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读书笔记]《思考中医》

屠呦呦获得诺奖后，又掀起了一股中医药的热潮，前不久里约奥运会上菲尔普斯身上的印记又把中医”拔罐“推到了世人眼前。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医药文化凝结着多种中华文化的精华，与哲学、汉字、饮食、文学、民俗紧密相连，从历史上来讲，它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从现实上讲，它依然是我们养生保健、防病治病、健康长寿的一个选择，不仅在国内，而且现在日益走向国际。

毛泽东曾说过：“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饭菜。饮食也是文化。”说起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为什么不说“四大发明”而说“中医中药”和“中国饭菜”？大约是“四大发明”举世所共知，并被广泛运用，而“医药”与“饭菜”却更有待于发展和推广。

1.跳过中西医之争看医学

争论焦点：从科学角度看，中医理论的科学性问题；从方法论角度看，中医学方法的价值和可行性问题，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相互有关联的。从科学的形态而言，只能“唯一”，还是允许“多元”；而就争鸣的表现形式而言，也始终是在“两极中振荡”，即或极端排斥，或死抱着传统不放。所有关乎中西医学之争或中医学讨论的话题，首先应该明确一点：医学究竟是什么？又不是什么？这个就许多人看来属不言而喻、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的，却恰恰是重要问题之所在。

中医是一门道器合一的学问，“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现代科学所探讨的物质世界是“形而下”的器世界，中医既有形而上的成分，又有形而下的成分，强调形神合一，形与神俱。中医素有“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说法，好的医生应该是是在疾病产生之前通过各种调养方法来增强体质，使身体免于疾病的侵犯。因为人体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如果运作正常，是有抵抗疾病的能力的，中医的种种养生和治疗都是为了维持或恢复人体这个子系统的正常运转，疾病便没有入侵的机会。所谓“上兵伐谋”，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医讲“同病异治”，同样是感冒，在不同时节的感冒的病因是不一样的，针对不同的人开的药方也是不一样的；同样，中医也讲“异病同治”，两个人不同的疾病，中医有可能给他们开出完全一样的方，因为他们的病因是一样的，因不同的体质，产生不同的结果。真正的中医从来不说中药没有毒副作用，“是药三分毒”中药的毒其实来源于药的偏性，人生病就是身体处于一种偏的状态，中药的作用机制就是通过药的偏性来纠正人身体的偏性。偏性极强极烈的就是毒药，但是毒药仍然是可以治病的，在中医看来，“毒药”仍然属于“药”。有些最难治疗的疾病，就只能通过某些剧毒的药来治疗，所谓以毒攻毒。例如一些癌症病人服用的药，里面可能会含有大剂量的有毒的附子，而中医也常常用砒霜来治疗白血病，这点也已经被西医所证实。所以对正常人来说致命的毒药，对某个病人来说可以是救命的药。药就犹如外科医生手中的手术刀，如果不锋利，怎么做手术。

3. 中医药跨文化传播面临的问题

问题之一：中西方哲学思想的不同所带来的西方对中医药认识的偏见

文化是社会的产物，特质是带有鲜明的社会和历史的印记。文明是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反映，包括经济、教育、科技等等。文化和文明的核心是哲学，作为带有文化和科学特质的中西医两大医学体系有着哲学的烙印。面对人的生老病死，两种哲学思想有着各自不同的时空观，形成了两大医学体系不同的健康理念。

中医药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通过望闻问切的方法来诊断和治疗疾病。所关注的不是人的某一器官的实体，而是整体的人，强调的是对疾病治疗的辨证论治，这正是中医药的精华之处。

西方医学作为应用科学注重的是人体的器官和化学构成，它是直接针对病痛本身，通过视触叩听，及“声、光、电、磁”等一系列理化手段去诊断，医生关注的是疾病诊断的客观性以及对病因的科学解释，解除病痛本身是医生的最大责任。

这种差别本是中西医在治病理念、方法上的不同，而不是科学与否的差异。正像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1984年在世界第17届内科学术讨论会上指出的那样： “中医和西医在技术上结合比较容易，但要使两种医学哲学取得统一，恐怕是极为困难的。”中西医之间本是理念不同，并无优劣之分，但国外一些人仅因为对传统中医的诊断方式方法和中草药的成分持有异议就断然认为中医药不科学，把中医药当成相对于西医的“另类”科学、甚至是“伪科学”，这显然是偏见在作怪。实际上，中医和西医两大医学体系之间的差异不是谁先进谁落后之争，而是哲学思想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求同存异、并行发展、相互借鉴的关系。

继承与发展中医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