张起来，大家看着我，张自忠等人暗地递纸条给我，要我请求申辩。我未动。散会后，蒋即召我去谈活。一见面，蒋说：‘很好很好，你在应山打得不错，旅长受伤了。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没有。’就出来了。”一会儿又说：“我一听蒋先生说‘报告错了，我知道’，我心里就有底了，知道你的电报蒋已看到了。”原来日军之所以能那样快地占领应山，是因为在平靖关(应山以北)的作战部队(两个师)提前撤走，日军不战而通过平靖关南下应山。这一情况刘当时曾让我电告蒋，所以蒋介石并没有责备刘。

1939年春，信阳日军以—个旅团北犯我明港阵地，工事全被日军炮火击毁。一一九旅退据明港西北地区。重庆军委会电令确保距明港90里的确山，刘没有死守命令，而是抽调驻防桐柏地区的两个旅迅速向明港以南挺进，切断敌军后路，令一一九旅向明港之敌反攻，令军部控制之预备队独立二十七旅星夜由泌阳的曾沟向铁道线挺进，腰击由明港向确山进犯之敌。翌早，日军飞快回窜，我军仅截击其少数后尾部队，俘虏日军两名，明港阵地收复。后来白崇禧、何应钦在军事汇报中说，这8个月中第五战区没什么重大军情，只有六十八军刘汝明大胆抽凋兵力，集中使用，击破日军在攻占明港后向确山进犯之企图，恢复了明港。另有庞炳勋部在开封地区也有一次主动作战等等。

1940年春，由信阳出发的一路日军(另一路由开封中牟地区出发)向六十八军当面猛烈进攻，气势颇凶，六十八军在泌阳王店等处稍事抵抗后即向王店西北地区撤退，日军进占南阳。当时六十八军参谋长崔贡琛和我均主张军队集结到铁道以东地区，那里没有日军。但刘决定集结到西北地区，以钳制南阳之敌。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知道后，在洛阳对石敬亭 (任军风纪视察团主任)说：”刘军长有二三万人之众，驻在泌阳西北地区，控制了叶县南阳之间地带，日军必不能久据南阳。”并以此意电慰刘。刘遂对我们说：“郭寄峤这句话表现是一个内行。”后来南阳之敌果然迅速撤走，并处处遭到刘部袭击，损失不少。刘对我说：“我 8个团都打上仗了，若往东撤。就打不上了。”我亲眼看见一个小山沟中，有40余名日军骑兵被歼灭。此后，刘汝明部曾由泌阳地区向罗山挺进，策应在大别山的第二十—集团军作战，击退从信阳来犯之日军，受到重庆军委会嘉奖。这时我已任六十八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

1943年春，刘汝明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移驻南阳城外12里的相国寺。六十八军军长职由其弟、暂三十六师师长刘汝珍升充，原六十八军参谋长崔贡琛调任暂三十六师师长。第二集团军下辖两个军，即五十五军(曹福林)和六十八军。五十五军重点守备唐河地区，六十八军部署在南阳地区。

1945年春，日军大举进攻老河口(第五战区驻地)及南阳两大军事重镇。进攻南阳之敌分3路来犯，一路攻击暂三十六师守备的南召之线，三十六师崔贡琛部进行了坚决抵抗，但作战失利，退向淅川地区；一路日军进攻驻唐河地区的五十五军，该军经过一定的抵抗后，向西南撤退至孟家楼，利用有利地形，又与日军激战，双方伤亡惨重；第三路日军攻击的重点是南阳，集中炮火轰击南阳城内外工事。城外诸葛庵及玄庙观的两个据点各驻一个连，除一排长幸存外，其余全数阵亡。负责南阳守备的一四三师师长黄樵松率部在城内坚守了一个星期之久(该师为刘汝明的基本部队，最为有力者)。由于孤军守城，刘汝明断然下令该师撤退，并令所辖两个军全部向鄂西的均县、郧县集结，守备川鄂边区。南阳遂告陷落。

南阳是军事重镇，原在此地配属了中央炮兵十六团，团长姓刘，另配有援华抗日的美国空军。由于从未有联合演习过，在此次作战中美国空军飞机将炮十六团给轰炸了，致使官兵慌乱一团，大骂美国空军。日军乘机掳去我大炮23门。对于这次失败。陈诚大怒，声言要枪毙炮团刘团长。刘汝明得知，即电陈诚说，该团失去了23门大炮，应由我负责，因为这是我指挥的。后来陈诚给刘团长以撤职处分。刘汝明一向对部下肯负责，所以能得部属之心，我亦因此愿为其效命。

参加内战

抗战结束后，刘奉命由鄂西移驻河南许昌，接受日军一个旅的投降。随后其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番号取消，改为第四绥靖区司令部，刘为司令官，移驻开封，奉命整编。刘最不耐烦“整编”二字，曾慨然谈及冯玉祥当年成败得失之旧事说：“西北军本是铁的团体，后来冯先生听石敬亭参谋长的话，以为诸老将领如韩复榘、石友三等功多权大跋扈，宜稍事抑制，以后遂提拔一些新进，如梁冠英、吉鸿昌等。结果离心离德。”这次整编，六十八军及五十五军均整编为师(内战开始后又改为军)，原来辖的3个师分别整编为两个旅。还有一些其它部队如：原孙桐萓部两个师整编为八十一旅，归六十八师；原石友三旧部五十九军整编为一八一旅，归属于五十五师；其他原西北军的零星部队及张岚峰的伪保安总队编为两个旅，也归刘部统辖。这是蒋刘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